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观念交锋和辨析，在中国支持自由和民主的人群中，堂而皇之的素质论已经比较少见，但各种改头换面的精致的素质论还是屡见不鲜，比如指责公众缺乏正义感，指责公众不作为等等，尤其在特定事件中这种论调依旧十分流行。在这里，需要重复韦伯那句名言：一个国家的落后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指责民众的素质。
对素质论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区别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的异同，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公众大部分时候对政治是无感的，冷漠的，甚少卷入的群体，而政治精英，是把政治当成一门主要兴趣甚至是职业的人群，反过来也可以说，任何严肃对待政治事务的个体，也都可以成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转型过程中，这种角色感更加关键。
政治精英如果不能有恰当的角色感，就会缺乏政治担当，丧失改变政治制度的勇气，使得那些敌视自由，践踏人权的政治制度可以持续存在。正如张雪忠先生说的，“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一边宣扬自由的理念，一边又将政治视为畏途，或是以清高的姿态置身于政治之外，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连最理解，最相信自由主义的人，都不愿通过政治行动把它变为政治现实，那还能指望谁去这样做？如果热爱自由的人总是远离政治，那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遭受敌视自由者的统治。”
因为知识结构和视野，政治精英对未来趋势演变会有更早的感知，因此也会有更早的参与和投入。参与政治转型的精英往往由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人、草根抗争领袖等构成，这个精英群体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对社会演变趋势的一种表征。精英个体的影响力只是入场券，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是多个精英形成的一个阵营，或者是一个明确的结构，这种政治精英结构将在一系列社会变迁剧目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精英群体的基本任务是借助各种场景，把各种政治矛盾，各种政治冲突通过政治担当表现出来。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这种角色差异巨大。在威权国家，出于对风险的考虑和回避，大部分政治精英往往沉溺于一些过往的剧目，比如启蒙，比如观念之争，他们迟迟不肯切换到政治对弈的角色中来。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考虑，大部分政治精英也都有搭便车的心态，希望等到一个更安全的时机，再全力投入。克服恐惧，放弃犬儒心态是政治精英们必须要过的一个心理关口。
经济自由化，观念更新和僵化体制同时存在的社会情境，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运动正在如泉水般涌动，政治精英不但需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而且要在关键时候提供领导力。考察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人们看到转型剧目没有定式，变化层出不穷，但除了像不丹等极少数国家的转型方式之外，大部分国家的转型，其中必然会有的一幕是大规模公众在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广场聚集，向独裁者示威，要求推翻非民主政体。有诸多因素催化了这个场景的出现，其中一些是偶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治理灾难等等，这种事件往往是由怨恨和愤怒情绪主导的，参与公众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只有精英结构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往社会运动中注入政治元素，通过政治话语对运动进行再导向，逼迫威权体制进行政治上的回应，确保社会运动取得政治上的价值。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两三天之内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政治诉求，这场运动基本上就是回天乏力了。对于执政者来说，同样的是，在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中妥协和退让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并不会根本性的颠覆威权体制，为了化解社会压力，威权体制会快速的祭出替罪羊，给予虚假承诺，从而消解社会运动的压力。
因此这就需要民间政治精英和执政者争取对运动的表征和塑造能力。通常来说，体制的妥协和退让是对民意的重大刺激，参与者会共享一种成就感，他们之前的忐忑不安和恐惧，此刻会一扫而光。如果这个时候精英结构能快速提升诉求层级，把政治议题注入，这就是精英群体推动的剧目升级，这个时候，可能形成对社会更大的刺激，能卷入更多的人群。25年前的64运动，就可以看到这种明显轨迹的变化。
在必要的时候，政治精英群体还需要领导运动的退出。如果反复评估下来，特定的社会运动无法对抗当局的镇压，社会运动面临失败。那么政治精英就审时度势，领导运动退出。社会运动场景中，长期聚合在一个群体之下，群体的集体意象已经在个体当中确立，很少有人愿意此刻偷偷的溜之大吉。但是不容否定的是，个体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感已经十分浓厚，往往需要通过更刺激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恐惧感，这个时候，群体渐渐失去理智，群体绝望之下，会有一种宁死不屈的英雄豪迈感，因此精英结构必须通过恰当的宏大叙述来抚慰公众情绪，确立抗争价值，然后宣布胜利，埋下伏笔，结束运动，可以把群体运动的退出变为某种象征性胜利的盛大仪式。
即使在实质意义上，某次社会运动失败了，但是如果精英群体如果能有效把人群带离，一方面保存了实力，避免了无谓的人员伤亡和牺牲，另外也让强硬派的镇压失去借口，失去对象，使得强硬派的存在价值降低；二来也会重新刺激威权体制内部的温和派力量的高涨，使得他们有机会重新出来主导局面；三是向更广泛的社会宣示实力和形象，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群体，这是一个能有效动员和管理的群体。
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实质是巩固精英群体和大众的一种精神纽带，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一个分散的群体转变为一群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内群体，要让群体共享愿景，感受群体亲密和温情，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就社会后果来说，一个成功的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广告，而一个失败的运动将撒下长期的阴影，甚至清空多年的社会积累，新的精英和新的运动必须重新从零起步。因此精英群体的参与和角色自觉是十分关键的。
上述这种精英群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结构，当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是可以通过多次实践达到的。
社会民众运动当然并不是凭空起来的，其推进过程中也会产生和运动进程相对应的组织和意见领袖，他们可能是受害者家属，利益相关者，或者道义领袖，但这些领袖往往缺乏对政治事务细致的思考，未必十分清晰社会运动本身和政治制度变化的关联，因此诉求有限，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有效的给运动提供领导，这是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的感受。但是如果在他们的视野里，事先不存在一群有威望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政治精英，那么他们就无法让渡这种政治角色，他们被迫扮演一个他们没有准备好扮演的角色，这个过程中角色偏离和扭曲就正常不过了，也因此会给运动带来伤害，也浪费了很多宝贵的转型机会。
只有提前亮相的一群政治精英能填补这个角色空缺。这个提前亮相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是经过良好教育，有清晰理念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身份包括大学教授、作家、知名律师、媒体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层等等，他们建构的话语体系是启蒙的主要场域，他们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土壤松动的表征。不过这些积极的社会变化也会误导精英本身，以为可以通过社会的自然演变，以为可以凭借所谓非政治的政治形态，自然的就从威权过度到民主体制。和这种幻觉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理论，包括改革、改良主义、渐进论、社会建设论、非政治的政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放在其各自对应的情景中，都有价值，但是必须要明确的是，这些都不是政治变革的替代品，政治问题必须要政治化解决。
因此社会再怎么发育，经济再怎么增长，公民社会再怎么壮大，都是为了一场政治决斗进行铺垫，这是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和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决斗，政治决斗不一定是暴力的，但却不可能是双赢的，这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要么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胜利了，要么民主派胜利了，没有中间状态。也因此，这场决斗其实十分残酷，如果民主派没有赢得这场决斗，那么结果就是暴政继续存在，亿万民众福祉受到威胁。 因此有志于推动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精英，必须有对结果负责的坚定意志，必须尽一切努力赢得这场决战。
精英结构虽然很难形成，但在大规模社会运动到来之际，精英个体可以明确自己的风险承担指数，自然的形成一种分工和协同。有最大意愿和最大风险承受能力的细分人群，去做那些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也就是体制设立的禁忌和红线，比如政治组织，象征性的抗议，影子政府，而其他次级风险承受者，则给他们提供后援，传播他们的思想，向公众宣讲他们的存在，这必须是一个长期而反复做的过程，政治信号的传递必须依赖一定的密度和频率，才能有效的穿透传播障碍，打破公众的认知阈值，让他们形成某种明确的角色感知。借助科技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效率大大提升，一般的政治行为都能及时有效的传递到大量关注公共事务民众。总之，民主化转型虽然充满风险，困难重重，但这是一个给社会带来巨大回报的事业，值得政治精英们付出所有的智慧和精力。
大转型时代，只有政治精英群体把握好这种角色自觉，并持续扮演好这个角色，这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变的模式，才会最终导出民主制度。
——【民主中国2014年4月12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