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雷洋事件，还得中间社会站出来

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为体制内输送人才，其老三届校友，更大多在体制内身居要位。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往往会回避重大公共事件。但在这次的雷洋事件中，他们一反常态，主动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级校友包括老三届校友纷纷联署抗议，以鲜明的公民立场，批驳警方说辞，呼吁彻查真相。

如果说人大校友抗议以体制内人士为主，那么稍后爆发的高中家长“反减招”风潮，参与者则横贯体制内外。这无疑是更大规模的围观。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至此启幕，以致今年的五月成了围观的红五月。

这等于宣告了反围观的失败。

反围观一直是维稳的中心工作。这基于一个判断，即社会已经失控，社会力量的成长超出了全能体制所能驾驭的范畴。主要就表现为众声喧哗，表现为各种围观。

反弹是必然的。如果能够容忍众声喧哗，如果能够容忍各种围观，那还叫全能体制吗？全能体制就是要“一切操之于我”，不给社会自治空间。可以有群众路线，但那不过是公权力发慈悲而已。这即是说，对众声喧哗的抵制，对围观的抵制，是全能体制的本能。而过去十年，中间社会不断扩张，依托中间社会的围观不断发展，的确对全能体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显而易见，反围观是一种清场，是全能体制对中间社会的清场，是权力对权利的清场。最高当局曾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反围观恰恰要把权利关进权力的笼子里。它基于这样一种强大的自信或者说权力的傲慢：中国是有问题，体制是有问题；但所有问题只能我来解决，好事我自为之，不容他人置喙。

倾尽全力清场，在国家与社会不对等的情况下，不难一时奏效。问题在于，它可以暂时压制权利，暂时驱散围观，但它其实并未如其自信的那样，真能把自己的庭院打扫干净。反腐不可谓不铁腕，对官场不可谓不高压，结果如何？贪腐固然受到抑制，其他形式的恶政却以几何倍数增长。不再局限于孙立平教授几年前概括的授权作恶，而是发展到了今天的依法作恶，以“法律”之名、以“执法”之名作恶。真是对法治的莫大讽刺。

更大危机在于，体制框架内，已经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有办法都已穷尽。所有办法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所有没办法的办法，都以制造更多问题为代价。体制无能，又不给社会空间。必然的结果，就是不可遏制的社会溃败。

这威胁着每个人。不能免于恐惧成了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蔓延为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这才是人民大学各级校友毅然决然站出来的真实原因。相信他们不是没有各种考虑各种权衡，但他们一定忍无可忍。

这也注定了新围观的底色。新围观之新，第一是以有组织的形式，共同体的形式，即人民大学校友这个共同体，而不是以原子化的个人形式来围观。第二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恶政的鄙视，对民主、法治、人权的追求。人民大学88级校友的联署声明就这样掷地有声地宣示：

“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我们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舍此，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忍太久。”

要求“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这在政治上不高八度，但人性，平实，容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无疑是新围观的方向。

还得中间社会站出来。中间社会主导的围观红五月，或为全能体制始料不及，全能体制实际上低估了中间社会。中国的中产固然弱势，难当领军转型的历史重任，但横贯体制内外的中间社会未可小觑。不仅因其横贯体制内外，极具社会资源和政治纵深，而且也有站出来的动力——哪怕属于既得利益者，属于官员阶层，甚至属于权贵，仍不免受体制之苦、恶政之苦，不仅所谓利益并无切实保障，甚至身家性命也难保，因而也不满恶政，也痛感必须改变。

这即意味着，权力的嚣张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逼到不满的一面。这一点有如文革后期。如果说物质的普遍贫困为当年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帕累托改进的难得契机，那么今天权利的普遍贫困，则可能为社会转型创造帕累托改进的难得契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围观红五月会迥异以往，权利话语战胜了道德批判，构成整个公共舆论的核心元素。唯有权利才能抵抗权力，唯有权利才能保护自己，正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关注仍有力量，围观没有过时。

把权力关进权利的笼子里，还是把权利关进权力的笼子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决定性选择已经无从回避。围观五月或许只是开始。

（独立评论人笑蜀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