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四川友人谢贻卉纪录片新作《大堡小劳教》
贻卉：
我在激动不已的心情中看你这部作品；下面这些意见都是我在一个上午看片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写下的。当然发给你时我做了些调整和整理，看片的每一分钟，我都想向你和带你寻访这些幸存者的老先生致敬，我也要向和你一起在各种程度上进行了这项历史寻访工作的人致敬，你们做了多么伟大的努力，使中国社会这一幕惊人的惨痛历史为世人所知。
影片随着《四川日报》原记者、右派老人曾伯炎的寻访开始，老人自己曾被打成右派送去四川峨边沙坪农场劳教。当年的他亲眼目睹旁边的山沟，有几百孩子被集中在那里劳教。他后来得知，有四、五千未成年人被强制性地集中在距离沙坪农场场部70里外一个叫大堡的地方，这是沙坪农场的一个分场。影片以他在著作《坑孩记》中的叙述开始：“当时，我惊恐得毛骨悚然”。
随着寻访的足迹所至，我们看到了这一惨剧是怎样开始的。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四川省峨边县大堡镇的劳教场所集中了数千孩子，这在一开始是源于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的实践。这些孩子，小的十岁，大的十七岁，他们因各种原因但主要不是犯罪而被收容——因为一点小的过失，因为父母的疏忽；因为父母认为劳教是为孩子提供学习劳动机会；还有的就只是因为公安要完成抓犯人的指标……这些少年人在大堡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很多人最后死在那里，无人知晓。
有关劳教罪恶，我们目前耳闻的主要是今天成年人的经验；而你这部纪录片揭示了劳教制度的起源。它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高潮中由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当时有很多右派都被送去劳教，其遣送范围也扩展到所谓坏分子。但针对少年儿童的劳教，特别显示出其混乱非法的特点，因为它模糊了罪与非罪的边界；它似乎是为了教养失去监护的孩子，这里也模糊了福利和惩罚的边界。但是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从一开始，它就是在罪恶与惩罚的范畴里实施的，以至于在孩子快要饿死时，父母亲自去讨要也要不出来孩子，因为管教干部说，他们是罪犯，没有改造好。在新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看来，社会环境必须纯净无暇，它不能有流浪儿，也不可以看见偷盗和儿童行为中各种无足轻重的小错。于是，在劳动“教养”的幌子下，一场针对贫困和资源匮乏者的强制性收容开始。被骗入、抓入劳教农场的孩子们，其吃住简直与纳粹集中营无异，虽然没有焚尸炉，但随之而来的大饥荒，让这些孩子陷入比焚尸炉更悲惨的死亡：一场旷日持久的饥饿。
我看着这一幕幕回忆，深深感觉到，这部纪录片对历史的揭示意义是非凡的。我想今后人们研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和大饥荒，讨论极权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要看这部纪录片。它提供的历史证词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这些孩子们的悲剧就湮没无闻。就此来说，历史纪录片是一种抢救式的行动，迫不容缓。四川很多老人，曾经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他们有这样的历史自觉。像曾伯炎几年前就写过《1958年的桃李劫》这样的文章，被收录在王建军编辑的一本非正式出版物《五八劫》中，我记得其中提及大堡作业区发生的这幕惨剧，文字不多。曾伯炎的寻访与纪录片人的合作真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在你的纪录片之前，没有人做音像采访，没有影像。你填补了这一纪录片的空白，不仅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特别在今天有关终结劳教制度的决策依然犹抱琵琶的时刻，它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你，是独立的历史纪录片工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贡献，对此，给予多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这部片子采访扎实，片中出现了相当多的亲历者。如果你能采访的人很少，作品不免显得单薄，例如你的第一部纪录片《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虽然已经非常出色，但其震撼力不如这一部。你的这部《大堡小劳教》，堪称鸿篇巨制了。小劳教中的亲历者，全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就是纪录片的一种发现——寻找到了新的、众多的劳教史证人，使他们集中在镜头面前，提供了人们迫切需要了解但一无所知的视听证据。特别难得的是，这些被采访者中，还有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管理小劳教的人，他们也是右派，有的是组长，有的是医生。不同身份的人构成了不同的叙事角度，让人们能够多个侧面地了解这些小劳教的经验。
为什么我们需要具体的经验？为什么这些证言如此重要？我认为，极权社会是通过概念来控制人们思想的。这个概念，用理论的话来说叫做“话语权力”。它将权力和权力者用以维持自己统治的言说神秘化，依靠专制暴力来维持。所有不符合这个话语系统的论述、意见被妖魔化，纳入禁忌系统；而表述了这样观点意见的人（例如右派）以至于不符合理想社会想象的人成为社会的贱民阶层，被打入人们看不见的地狱。
这些贱民，在这部影片里，他们不属于有右派言论者，仅仅是不符合乌托邦理想的孩童，纪录片把这些贱民之子的经验，重新打捞出来。我们听到这些亲历者讲述，怎样被任意地送去劳教，劳教的概念如何混乱。它实质上竟与过去凉山彝族绑架汉族少年的学奴制无异。
当年的小劳教讲到当时劳动的场景，如何度过大饥荒的年代，怎么吃（饥肠辘辘也吃不下的萝卜羹等）、怎么睡（两三百个小娃娃全部睡在工棚等），他们的日常起居、劳作以及怎么活下去的情景。采访内容还涉及到，对这几千少年劳教犯，劳教方如何进行管理？亲历者们谈到的情况包括欺骗、威吓（体罚）；个别情况下，也有诸如多劳多得的作法，使某个劳教队的少年们略吃得比其他队好一点。
在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到了极权社会中重要的心理经验，这一层面，也是纪录片的独特贡献之一。这种心理经验，一般是不容易看见的，采访的深入也表现在这里。小劳教们讲到面对死亡的冷漠，因为发生得太多、太频繁了。最多的一天失去十二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被送进死人堆里，第二天下雨被淋醒，他爬回去的时候，又差点被当做鬼给打死——持枪者举起了手枪，持棍者拿出了棍棒。还有的孩子留下这样的遗言：请把我埋在向阳的山坡，因为我怕冷。一位组长讲到“死亡的气味”。当事人记忆中的这些印象，几乎超越了人性的界限，给观众带来的压迫之感，令人窒息。
影片的采访深入扎实，细节丰富。这些在大饥荒中饿死的孩子们，有捡野菌子吃被毒死的，有衔着无盐的竹笋被毒死的……还有的身体上长出了节节，被医生报上去检查发现是吃了生螃蟹、蚯蚓而得了“皮下型肺吸虫病”，结果，一些孩子致残致死。当年的医生说：死亡证明都只能写多功能衰竭，或者因病死亡，决不能写营养不良水肿。其中有一个医生如实写出，马上被绑送监狱。
你的新片无情地敲打着观众，将这些具体的经验投向他们。尽管难以忍受，我却不得不说，经验正是我们今天必须结束极权专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迫切地需要这些经验，需要作为纪录片的论坛或者说是公民法庭，以便对过去进行审判。而审判历史罪恶，必须有证人出庭，证人必须要提供证据。所有这些证据，构成一种新的知识，就此而言，知识就是力量。而这部纪录片，充满了有关劳教罪恶的知识。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场态度，它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经验，是对苦难的感情体验。作为这样的知识，它具有不可抵挡的认知力量，在这种实证的知识面前，所有关于劳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飞烟灭。
说到经验，人们对大饥荒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有关大饥荒的人祸，已经有了杨继绳的专著，它已被翻译成了英文；此外也有东夫关于四川大饥荒的专著《麦苗青菜花黄》。但是，我们还必须要看见，即与历史的亲历者面对面。这就是纪录片的强项，让我们看见亲历者，听他们的讲述。
从影片中的证言来看，所有这些亲历者，其体验刻骨铭心。我感到，采集这样的经验尽管困难，但还不是最困难的，因为，所有当事人都有一肚子话要说。问题在于，偌大个中国，有几人在做这种历史经验的采集？以至于去年还有著名报社编辑否定说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情。而今天的许多都市年轻人，既不关心也不知晓，就在中国，发生过人类历史十倍超过犹太人大屠杀的惨剧。我们能看到、听到这些亲历者的叙述，多亏了你的艰难跋涉和奔波记录——今天我在电脑上播放影片，每一分钟都想到致敬和感恩。
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另一个难度在于，很难重现当时的场景。对于这个难题，你也努力克服。一方面，你在片中呈现了当事人的照片、档案（半个世纪之前的收容劳动教养通知书——这是何等宝贵的史料）；每一个人的身份中都包括了被劳教的原因，这样的案情证据，恰当而且有效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关系的水乳交融。因为，没有信任和交流的亲和性，是很难得到相关资料的。另一方面，你带观众返回到当年的劳教场所，拍摄了山头犹在的那些破楼、宿舍包括墙上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标语。你让我们看见那些荒山野岭、深沟乱林。
作为叙事中的陪衬和转场的影像，其中主要是今天的大堡以及重庆成都周边乡镇的生活场景：蜿蜒向上的巷道、令人陌生的升斗小民（目无表情，沉默的大多数）、乡村里孩童、挖野菜时的山野植被。这些画面一方面唤起一种认同感——当年劳教者，也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一种联想。在乡村，过去和现在，其实又似乎没什么区别。除了人们大体可以得到基本的温饱，他们的权利又增长了多少？
不同寻常的是，你将有关历史的争论纳入了纪录片。曾伯炎老人是执著的，他把历史的责任背在背上：“要把它保存到二天后世的人都晓得，我就有口气我都要干，爬都要爬起去”。你与他一起跋山涉水，买票、在公交上颠簸，我能想象你们是何等的辛苦和坚毅。可是，当你们从小山村、劳教所附近甚至麻将桌前找到当年的亲历者时，人们却并非都能理解这种寻访的意义。当事人提出的这样的问题：“你说政府错，政府错是肯定的”，但有不少孩子，是被父母送进去的！这个问题，叙事者没有解答，而观众不能不去问：人性是怎样被扭曲的，这又是为什么？
在纪录片进行到一半的过程中，你呈现了两位当事人的争执：到底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往事？一位幸存的老人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而曾伯炎先生说：“人家的目的就是要抹去！你还帮人家抹去！这个历史就变成啥？美好的了，就把那些娃娃哄完了！”另一位依然说：“这些哄嘛，正常的”。曾伯炎先生更激动地反问道：“正常，咋个正常呢？”
在这里，影片保存了历史受害人对于记忆与遗忘的争论，是非常精彩的。它直接向当代观众提出了问题：我们对历史悲剧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换言之：我们真的有态度吗？这些争执为观众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不仅是在看历史，我们还在看对待历史的立场；我们更是不得不接过当事人的问题，来思考：历史的经验实际上如何在逃避记忆。那种今日已比昨日温饱是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正是今天的主流话语。另一个理由是当事人“无力回天”之感，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因为无力，把这惊天惨剧埋葬在遗忘？更何况，正如老人曾伯炎先生所揭露的，在百度上搜索，四川沙坪劳教所有关叙述中，这段历史被描述为：“这几十年来，我们改造好了六万五千多人输送到社会。”“它就没有说还有几千人埋到那个山上”。
你用很多镜头呈现了曾伯炎老人的行走，他行走在历史的沟壑中，他在拣拾被措辞为“改造好了”的孩子的白骨。为了什么，他回答说：留给后世。他的执著和你的更为惊人的努力（从经验上说，你并不是那段历史悲剧的直接债权人；从体力上说，你一直深受疾病折磨），呈现了今天中国独立的历史纪录片的道德和美感——对历史承担责任，勇往无前，义无反顾。正如曾伯炎所说：“大堡这个事，人性跟人权完全毁了的”。在社会弥漫的普遍冷漠和麻木中，在几千个无辜被葬送的牺牲者的魂灵面前，这种维护人性和捍卫人权的毅力，惊天地泣鬼神！
你让我提些意见，以上就是我看了半部纪录片的印象。我有几次激动地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口头上可能说不清楚，还是要借助文字来清晰地表达意见。我还想说，从技术角度讲，该片亦无可挑剔。比起你上一部作品《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除了内容的丰富和完整，其他也都准确到位。如有关镜头的运用、转场、铺垫、反应镜头，稳定性等等，看过十几分钟便知。成熟的镜头运用、充分的空镜头，有关劳教旧址的各个角度的场景，都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个优点是，你的采访很安静（基本上听不到采访人的声音），这有利于观众在安静的心态下倾听和反思。
假如要提点意见的话，我还是觉得开场的音乐最好删去。你内容已经足够强烈，需要观众静，不需要定调子，调动感情。此外，我还建议你把这个107分钟的长片分为上下集（给出中场休息的时间），这样有助于观众集中精力，把它看完。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看到你的下半场，殊为遗憾。仅此，我也要写出如上的印象，以表达我的无比的敬意。尤其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心境中完成这部作品的剪辑，几乎是置于死地而后生之作。我写了上面这么多，你能感知，你有着何等的潜力继续前行。作为一个行动的榜样，你给我的激励是难以言述的。
你可以把下半场（60分钟以后的单独刻录一张，用mpeg 格式），这样我能获知作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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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卉：
我在将近一个月前给你写了上述文字，今天上午我打开你新近寄来的碟片，看到了上次没有看完的后三十分钟的内容。实在说，承受这些痛苦的记忆太困难，我几乎一直都想逃避。这哪里是所谓的劳教，它就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维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
没有什么比这些幸存者的记忆更能表现劳教的非人性质了。在大饥荒中，饥饿的孩子们为了生存跑到附近去偷粮食，他们被管教暴打——当老人掀起裤腿，就能看到留存至今的被管教踢爆的伤疤。他们被村民群殴——为了保卫粮食，附近村民捉住了小劳教用火烧，剁下他们的手指头，把辣椒涂在男孩的生殖器上；把孩子扣在箩筐地下，上面压上大石头。小劳教们自己也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变得残暴，自相残杀，女孩子互相批斗时发明了针刺乳房，牙刷刷阴道……这一次次地让我想到二战中的奥斯维辛，但比奥斯维辛更残忍！因为在人吃人的环境中，受害者自己的人性被彻底剥夺，他们成为各自的刽子手。
半工半读的劳教神话彻底破灭，1961年，孩子们陆续被解除劳教；1962年，大堡作业区被撤销。幸存未得饿死的孩子们，被背走，被抬走，爬到担架上，在劳教工厂和劳改农场调养好身体后成为童工……接下来，当局安排了一些人去乱坟岗上插标签，死难者的名字与坟墓无法对号，张冠李戴。当家属们来要人时，他们仅看到死亡标签，根本不知那可能是另一家孩子的孤魂残魄。
最后的场景，非常震撼，在新中国少先锋队队歌的旋律中，几位老人在那一片埋藏了冤死者的树林里，挂上写着一个个小劳教名字的白丝带。
相对于这样的痛史，一切语言都失去了分量。
我愿你尽快完成最后的细节，我相信，这部填补了历史空白的纪录片，将会引起长久的讨论.如今中国高层在有关废除劳教制度的决策方面依然显得举棋不定，你的影片的问世，必是对这一反人道、反人类的恶法一记致命的打击。
2013年2月4日
该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纪录片收藏项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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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艾老师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