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關公戰秦瓊？中文互聯網改良與激進之爭的虛妄

過去一週，中國互聯網上發生了一場激烈論戰。爭論源於時評人莫之許對韓寒「轉變」中知識分子角色的批評，引起在港的著名人權活動者曾金燕撰文表達擔心。爭論圍繞着「改良」和「激進」的兩條道路展開，然後轉到對「公知」群體、對「革命」道路的爭論。各種新舊恩怨交織其中，理論探討混雜着種種不堪的「口炮式」人身攻擊。

這場爭論，似乎在中國公民社會遭遇嚴厲打壓之後，打開了一個火山口，以內部激烈鬥爭的方式展開檢討，重新定位未來公民運動的方向。

在革命的問題上，沒有什麼比陳舊的形式更令人沮喪，害怕革命的人總是拿「革命作為一種歷史往復」來批評革命。而列寧《國家與革命》的歷史意義，也正在於試圖突破革命之後政權從一個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窠臼。不過，歷史的發展，各種革命道路的結局，甚至今天中國公共領域對未來革命的有限討論，都陷入過時話語的重複和革命想象的貧乏。

這大概是當前中國所有渴望社會變革、投身民主的人士所面臨的困境，也是圍繞變革道路產生激烈爭論卻無寸進的根源，遑論共識和團結。

在各種公開和私下的辯論中，辯論各方都操持着與官方意識形態幾乎同構的話語和思想資源，捲入爭吵的「公知」界依舊喜以清末革命為題；而「口炮黨」人的文章不脱「三家村」以來的媒體雜文風格，甚至其罵戰、「鬥狠」的方式與程度，都不遜「文革」。他們善用同樣的機靈和白話來討好擁躉，在製造閲讀快感的同時，卻難掩蓋邏輯的蒼白、話語的單調和內心的投機，在批判韓寒的同時，不自覺地步上韓寒化的道路。

革命想象，與89之後的中國公民社會

想象的貧乏背後，是理論的貧乏、哲學的貧困。而對革命的想象，需要更為豐富、長遠的社會想象作為基礎。否則，對革命的強烈渴望極易導致將革命目標本身簡單地等同革命路徑，為革命而革命，陷入排他性的狂熱之中。這是革命的反智主義，也是一種新專制。

加拿大社會學家查爾斯.泰勒在《現代社會想象》（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一書中，把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道路歸為摩尼教影響，即個人認知和公共動員的結合。儘管1905年蘇維埃已經出現，列寧卻直到1917年初也未充分認識到它的意義，對革命的想象端賴社會的想象。

整個現代社會的建構，無論市場資本主義還是世俗社會，或者美國與法國革命，都是想象的產物。因為無論美國革命還是法國大革命，革命力量最初都是在舊的、保守的合法性基礎上調動起來的，法國人民攻佔巴士底獄的初衷，也是為了搶奪傳說中的儲藏武器抗擊瑞士僱傭軍。而關鍵的革命轉變，卻是如泰勒所說，「在導致革命結束的因素中，大眾民意的變化是其中一個良好的因素，它發展了一種新的社會想象，使得正常的有秩序的選舉具有表述人民意願的意義。」在此前潘恩的權利理論激勵或者盧梭的道德主義想象下，這兩次革命最終分別帶來了代表制和人民抗議，標誌着人民主權的形成，也是現代政治的開端。這就是革命，一個建立在長遠的社會想象基礎上的構建和引導。

類似的，1989年的中國革命，作為1950-53以來共產主義陣營內部要求改革抗議的最後一次，卻觸發了整個蘇東陣營的解體，其革命意義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認識和重新詮釋，不僅影響了人們如何評估89遺產（如1989之後持續卻不成功的民主運動），而且妨礙着公眾對未來中國轉型－革命的想象。

1990年代，中國先後引入公民社會概念和國際人權公約，將1989年抽象簡單的民主原則轉化為具體權利和利益訴求。在此基礎上，得以逐漸形成21世紀初十餘年興起的全國性維權運動，以及公眾對温和公民社會主導的民主轉型道路的期望。不能不說，此種社會想象，不僅合乎國際社會趨勢，而且在中國中產階級政治力量興起之前，就先驅性地拓展了1989的政治遺產。畢竟，1989的失敗，很大程度緣於缺乏公民社會的傳統、組織和動員，這是中國和波蘭及其他蘇東國家最大的區別之一。後者在極權主義的殘酷統治下，仍然利用天主教（波蘭）和新教（東德）的組織，維續着知識分子的政治異議和反對力量（如捷克斯洛伐克），發展出團結工會，從1950、1953到1956、1968、1980年，間斷性地發動着抗議運動甚至起義。此種公民社會也在理論上被總結為政治公民社會，區別於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其中湧現的瓦文薩（Lech Wałęsa）、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領袖人物，也是那些1989之後轉身投入公民社會建設的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理想模式和榜樣。

當然，蘇東的政治公民社會，並非中國公民社會唯一的想象。伴隨着市場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建設進展，冷戰時代美國民權運動和西歐1968「五月風暴」及之後新社會運動的經驗，以及冷戰後諸多發展中國家新建公民社會和民主轉型的經驗，也在過去20餘年間因為媒體開放、學術和公民社會組織的國際交流而逐漸引起興趣，開始幫助中國公民社會學習、拷貝社會運動的理念、手法和模式，幫助改善業已興起的維權運動。

只是，這一相較蘇東轉型更為豐富的經驗和社會想象的建構，其引入進程以及對中國公民社會的影響，才剛剛開始。從海外學習歸來、關注各類具體社會運動的新生代知識分子，如女權、LGBT、環保等，尚未進入知識分子的主流。

而與此同時，被官方意識形態嚴格框定的思想資源，卻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敘說有深遠影響。雖然存在漸進主義的轉型共識，日益上升的個人集權、法西斯主義加劇、國家主義主導的國家－社會關係，卻已經極大削弱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加之中國知識界傳統上對社會運動陌生、依賴於國家供養，無論其各種思潮如何漲落，總體上始終無法脱離後1989時代「告別革命」——害怕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心理桎梏。中國知識界因而總體上趨於保守，社會思潮光譜也因此欠缺社會運動的參照而空白着激進一端（貌似激進的毛主義則屬於極端保守的另一端），真正的激進主義如託派和無政府主義等因人少、謹慎，並未真正進入公共輿論。

但是，當1999年西雅圖以來新興的公民社會力量，先後在21世紀的烏克蘭、埃及、緬甸、泰國、希臘等國發動了新一波的「顏色革命」之後，他們的中國夥伴，卻在2011年後面臨當局的懷疑、打壓和收編，正在淪為限制性、合作性的、從屬黨國的社會輔助。與此同時，他們也遇到了一支小股「激進主義」聲音的側擊，即所謂口炮黨。

應該說，這幾乎是任何社會運動走向運動生命週期終結的必然，一個運動往往朝四個方向分化：體制化、商業化、激進化或者消失。口炮黨便是在維權運動的黃昏之際，以激進主義的姿態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平行着維權運動的公益化與「政府採購服務」的體制化。傳知行、眾澤、益仁平、番禺打工服務部等諸多獨立NGO則與此同時被取締。

然而，作為一股激進主義勢力的「口炮黨」，卻跟19世紀初英國的盧德主義（Luddism）很相似。

「口炮黨」：是激進力量，還是無效的盧德主義？

19世紀的盧德主義者，懷抱田園主義夢想，砸毀機器，破壞公共領域，雖然激進，卻組織不起大範圍的行動；口炮黨人則在互聯網空間喧囂，如鍵盤飛車黨一般濫觴於防火牆外的推特空間，不吝各種生殖器修辭的語言暴力攻擊温和派，特別針對「公知群體」，即所謂「口炮」，而非動員，也不是直接瞄向統治集團及其體制本身，也因而對黨國難以構成直接威脅，構成中國互聯網公共輿論的激進一端。

因為，就成員構成來說，如口炮黨人自承，更像是一個虛擬幫派，圈子認同超過反對意識：大部分可算是票友性質，職業上屬於「互聯網無產階級」，熱衷轉發，並無明確觀點；少部分捲入過草根維權活動，或因互聯網言論在2011年後多有短暫被拘禁經歷。應該說，類似的群體在中國很多，算是中國當下新媒體生態和網絡公民社會中頗有代表性、卻很普遍的極化社團現象。

而對這個群體有着較大影響的意見領袖，如「口炮黨人選集」文章所代表的政治觀點，雖然表面上激進，但通常以市井的語言和認知邏輯，以簡單化的理想類型的，套用奧威爾1984描述的極權主義想象，來代替現實政治認知。更重要的，他們厭倦各種理論和術語，似乎天然反理論，在嘲笑「中南海占卜學」的同時，不願意研究統治者和統治技術，寧願視之為黑箱政治。以至於當他們遇到理論辯論時，往往避開談行動；當遇到行動策略和動員的辯論時，往往避開只談立場。這與他們批判的韓寒竟然驚人相似——後者一度以類似的市井語言邏輯和反精英到近乎反智的激烈姿態嘲諷醜惡現實，而輕易贏得許多粉絲。

這一切，使得「口炮黨人」不僅不懂得區分公民社會類型，更不知道自己也屬於某種類型的公民社會，而將公民社會主導的、以連綿社會運動為型態的、正在進行中的社會革命簡單等同於漸進主義、改良主義，或者與虎謀皮、形同合作、「通敵」；而且，他們認定現在和未來的中國的「新極權」下，儼如「冰河世紀」、「黑暗時代」，也就「沒有公民社會」、「沒有黨內路線鬥爭」、也「不會改良」，從而斥公民社會建設為一條不可能之路。

另一方面，他們批評改良派對革命的想象侷限在清末革命的同時，自我的革命想象卻更接近盧德主義同時期嘉慶統治年間發生的華北八卦教起義。八卦教信徒也採取去中心化的多圈子傳播模式，他們與之前的白蓮教、羅教及其衍生的義和拳一樣，繼承了與歐洲千禧年運動頗有淵源的彌勒崇拜傳統，相信末世主義，自然不願意分析統治者的政局和策略，而慣於利用簡單的「八字真言」（真空家鄉無生父母）進行傳播、動員。再看今天口炮黨人口口「千呼萬喚不如街頭一站」，期待某個時機的到來，如經濟危機或者「大洪水」，然後「暴民」一擁而上，簡直可謂其翻版。

然而，現實政治中，即使他們的理想模式——2011年開羅塔希爾廣場（Tahrir Square ）或者2014年基輔歐洲廣場（European Squqre）爆發的革命，也依賴2005年以來埃及公民社會組織的成長，和烏克蘭反對力量的存在。即使在朝鮮、古巴之外最為接近極權主義的緬甸，每隔一、二十年，也間斷性爆發一次大規模抗議，體現着「緩性群眾」如朝聖一般的堅持和政治佛教的潛在力量，而非暴民。理論上，口炮黨人簡單將理想類型的概念代入現實，甚至等同現實，把一個處於高度威權主義的體制等同於理論上抽象的極權主義政權，犯了通常只有低年級研究生才犯的錯誤。

此種錯誤的心理基礎，大約是經歷了大屠殺恐懼之後的虛無主義。面臨威權主義對公民社會壓制的加劇，吸引着更多從未經歷過大恐懼，而被些許小恐懼就嚇壞的追隨者，共同產生了一種盧德主義式的簡單激進主義。1989的未竟革命成為田園夢想，然後以互聯網語言暴力圍剿那些他們認為不夠激進的人，破壞着脆弱的、有限的公共輿論空間。他們又無法以更普遍的教義動員起更廣泛的人群。畢竟， 一面散播着如「冰河世紀」一般「新極權」來臨的恐懼情緒，一面又嘲笑着其他感到恐懼的人，只有他們是無所畏懼的，彷彿吞了符水便能刀槍不入的義和拳，這樣一種英雄主義情結或者只是「牛二斗狠」的高級潑皮形象，確實很難為彷徨中的公民社會所接受，遑論開始接受公共理性生活的市民－中產階級。

口炮黨人有關革命的想象，因此可謂是蒼白的。他們盧德主義式的激進，與中國傳統中的太平天國、義和拳，毛主義的紅衞兵甚至當下的「小粉紅」如出一轍，無時無刻不暴露着哲學的貧困，無法為社會運動或者公眾貢獻新的政治想象——比如政治反對。

政治反對從來都是以黨派和支持者為依託，而非高度個人化、圈子化的政治異議，口炮黨人更接近後者及異議者的憤激，而非前者及反對者的理性。即使他們聲稱自己是堅定的政治反對者，也只具有政治反對的圈子認同，而非清晰的反對意識。反對意識必須浸入到每個具體的社會運動、每件具體的法庭訴訟中，然後與所有反對者和運動者共同展現出廣泛、豐富的政治反對光譜。這是美國60年代以來民權運動的經驗，也是威權主義不斷強化的中國現實政治環境和動員條件下可為的。

「關公戰秦瓊」的論戰

綜上所述，在想象的意義上，過去一週圍繞「口炮黨與公知」、圍繞「改良或激進」的爭論，或許不是什麼路線之爭，也不是簡單的派系之爭，而是在當局的重壓下，圍繞社會進步認知的方法論之爭：是反智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差異。如此巨大差異之古老，幾乎可以追溯到中國歷史上每次社會動盪所引發的分歧：到底是革命還是造反、其主體是暴民還是人民、精英主義還是草根主義……恍如關公戰秦瓊一般的錯位，是過去一週來置身論戰中，奇怪又熟悉的觀感。

而由此，兩者間產生對現實世界和未來截然不同的想象，和不同的行動路徑。例如，爭論展開的同時正值「709案」大規模抓捕一週年，仍然有着許多勞工運動者、人權律師、其他公民社會和社運工作者，在繼續以他們的激進方式行動。相比口炮黨的高調，他們是沉默的反對者，一如2007年緬甸「番紅花革命」中的政治僧侶和政治反對者。

隱藏在路線之爭背後的不同方法論，也導致對中國政治新興力量的不同態度，也就是對公民社會的主體——新興中產階級的忽視還是重視。這一力量被國際學界當作通向民主轉型（無論和平演變還是革命）的關鍵。在實踐上，他們是目前環保運動和公益熱潮的主要參與者，也是許志永等人所代表的新公民運動、教育平權運動的動員對象。但是這一存在和潛在政治力量，卻超出了口炮黨人的想象，被他們無視，也超出了現政權的體制想象而尷尬。前者通常會不經思索地認為：中產有與生俱來的體制依附性和政治保守性，不可能對未來政治發揮任何積極影響。

然而，區別於自身多屬「互聯網無產階級」或者已經小資產階級化的口炮黨人，新興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挑戰，更多地源於與中國公民社會相似的處境——在日益收緊的官方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下，他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地位都得不到承認，無法充分表達。他們所想象的社會秩序和親密關係一次次被各種插曲性事件擊破，這些事件——雷洋的死亡、許志永教育平權運動的失敗、信力建被捕和人權律師的「709」案，無不沿着中產階級生活邊界與制度邊界的衝突展開，取代了以往維權運動以少數中產階級精英介入底層階級權益的公民社會主旋律。其中所折射出的，是巨大的階級焦慮和困境。他們如局外人一般，集體處在無比尷尬的境地。

對當局來說，中產階級一方面是永不抱怨的勞動大軍和提款機，支撐着中國房市和地方財政，另一方面卻是中國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的天然支持者，並且因為隨時可能被過度剝奪，陷入階級貧困化，步上茉莉花革命後塵，而坐擁難政治危險，難以被信任。也許統治集團內部並沒有人能夠想象：如何對付、吸納這個最具政治表達慾望、最具民主素質和要求的階級，而內部的爭論可能將永遠持續下去，令「善待中間收入群體」的改良主義政策永遠落後於這個新階級的迫切要求，如同雷洋案迄今為止令人絕望的審理進展一般。

中國公民社會的另一面——新興中產階級，也就因此成為轉型道路上最為不確定的力量，時刻凸顯着這個威權主義政權最大的尷尬和困境，其統治理念和意識形態的框架，難以滿足或度量這個群體的政治期望和未來想象。畢竟，儘管他們的政治表達願望如此之強，也是唯一可能在意識形態機器之外掌控話語權的階級，卻可能從未野心勃勃、謀求奪取政權，也因此揹負着「改良主義」的污名化，這或許就是中國提前進入後工業社會的結構性標誌——只有在後現代主義政治框架，而非改良或者激進這樣簡單的選擇劃分內，才可能舒緩他們的集體焦慮。

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新興階級，也是這個威權主義系統內部唯一可見的新生系統，若按魯曼的系統論解釋，是他們決定着系統的未來方向，與僵化收斂的統治制度的相互尷尬，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維繫着政權的威權性質。很大程度上，中產階級以及公民社會的發展，能否擺脱階級的尷尬，能否終結各種類似口炮黨與改良黨之間的爭論，取決於人們對當下及未來社會與社會行動的全新想象。如果沒有根本改變對可能性和現實的認知，是沒有什麼政治革命的。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转自：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