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雷震案56周年，那一页的历史翻篇了吗？

1960年9月4日，台湾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将《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逮捕入狱，成为台湾战后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及雷震家人的多次陈情和呼吁，42年后，这件政治冤案终获平反。从当时看，雷震等知识分子全面失败，但是从后来台湾的政治变革看，“雷震案”可以算得上是台湾民主进程的重要抗争，至今仍对台湾政局产生某种潜在影响。这也是此文纪念的由来。

由于海峡两岸睽隔对峙，虽早在八十年代就于其它书籍中，零星得窥雷震先生大名，却始终不知《自由中国》“雷震案”的细节始末，以及雷先生为中国民主自由所做出的百般艰苦的伟大努力。“雷震案”发生四十二周年后的2002年9月4日，雷震先生终于沉冤得雪。十多年前，在尚未得自由甘霖的中国大陆，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雷震先生的传记《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范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让我们从中知晓自由之路的艰辛曲折，看到中国自由主义的实践者雷震先生光风霁月的人格力量，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绝大器度，真令我们这些晚生后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雷先生青壮年时期供职于国民政府之中，享有高官厚禄，与蒋介石及诸多高官显要过丛甚密，却始终是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坚定拥护者。即便对于国民政府由训政到宪政的路径，做着许多修补性的努力，本着让政府渐进改良的良善望愿，最终因诸多原因而失败，以致国共两岸分治，也绝不放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之底限。雷震先生早年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攻读政治学，师从名师森口繁治先生学习宪法及相关法律、政治思想，从而打下了一生为自由民主献身的理想。正是由于恪守自由民主作为自己一生向往追求的目标，才最终从既得利益集团里分离出来，与强人政治分手，和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蒋氏政权分道扬镳，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走上了理性建言，批评政府错失，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漫长道路，直到1960年9月4日被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通“匪谍罪”逮捕入狱。在国家板荡之时，历时十年之久，贯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大张自由之旗、并努力付诸实践的光辉典范。

雷震先生早岁失怙，端赖慈母抚养成人，性格刚毅，百折不悔，这使得他在看到国民党丧师失地，退守台湾的不利情境中，依然敢于坚守自己的理想，《自由中国》半月刊便在1949年11月20日的多事之秋出版问世了。彼时，国民党蒋氏政权立足台湾未稳，百事待兴，尚无暇顾及《自由中国》不顺耳的言论实质。待稍一安定，便对《自由中国》实施严厉打压。从孙元锦自杀事件到“祝寿专号”，从《自由中国》十年七换印刷厂到陈怀琪事件，《自由中国》大张旗鼓地主张人权及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教育中立（党派退出教育）及军队国家化，反对军人干政。因此《自由中国》杂志及同仁，尤其是雷震先生所受到的威胁，日甚一日，最终因雷震先生决意组织抗衡国民党一党执政之中国民主党——在雷先生看来，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强有力的反对党制衡执政党，用合法手段获得政权是民主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人类公共生活的诸多方面没有良性竞争，都将是一种灾难，政党政治尤其如此，独裁专制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大敌——而遭致逮捕入狱十年。

雷震先生1970年以老病之躯被出狱后，仍旧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无端跟踪、盯梢，干扰他及家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子女相见亦遭受非人的阻拦。即便在如此不利之境况下，雷震先生仍旧对异见者及后辈之关于民主自由的一切努力，寄予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因为雷先生一直自信“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努力工作，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雷先生狱中家书）。不特如此，雷先生对因国民党军警的威逼利诱，而诬蔑他通匪的下属刘子英，也心存怜惜悲悯之心，同时将为自由并肩努力的老友殷海光，殁后迁至自己墓地旁边——雷先生命名为“自由墓园”——仿佛黄泉下朝夕把悟，高情厚谊，也可彰显出雷先生一生对自由民主理念之坚持，深入到何等不可移易的骨髓之中。由于雷震先生为中国自由民主的不懈努力，胡适及唐德刚诸先生均主张立为他塑一铜像，永资纪念。

《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作为大陆所出的第一本全面介绍雷震先生一生思想心路历程的传记，丰富的资料，如《雷震全集》及相关档案、研究论著的征引，配以不少的图片，清晰的思路，都显示出作者范泓费了不少心力。尽管作者在对中国自由主义群体的互相影响及分歧的论述上，未能用专章来谈及，令人稍感传记思想的深度有所欠缺，但作者荜路蓝缕之功，是我们断断不可以忘怀的。

转自：七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