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一天，我接到了丁锡奎、王振宇两位律师的电话，告知我接到主审法官通知：6月14日召开庭前会议，6月17日开庭。这个通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两位律师在5月底刚刚被法官告知案子要“拖一拖”。第二次延期的最后期限是6月4日，再延期就得报最高院批准。从6月4日到开庭的短短十几天，是否已经最高院批准延期，我不得而知。
夏霖自2014年11月8日从家里被北京警方带走已经超过一年半，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一次次的延期，几乎已经将诉讼程序上可以用的时间全部用足。在最开始的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律师一次又一次的申请会见从未被允许过，从未能依法会见夏霖，长时间无法得知他的状况，在极度担心害怕的情况下，让我和家人那段时间生活完全失常，几被摧毁。
那天，一大群警察到家中来搜查，带走夏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也没有说任何理由。我知道他当时代理我们的好朋友郭玉闪的案子，心怀侥幸的想也许警方只是想敲打敲打他，但是1天、两天、3天过去了，夏霖还是没回家。心一点点往下沉，我完全懵掉了，幸好有朋友们帮忙，我们到处打听夏霖的下落。来家搜查的一个警察曾向我出示了证件，我记得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工作机构，于是我打电话到辖区派出所，但派出所说没有出警记录；后来朋友帮我在网上查，查到了那位警官隶属于朝阳区治安大队。我跑了几趟才在朝阳公安分局门口由门卫传话问到了那位警官，他说，不关他们的事，是劲松派出所办的案子；我又急急忙忙赶去劲松派出所，值班警察说案子是劲松所的，但他什么都不知道，让我去找市局。这个时候已经3天过去了，我心急如焚，只能抱着这条目前唯一确定的线索不放，跟这个值班警察死磨硬泡：”你们带走了人，必须告诉我现在人在哪，为什么带走夏霖。”磨了很久，他终于告诉我，夏霖确实11月8日被带到过劲松，在派出所呆了12个小时后，被市局直接带走；但是当时是市局副局长带队，他们派出所的人根本沾不上边，所以也不知道夏霖被带去了哪里。我说你们带走了人怎么能不通知家属呢？值班警察说：“三类案件可以不用通知家属。你自己去查查法律规定，应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夏霖不是官员，三类案件和他能沾上边的就是关涉国家安全了。夏霖代理郭玉闪的案件，而玉闪的案子事涉“占中”，当时“占中”的局势紧张，我也知道。
夏霖被带走，到底是受政治案件所牵连，还是因自己的经济问题，外界有很多猜测，为此我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随着我知道的事实越多，我越坚信他的无罪——“诈骗案”的“受害人”无一是主动报案，而全是公安机关在带走夏霖后主动告知他们“夏霖涉嫌诈骗被抓”、要求他们“配合调查”的，有数人甚至是在被羁押状态下做的笔录；夏霖在被拘留后的第一个30天里，侦查机关并没有询问涉嫌罪名的相关事实，而是大量询问夏霖以前承办或参与的“敏感”案件，如冉云飞案、谭作人案、艾未未案、浦志强案，以及当时正在代理的郭玉闪案和香港“占中”事件；今年3月份，律师递交的取保申请里详细阐述了应该认定夏霖无罪的观点与理由……这些都让我更坚信：夏霖无罪，他绝无诈骗之心，与朋友们的经济往来也纯属民事关系。但是，我也知道，夏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代理案件而惹上“麻烦”的律师，我忧心忡忡地等待即将到来的庭审，不知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结果。唯愿他能平安回来，处理好手边的债权、偿还债务，承担他对朋友和家人的责任。
夏霖妻子：林茹
2016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