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自由的时代如何互为异见者

冉按:经常有年轻人以及颇有阅历的成年人来信,要我谈谈与他人特别是与亲人朋友意见有异,怎么处理的事。老实说,我这方面也没什么独得之秘,只不过有些自己的感悟说出来让大家去体会。观念之不同,是人之一生常见的事,首先放平自己,想想他人为何如此想,而不是一听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或者快速打入另册,更不要以说服他人为己任。这是一篇四年前的旧文,有些朋友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现转于敝公微,让有此困扰者自己悟。2014年4月14日于成都

社会学者孙立平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社会正加速溃败。一些看到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只要看上去“繁荣”就没有问题,其实这正是大问题之所在。对一个健康社会的评价指标,如果只拿畸形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来衡量,没有正义和公平,其偏颇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令整个社会深感不安的是,这个社会早已没有能让大多数民众认可的、最大公约数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在疆土上、在表面的政治结构上,这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和国家,但其实从骨子里看,这是个人们互不信任、人心分裂、价值观不堪收拾的碎片化时代。请大家温习下面两人的对话:明末首辅王锡爵面对明末人心分裂的危局,困惑地向当时供职吏部的大学者顾宪成问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宪成非常直截了当地答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众位看看,明末与当今到底有何不同?

冉云飞

有人会说,当今与明末完全相同。不对,这话不准确。当今之坏更甚于明末,为什么呢?明末不管怎么样,不鼓励家人互相攻讦,还以亲亲相隐来处理亲人之间与国家的关系。但四九年后的中国,彻底破坏了这一切。换言之,明末民众与官方的对立是有目共睹的,但民众与民众之间,家人与家人之间,尚未价值分裂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更进一步地说,明末一家人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不会像今天这般分裂对立。虽然官方要民众为了向组织交心,不惜夫妻反目、父子攻讦、兄弟阋墙的做法,在如今无法完全实施了。但这种高压下将个人孤立和原子化的做法,依旧是民众挥之难去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警察(国保、国安等)给家人打电话,告知其亲人,正在做“违法之事”时,家人的反对非常激烈、恐惧不安的原因。

几十年的高压与恐惧,使得亲人们都已经变得麻木胆小,只求灾祸不要降临我。即便降临了他,他也期望自己能够承受,不到万不得已,既不维权也不反对。更要命的是,官方通过制造人为的信息不对称,将所有的人打造成接受不同信息渠道的人,成功地在价值观上分裂了大家,这一点在亲人之间也未能幸免,这是比明末更糟糕的地方。在这种糟糕的境况下,加上官方对你自身的打压、骚扰、威胁,会使得异见者心烦意乱,如再碰上至亲不理解,就很容易将怒气发泄在他们身上,更进一步加深亲人之间的“敌对”状态。如是循环往复,必然使异见者意难平、心绪不宁,随着与亲人裂隙的扩大,恶言相向,仳离析产,终至让有司达到你家破人亡的地步。你纵有革命意志,恐怕理智将退出你的审视域场,更何能智慧地处理人事,这就是有司成功地毁掉一个观念和行动的前驱者的基本路径。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要处理好与亲人朋友之间的关系,确非易事,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正遭受被有司离间而家破人亡的痛心事实。

批评社会不公、行动上的维权者,特别是所做之事,只关涉公共利益的异见人士,一般说来,道德感甚至道德优越感都比较强,易于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其实这样的做法,往往是亲友分裂和互相指责的开始。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没被有司骚扰前,有往来的朋友,之后往来稀少者或者不往来者,也是有的。但我并不就此与他们决裂,更不恶言相向,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因此悲伤的必要,这并不超出我对人性的基本判断。我的做法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可之事,并不强迫别人认可及参与,就像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样:从改变自己开始。我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把批评社会不公,视为自己所尽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自我修炼之事,这是我漫长人生的一部分,我并不以此自傲,更不强求亲朋好友的支持和认同。要言之,即便是在一个糟糕且黑暗的时代,只要你自己改变了,你的部分世界就改变了。直白地说,改变你自己,坚定、韧性、宽谅、平和地去面对亲友对自己的不公,这样你的生活圈子就会好很多。当我们遭遇不理解时,改变自己虽然困难,但总比改变世界要容易得多。改变世界的豪情,应该更多落实到改变自己的点滴努力之中,庶几能免更多的日常困扰。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令是中国民主自由了,人们的观念也会互相撞击,更不会搞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就是说,我们得有互为异见者的心理准备。在一个价值倒错、信息渠道不畅、价值观分裂的时代,互为异见者就更是常事一桩。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和民主社会的互为异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要包容他人,互为异见者,但有人不准备包容你,特别是官方。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如此困境将是长期存在的。我的做法是,尽最大努力批判政府和制度,和个体打交道时,因人而异,尽量不把对方妖魔化,更不侮辱其人格。诚然,当他侮辱你人格时,你也应该让他知道这样无济于事的道理。你随时应该告知他,其职务行为也是应有边界的,你可以而且应该将你的枪口抬高一寸,这对大家都好,并告知其不应结私人梁子。结私人梁子为公家的事背书,得不偿失的道理,你应该尽量让他知道。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事,应该少做,这才符合一个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而不被虚幻的官家正义所困扰。

在不自由的时代要做一个异见者,本身就是难事,何况还要互为异见者呢?但你既然要做一个异见者,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你被他人批评、反对,甚至辱骂也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不能忍受一些不理智的批评、反对乃至辱骂,那么你就落入他们丧失理智的圈套。大家都不讲规则的话,你一定赢不了比你更不讲规则、更没有底线的他。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赢不了不说,连和平相处的机会也丧失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异见者处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也陷入非此即彼、敌我对立的二元思维中,因为总是认为自己所做之事对到不容置疑,就容易在道德气焰上逼人,同时也固执地听不进一些本来有可采纳之处的意见。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错误,虽然不容易,但你内心随时要自我提醒,不仅对自己的亲人要如此,哪怕是面对有司这样胡搅蛮缠的家伙,也应该如此想想。

我不是道德高标,是个缺点多多的人,从来也没想过做道德完人,也不是说我在对待亲人利益和社会批评之间的冲突上做得多么好。我说出以上这些话,来与同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的朋友共勉,这并不是我在这方面就做得多么好,值得来教训大家,只是说出来让大家分享我的一得之愚。我的浅见是,如果你想为社会公正做得更多,你就应该给家人做同样多或者是更多,而不是内外有别到于外面的公正做得很多,而对自己的家人关心得不够或者很少,这本身就颠倒了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不要被大公无私所困扰,先私而后公看上去不够高尚,并且不具备在道德上的煽惑激情,但这个秩序却包含着天然的人事稳定准则,我们不能丢掉这样的常识。在内外不能兼顾,在家人和社会公正有所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尽最大限度地协调这层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给亲友的困扰,这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驼鸟式的回避,只能积累问题,无助于双方的融洽。

下面将我昨天与人在推特上与此有关的推文转于下,以便大家能结合起来做一个整体观察:

1:兄弟而途人之,以及职业革命家那套不顾亲人死活的高蹈大义,我认为不甚可取。其实与家人在意见不相同的情况下,友好相处并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异见者行走于世重要的第一课。虽然艰难,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2:做事以自己的能量为限,做到问心无愧,不逾此律,必能持久而有寸进。做事时,并不是比赛谁更勇敢,而是谁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于社会稍有助益即可。至于家人,我们应该常怀愧疚之心去爱他们,但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3:中国的民主自由必然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当然需要有领跑者,但你作为一个跟随者壮大民主自由的队伍,就是为自己为国家做了一份贡献。有时不能与家人友好相处,是我们太峻急地要实现民主自由的心情有关

4:我从不主动向家人灌输自己的观点,更不需要他们遵从我的意见。当他们问我对某事看法时,我会坦诚以告,并准备接受他们的反驳,求同存异。在生活中尽量做到民主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可能比一味地向他们诉说某种理念更重要

5: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跟至爱亲朋,都因观念之别,而无法友好相处的话,我们怎么与陌生且观念、利益相左的人相处呢?民主自由的精义肯定不只赞同某事,大家可能时常互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没有包纳的情怀,于大家都有害。

6:在这个被官方愚弄而价值倒错的时代,不只是你与至爱亲朋可能在观念、利益上分裂,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不理解,随处可见。别的不说,翻墙者与墙内人群都因信息来源及渠道不一而分歧多有,但互相歧视不解决问题。

7:乌有之乡的网友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该网友比较有爱心,是做义工时我们认识的,他亦曾帮助过我。由于互相尊重,时常的争论也不会失和气。我与体制内一些朋友之往来,率多类此。

2010年9月8日9:29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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