一个苏联KGB特工和一个美国CIA特工互相吹嘘各自的机构是如何的杰出。
那个KGB特工得意地说到：”我们拥有你们美国过去15年里所有导弹发射的详细数据。”
CIA特工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不算什么。我们CIA掌握着你们苏联未来15年里所有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苏联政治笑话
这是一则关于政治体制的笑话。在民主政治下，只有等到选举结果出来，才能知道谁是国家领导人。在非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是内部提拔指定的，在走过场的投票前就已毫无悬念。自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这22亿人的分布相对集中，其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一个国家。尽管民主化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民主化时代仍然可能是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该趋势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一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潮流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两者之间还没有可见的正式关系。
中国能够长期地置身于民主化的潮流之外，这与民主政治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在中国遇到的阻力，常常来自下面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配不上中国；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配不上民主。但是，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同时成立，很可能是同时不成立。
“民主配不上中国”这个观点由两个相反的看法组成。一种看法认为，共产主义早就超越了民主，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当然配不上中国。民主是个贬义词，象征着低级与落后，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特有的产物，中国要实现的是共产主义。民主党派这个称呼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跟共产党相比，民主党派要整整低一个等级。民主党派的党校被称作社会主义学院，而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原名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按照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低级的西方民主，当然配不上最高级的共产。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太古老，民主太年轻、太天真。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文明古国，有其独有的政治传统和价值观。而现代民主发源于英国这个历史不长的撮尔小国，而美国历史更是不足三百年，他们的东西怎么能跟天朝相比。民主是西方的东西、是舶来品，谈民主是崇洋媚外。民主这个东西，中国人不必学，也不值得学。
这两种看法，一个认为中国很新，在意识形态上最先进，一个认为中国很古老，文明最悠久，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一样，中国不需要民主，民主也配不上中国。问题是：这两种观点能同时成立吗？
如果说上面这个观点是以反对民主的面貌出现的，下面这种反民主的观点则是以认同民主的面貌出现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太认同民主了，以至于反对中国实行民主，理由是中国人素质太差，只配专政。如胡适先生所注意到的，许多国人太热爱民主了，以至于主张专制独裁：”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个结论已被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史一再证明。民主虽好，但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民众缺乏民主素质。中国人没救了，什么都搞不好，什么好东西来到中国都会变样。就算是中国有了民主，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也必然令民主政治在中国完全走样变型在民众素质差的地方推行民主会带来混乱。。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作家柏杨也有著名的”酱缸理论”。
民主配不上中国与中国配不上民主，这两种观点表面上自相矛盾，但在根本点上它们却是高度一致，有谋而合的：这就是中国不需要民主。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是违反常识的。
我同意胡适先生的判断：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所谓常识，就是寻常人都能理解、并且掌握的知识。专政基于的是反常识，民主基于的是常识。有懂得常识的人，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只要公民有常识，就能实行民主政治。
以中国优越论为例：中国是文明古国，号称文明从来没中断过，可几千年积累下来，为什么老百姓的素质依然太低呢？很显然，漫长的专制对国民的负主要责任。许多现代国家的历史才几百年，为什么人家的老百姓素质却比中国国民的素质高呢？很显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实践熏陶、改进了国民素质。说中国因为历史悠久就不需要民主政治，在悠久与优越之间话等号，显然是违反常识的。中国民主进程的缓慢，这让不少认同民主的人产生了绝望情绪。但问题是，你不能用绝望来治疗绝望。
再以素质论为例。所谓素质，是在特定制度下长期训练养成的。素质低，这是专制的结果，没有民主，老百姓的素质就会越来越低，那么，何时才够实现民主？确实，公民的素质对民主政治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在民主政治下，臣民才能变成公民。公民素质的真正提高，离不开民主政治。正如胡适先生所说，人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事实上，素质并非民主的障碍，也不构成不需要民主的理由。国民素质并非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非民主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换言之，要想提高公民的民主素质，必须先有民主实践。
还有，有人担心：民主会带来混乱。民主政治会带来混乱吗？在一些国家，确实出现过议员打架、百姓对立的事，应该正确看待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纷争，议员打架、百姓争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本身。在民主政治初期，议会中出现肢体冲突，恰恰说明议会所审议的议题非常重要，议员们非常在意。议员打架，固然不妥，但总比会场上一片昏睡好。再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大乱，哪次是民主造成的呢？依我看，都是因为不民主才混乱。当民主政治缺席的时候，越维稳，结果越不稳！在中国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怪圈，即治乱循环。每当文明达到一定高度、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便会出现动荡，将一切清零。导致治乱循环和混乱的正是因为没有民主。
百年以来，甚至连文化素质很高的人士都认为；强权是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他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他们相信，没有由来已久的那种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然而，每个王朝的结局都告诉人们，终究有一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权自身实在支撑不去了。强权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人们可以向往强权，但是不能阻止强权辜负人们的期望。我要说：强权不是答案！威权不是答案，没有永远不衰落的强权，因而也没有永远不可替代的强权。
有人说，中国需要戈尔巴切夫，但是没有索尔仁尼琴，没有萨哈罗夫，没有团结工会，没有冲破柏林墙，就没有戈尔巴乔夫。有人说，中国需要蒋经国，但是没有美丽岛，没有一波接着一波的争取解除党禁与报禁的公民运动，就不会有蒋经国。不要问中国的蒋经国在哪儿，也不要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要问造就蒋经国与戈尔巴乔夫的公民态度与公民行动在哪里，戈尔巴乔夫与蒋经国就出现在哪里。
什么时候中国没有民主党派了，中国就有民主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用绝望来治疗绝望了，中国就有希望了。什么时候能回归常识，上述反民主的调调就不攻自破了。
转自：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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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
一个苏联KGB特工和一个美国CIA特工互相吹嘘各自的机构是如何的杰出。
那个KGB特工得意地说到：”我们拥有你们美国过去15年里所有导弹发射的详细数据。”
CIA特工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不算什么。我们CIA掌握着你们苏联未来15年里所有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苏联政治笑话
这是一则关于政治体制的笑话。在民主政治下，只有等到选举结果出来，才能知道谁是国家领导人。在非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是内部提拔指定的，在走过场的投票前就已毫无悬念。自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这22亿人的分布相对集中，其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一个国家。尽管民主化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民主化时代仍然可能是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该趋势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一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潮流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两者之间还没有可见的正式关系。
中国能够长期地置身于民主化的潮流之外，这与民主政治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在中国遇到的阻力，常常来自下面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配不上中国；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配不上民主。但是，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同时成立，很可能是同时不成立。
“民主配不上中国”这个观点由两个相反的看法组成。一种看法认为，共产主义早就超越了民主，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当然配不上中国。民主是个贬义词，象征着低级与落后，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特有的产物，中国要实现的是共产主义。民主党派这个称呼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跟共产党相比，民主党派要整整低一个等级。民主党派的党校被称作社会主义学院，而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原名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按照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低级的西方民主，当然配不上最高级的共产。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太古老，民主太年轻、太天真。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文明古国，有其独有的政治传统和价值观。而现代民主发源于英国这个历史不长的撮尔小国，而美国历史更是不足三百年，他们的东西怎么能跟天朝相比。民主是西方的东西、是舶来品，谈民主是崇洋媚外。民主这个东西，中国人不必学，也不值得学。
这两种看法，一个认为中国很新，在意识形态上最先进，一个认为中国很古老，文明最悠久，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一样，中国不需要民主，民主也配不上中国。问题是：这两种观点能同时成立吗？
如果说上面这个观点是以反对民主的面貌出现的，下面这种反民主的观点则是以认同民主的面貌出现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太认同民主了，以至于反对中国实行民主，理由是中国人素质太差，只配专政。如胡适先生所注意到的，许多国人太热爱民主了，以至于主张专制独裁：”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个结论已被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史一再证明。民主虽好，但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民众缺乏民主素质。中国人没救了，什么都搞不好，什么好东西来到中国都会变样。就算是中国有了民主，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也必然令民主政治在中国完全走样变型在民众素质差的地方推行民主会带来混乱。。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作家柏杨也有著名的”酱缸理论”。
民主配不上中国与中国配不上民主，这两种观点表面上自相矛盾，但在根本点上它们却是高度一致，有谋而合的：这就是中国不需要民主。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是违反常识的。
我同意胡适先生的判断：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所谓常识，就是寻常人都能理解、并且掌握的知识。专政基于的是反常识，民主基于的是常识。有懂得常识的人，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只要公民有常识，就能实行民主政治。
以中国优越论为例：中国是文明古国，号称文明从来没中断过，可几千年积累下来，为什么老百姓的素质依然太低呢？很显然，漫长的专制对国民的负主要责任。许多现代国家的历史才几百年，为什么人家的老百姓素质却比中国国民的素质高呢？很显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实践熏陶、改进了国民素质。说中国因为历史悠久就不需要民主政治，在悠久与优越之间话等号，显然是违反常识的。中国民主进程的缓慢，这让不少认同民主的人产生了绝望情绪。但问题是，你不能用绝望来治疗绝望。
再以素质论为例。所谓素质，是在特定制度下长期训练养成的。素质低，这是专制的结果，没有民主，老百姓的素质就会越来越低，那么，何时才够实现民主？确实，公民的素质对民主政治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在民主政治下，臣民才能变成公民。公民素质的真正提高，离不开民主政治。正如胡适先生所说，人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事实上，素质并非民主的障碍，也不构成不需要民主的理由。国民素质并非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非民主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换言之，要想提高公民的民主素质，必须先有民主实践。
还有，有人担心：民主会带来混乱。民主政治会带来混乱吗？在一些国家，确实出现过议员打架、百姓对立的事，应该正确看待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纷争，议员打架、百姓争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本身。在民主政治初期，议会中出现肢体冲突，恰恰说明议会所审议的议题非常重要，议员们非常在意。议员打架，固然不妥，但总比会场上一片昏睡好。再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大乱，哪次是民主造成的呢？依我看，都是因为不民主才混乱。当民主政治缺席的时候，越维稳，结果越不稳！在中国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怪圈，即治乱循环。每当文明达到一定高度、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便会出现动荡，将一切清零。导致治乱循环和混乱的正是因为没有民主。
百年以来，甚至连文化素质很高的人士都认为；强权是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他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他们相信，没有由来已久的那种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然而，每个王朝的结局都告诉人们，终究有一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权自身实在支撑不去了。强权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人们可以向往强权，但是不能阻止强权辜负人们的期望。我要说：强权不是答案！威权不是答案，没有永远不衰落的强权，因而也没有永远不可替代的强权。
有人说，中国需要戈尔巴切夫，但是没有索尔仁尼琴，没有萨哈罗夫，没有团结工会，没有冲破柏林墙，就没有戈尔巴乔夫。有人说，中国需要蒋经国，但是没有美丽岛，没有一波接着一波的争取解除党禁与报禁的公民运动，就不会有蒋经国。不要问中国的蒋经国在哪儿，也不要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要问造就蒋经国与戈尔巴乔夫的公民态度与公民行动在哪里，戈尔巴乔夫与蒋经国就出现在哪里。
什么时候中国没有民主党派了，中国就有民主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用绝望来治疗绝望了，中国就有希望了。什么时候能回归常识，上述反民主的调调就不攻自破了。
转自：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