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权、后极权和新极权
“新极权”是1989年以后,后极权在东欧和中国失败后(分别以“巨变”和“六四”为标志)，力图通过策略调整而继续存在下去的中国式后极权。正如华尔泽 (Michael Walzer) 称后极权为“失败的极权”，我们可以称新极权为“失败的后极权”。新极权对后极权时期的反抗事件(匈亚利革命、77宪章、团结工会和“六四”)，对二十一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防患焦虑。这种焦虑成为1990年代至今中国民主改革的一大障碍。作为“失败的后极权”，新极权是这种防患焦虑中尚在进行的一种变化和测试状态。新极权是一种后极权,后极权又是一种极权,为什么要对极权、后极权和新极权加以区分呢?
这个区分主要是从极权的不同阶段历史条件和环境着眼的。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今天,极权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发生过许多受到极权影响并也影响极权变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世界范围内的如纳粹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冷战、1989年苏联、东欧巨变。中国范围内的如1949年革命胜利、各种政治运动、文革、“六四”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不断在考验极权主义的存在能力,是极权不得不有所调整变化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世界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也在过去七、八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具体国家中的极权形式不可能存在于完全锁国封闭的状态之中,极权政权对外部世界有利益需要(军事同盟、经济投资、意识形态支持等),为此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的看法,这些也都会对它调整统治形态和政策有所影响。
区分极权、后极权和新极权是就它们比较典型的情况而言的。最典型,也是相对完善的极权是德国的纳粹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它存在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是二十世纪初社会现代化危机的产物。最典型并相对稳定的后极权则存在于斯大林之后的东欧和文革后到1989年的中国。这种后极权的历史条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意识形态阵营的冷战。它随着1989年苏联和东欧巨变和冷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的过去。新极权是1989年苏、东巨变后在中国继续存在的后极权。它处在一个自由市场和民主互相矛盾的全球化历史时刻。新极权确实可以视为1976年文革毛式极权结束后形成的后极权的一部分。但是,“六四事件”和东欧巨变使得1989年后继续存在的后极权变化为一种特别显现极权无出路的新极权。新极权的末世景象因此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它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包括新极权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意识形态、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和吃子孙资源的发展方式。
正如1989年东欧巨变所显现的那样,后极权是一种失败的，没有出路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在讨论新极权的时候,反倒把末世性问题特别提出来呢?末世性是没有出路。后极权因失败而垮台或不得不改换门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新极权是一种经济上看上去非常成功的制度，新极权表面的经济成功并不代表已经找到了可以保证延续极权的出路。相反,经济成功表相下隐藏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愈加凸现了极权制度更深一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就是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的无出路。新极权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不是某一个党的无出路。一个党可以阻挡制度的改造,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是在一个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起责任。新极权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执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民族不能与极权过去彻底决裂，无法重建未来前景的危机。
新极权表面经济繁荣所掩盖的许多重大危机(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社会弱者的绝望无助、竭泽而鱼的资源掠夺和破坏、频繁的生产灾祸、敲骨吸髓的劳工剥削、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不是无法解决的危机,而是在新极权制度下无法解决的危机。因为这些危机本身就是由新极权制度所造成的。新极权统治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危机,他们也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和谐社会”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民主改革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解决方案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手段。在这些应急手段后面,并没有一个总体的、瞩目于长远未来的、与极权过去彻底决裂的政治方案和社会重建计划。新极权的末世景象是一种眼前似乎一片光明,未来却朦胧灰暗的景象。
后极权的无出路并不等于它必然会在1989年突然垮台。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变化充满了偶然因素。对于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在事后整理出一些相关的原因因素。但是,即使具备了所有同样因素,也并不等于相同或类似的事件一定会发生。新极权的形成正是历史偶然和不可预测性的一种显现。在东欧发生于后极权的事情并没有同样发生在中国。相反,后极权以新的形式反而在中国得到了加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把新极权从一般后极权区分出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其中的原因。后极权和新极权间存在的与其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实质性区别,还不如说是不同历史条件下极权主义的不同变化形式。中国文革后的后极权和1989年后的新极权,它们都一脉相承于极权主义,在后极权和新极权之间没有发生极权和后极权之间的那种权力寡头突然更变(以斯大林或毛的去世为标志)。新极权与后极权有所区别主要是就它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除了前面提到的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由五十、六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以后的极权基本历史生态变化,新极权大致还有以下五个特征:第一是它的经济成功,但这却是一种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成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迅速地变成让一部分人先暴富起来,让广大弱者丧失几乎所有社会福利保障。经济发展虽然与全球化自由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但也归功于新极权本身灵活的策略调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是东欧后极权垮台的最重要原因。文革后至1989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仍未发生根本的转向。社会主义经济至少还是后极权的社会主义门面。九十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是新极权体制在中国得以巩固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新极权灵活性最重要的表现。
第二个特征是一般民众空前的政治冷漠。到文革结束为止的极权时代,中国民众处于不断“运动”动员的状态。文革后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和民主改革都曾让民众被一种不同于极权运动动员的新政治热情所激发。天安门事件便是这种政治热情的悲剧性高潮。1989年前,许多民众感受到一种后文革的欣喜。这种欣喜在1989年后被政治绝望和冷漠所代替。文革后中国曾出现过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苏联,赫鲁晓夫用解冻来对付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八十年代的中国,邓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让经济现代化派对付他们的(毛派)对手。”〔注1〕极端的暴力极权之后出现的统治松动,它所标志的不是极权性质的改变,而是以变通重新奠立后极权合法性,这种后极权在需要的时候会和极权一样诉诸暴力和恐怖(匈亚利事件、华约出兵布拉格、六四事件)。1989年在中国成为后极权和新极权的过渡和分界标志。“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人们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文革决裂的新政治时代或新政治体制,极权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民众陷入了更深的政治惊恐和厌倦之中。
第三个表现是加强社会宰制和思想控制。后1989的许多新极权措施都是为了纠正前一阶段的“软弱”失误,并回归更严厉的极权强暴模式,如建立“武警”部队、在法规上更严厉地限制言论、集会、出版、新闻,并封锁和禁止更多“敏感问题”的公开讨论。中国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因顺合民意而无须以强制力推行。“思想解放”是后极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中国民众后文革政治欣快感表示这一意识形态尚具有相当程度的“主导力”(hegemony) 。1989年后民众普遍的政治绝望和彻底无助标志新极权意识形态主导力已经几乎丧失殆尽。近年来,中国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急剧增多,政府以禁止媒体报道和武力镇压来维持一种虚假的安定局面。新极权统治空前地需要借助武力,武警成为这种武力的显著标志。武警不是国防军,它是专门为对付本国人民而组建的武装部队。在中国,后极权不需要专门的武警部队,而新极权则离开了武警部队便不能存活。
第四个特征是极权意识形态的彻底谎言化。1989年后的新极权之所以需要以强暴力控制社会和思想舆论,根本原因是它的统治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非强迫性主导力。只有在民众心服的情况下,统治意识形态才具有非强制的主导力。具有非强制主导力的意识形态不一定不是谎言,但它是一种被相信或部分相信的谎言。靠强制手段支撑的新极权谎言是一种不再被相信的谎言。它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心知肚明。双方煞有介事地做着人哄人的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就不存在。新极权不能控制然人们究竟在想什么,但它却能控制不让人公开说出真的在想什么。新极权是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没有信任照样可以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
第五个特征是网络公众和网络世界的出现。网络给新极权控制边缘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但也使得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显明。网络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有所行动的世界。网络世界中出现的显性反抗反过来更加深了新极权的后1989恐惧。对新极权来说,网络反抗成为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使它更有理由要继续加强对包括网络在内的思想控制。新极权时期的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出现在这个世界中的人大部分戴着面具。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他们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和在真正的公共空间中参与者以真实姓名留下言行记录,并为这种言行记录负责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虚拟世界是和新极权谎言现实世界为表里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不能免于恐惧的世界,都是没有公共言论交际规则的世界,都是参与者越真实越易受到伤害的世界。新极权会不遗余力(包括利用网络技术)控制网络世界,网络世界也会继续反抗这种控制。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猎鼠游戏,但却已经是一种相当使新极权感到威胁的游戏。
二. 新极权和“恐怖”、“群众”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从最早的,也是相对完善的极权主义中概括出三个主要方面:一.作为改造人性暴力实验室的集中营,二.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群众,三.维持极权统治的集中宣传和组织手段。从极权到后极权再到新极权,这三个方面变化的总体情况是,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最明显易见,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最微妙复杂,第三个方面则变化最小。前两个方面是不得不变，后一个方面是能不变就不变。
极权的第一个方面是恐怖和暴力。集中营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它的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暴力。极权暴力统治未必真的要从肉体上消灭人的存在,但却一定以三步程序杀死真实存在意义上的人。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注2〕它发生在极权建立集中营、劳改营、五七干校等等之前。它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注3〕
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杀道德之人使得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极权统治下无道德清白之人。极权下的任何被害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遭遇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道德屠刀下的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注4〕但是,这种良心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注5〕
在第一步杀法权之人和第二步杀道德之人以后,极权主义还有第三步更可怕的杀人法,它最终把人变得行尸走肉。它所杀绝的是人的个性思想和制创性。极权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注6〕极权一旦消灭了人的个性和制创性,它就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安全。后极权和新极权的变化和演变都是以这个为根本条件的,它们看似没有极权的残酷和血腥。 它们无须如此，极权早就已经用暴力和恐惧替它的继承者创造好了合格的顺民。
在极权向后极权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就已经被放弃了。后斯大林时期和后文革时期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是,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因为后极权始终没有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即所谓的政治犯。极权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交付给后极权一个再也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极权已经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与极权体制相一致的奴性人格。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成为能在后极权和新极权环境下自动运行，不断再生的生存方式。
极权的第二个方面是散沙型的群众。散沙型群众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也是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起作用的社会条件。群众并不是拥有公共生活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的公众,而只是那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人群体。由于群众个体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发生联系,不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有所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伟大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
这样的群众和极权体制是相辅相存的,极权体制需要以这样的群众作为它的基础,群众则只能在这样的体制中才能找到适合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一般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国家中都成为多余。阿伦特指出,“一旦群众因某种原因需要政治组织,极权运动即成为可能。……群众由于人数众多,冷漠被动,或二者皆备,无法结合成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无法结合为政党或地方政府,无法结合为专业社团或工会。”〔注7〕
从极权到后极权再到新极权,群众越来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结成保护自己利益,发出自己声音的组织形式。1989年中国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后极权时期群众转变的标志。现今新极权统治下的群众开始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已经不再相信谁有权谁就是他们的当然代表。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因为无力改变制度环境而确实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他们对这种处境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成为当今群众社会高度复杂性的一个主要标志。群众现有的公共交际手段,如大众、商业传媒和网络,都是后极权时期尚未发展或充分发展起来的。对这些传媒手段的控制是新极权的重要举措，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
三. 新极权和“组织”、“宣传”
极权的第三个方面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到后极权再到新极权,变化最微不足道的就是这个方面。在集中营暴力和群众发生了可观变化的情况下,组织和宣传几乎没有变化,这种对比本身就成为新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证明了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极权政党组织具有秘密社会的性质,甚至被称作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注8〕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的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从远处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帮里谈,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重罚不殆。秘密社会与外界的联系是从帮里核心,到入帮者,再从边缘一层一层向外界过渡。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注9〕极权政党和秘密社会都十分需要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和象征,入党入帮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惩处叛徒的手段更狠毒于惩处敌人。党和帮都有至高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采。……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注10〕
这些秘密社会特征使得极权政党和一般政党非常不同。阿伦特指出,“一般政党把人群分成属于和不属于我党的两类。一般政党和公开社会都只把那些公开表示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会的原则是,‘我不吸纳的,就是我排斥的。’”〔注11〕在极权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成极权统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产党转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他所运用的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核心内部的民主,把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注12〕阿伦特的这一见解是针对四十年代共产国际的具体实情的,但新极权主义不能允许政党内部民主和不同意见,这个事实至今仍没有改变。
然而，新极权时期的普通党员(即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与外部社会起“桥梁”作用的前台党员)毕竟也具备了与极权和后极权党员不同的特点。在极权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可是，党一旦掌握了政权,也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造就幻灭和失望,更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后极权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新极权时期，党不再能垄断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新极权社会中,党员身份也不再是什么人人羡慕的政治身份。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非凭政治身份获取不可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时期要求入党者却仍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间，党员仍然是求职的好身份。许多招人单位,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企业,愿意招收党员,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 已经成为一种特别有商业价值的人才类型。党员特别听话,特别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人格都是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来说,和组织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象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注13〕但是,极权运动一旦成功掌权,它就会用思想“灌输”代替宣传。要思想灌输,就需要恐怖,“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注14〕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改造”,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改造或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不断在后极权和新极权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被灌输的东西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东西体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灌输。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用纪念林昭的记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校领导“停课处分”。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空前热烈的讨论。〔注15〕我们可以撇开这个事件的细节,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领导”,看看他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之中互动。
老师所用的材料虽然是公开的,但是，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尽管“平了反”)无疑于给党抹黑。学生的教育是在学校里接受来的,老师(当然不一定是卢老师)负有相当的责任。有了这样的学生,老师便再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当心,也还是随时有可能触犯学生脑袋中某种不可言说的禁忌。学生一旦向校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又会落入难免恐惧的处境,因为如果不处理老师,领导也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学生自己也不能免与恐惧,因为学生听老师说了“离经叛道”的言论,如果不告发,就会成为事实上的思想共犯。况且,老师对学生的不告发还有可能“反戈一击”地反告发。老师如果不被告发,则学生有罪。领导如果不处理老师,则领导有罪。学生和领导也许只是想要保护自我,未必有心加害老师。即使大家都是不想害人的好人,由于恐惧不可承受地沉重,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为另外两个能脱罪而成为罪人。这里有一个谁害怕谁和谁伤害谁的问题。看起来他们是彼此害怕,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害怕的对象,那就是把他们放置在彼此害怕关系中的,永不会犯错的党。看上去是老师受学生和领导的伤害,其实是老师、学生和领导都受党的伤害,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制创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都是极权意识形态运作的手段和表现。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运作成为一种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区别的“政治压迫”。〔注16〕从根本上或,这种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这种压迫如果彻底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也许并不压抑人们的基本生理欲望(吃饭,穿衣,住房,生儿育女),但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思想。新极权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之为人的一切,因而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自由思想需要。新极权统治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和人满足生理需要对立起来(所谓的“稳定”),甚至可以使人们把自己的自由思想当作一种可能的祸害加以仇视。
政治至死和享乐至死都可以成为极权专制权力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奥威尔(G. Orwell) 的《1984年》和赫胥黎(A.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对极权的预言同时有效：“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注17〕
极权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注18〕哈维尔将极权意识形态称作为“谎言”,正是因为它只能存在于特殊编造的逻辑概念之中,这些概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可以脱离经验世界的事实。在极权意识形态中可以有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没有人民作主的“民主”,随意践踏宪法的“宪政”,不让人开口说话的“舆论”,既无权利又无法律保证的“公民”,主人权力无限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代表”,等等。
尽管极权意识形态谎言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从极权到新极权，意识形态谎言能起到的实际社会动员作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极权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福音,也是对群众思想有实际规范作用的道德和行为理念。在后极权时代,人们对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这两个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失望,联带对这两个主义本身也产生了幻灭。但是,后极权时期的统治者至少还保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注19〕使一般人接受政治压迫交换社会福利的安排(以放弃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换取国家保障的基本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等)。到了新极权时代,幸福交易法则被“商品市场法则”代替,普通人既无公民权利保证,又失去了国家的福利保障,在旧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对极权意识形态,如果说后极权的群众还只是心里失望和怀疑,那么新极权的群众则是公然嘲弄和厌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把极权主义当作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来研究的代表作品。〔注20〕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这类研究的直接对象由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转向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苏联。它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最激烈、最成功、最完美的形式。在这之后，极权主义(在东欧和中国)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与这些极权主义原型不尽相符合的特征, 极权主义这一说法也就渐渐地有了附加词。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在七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华尔泽在八十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注21〕新极权的“新” 也是类似的附加词。在这些不同说法中,极权仍然是一个中心词。“新极权”和相对完美的极权有差距,并不影响极权一词的相关性。对此寇罗考斯基(Leszek Kolokowski)作过这样的解释,“大家一般都承认,那些用来描述广大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意义上的完美对应对象。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很有用的区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的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信服和理解自由政权和专制政权间的区别。说实在的,现有的极权社会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更接近于与它有关的概念原型。”〔注22〕
阿伦特对相对完美的极权所作的特征分析对我们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所关注的那些统治因素：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的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为我们辨认形形式式不同的极权变化提供基本的认识范畴。这些范畴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专制间的一些根本区别,也让我们看到极权在哪些方面对人性造成特殊的长久摧残。这些范畴还让我们看到极权，包括新极权统治下人的反抗的特殊意义。二十世纪的巨大政治、社会变动不只带来了纳粹和共产革命式的极权,也造就了象匈亚利革命、77宪章、团结工会和“六四”这样的反抗事件。新极权对后极权时期的这些反抗事件抱有无法摆脱的防患焦虑。新极权本身就是在这种防患焦虑中进行的一种统治形态调整。
四. 新极权的“党主子”和技术官僚统治
新极权的重要特征是同时吸取后极权的不成功教训和总结其中的有效经验。在吸取后极权1989年失败的经验时,新极权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总结后极权“手软”的教训。新极权重新重视和运用极权统治的基本手段,如空前加强秘密警察力量和加强极权组织和宣传体制。新极权也比后极权更加严厉地控制公共舆论和言论。新极权的警察控制和言论钳制都是从后极权向极权的倒退。这种倒退在统治效果上却远不如极权时成功。第二个特征是增强灵活性。新极权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后极权统治的僵化和教条。这种灵活性表现在一面坚持极权法统意识形态,一面将这一意识形态从一些社会领域的直接宰制中淡出,这些社会领域包括经济、市场、大众文化、娱乐、日常生活和部分的文化和教育。淡出不等于放弃,只要极权法统不受到动摇,它的统治逻辑仍然有效,它就随时可以恢复那些暂时搁置的直接宰制。
新极权对待极权法统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是后极权所根本没法相比的。后极权仍然受到极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成分“公有制”和“平均主义”原则的限制。新极权基本放弃了这两个原则,仅保留了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国家主义”,党就是国家,一切国家权力归党所有。肢解社会主义三原则的联系充分表现了新极权的灵活性。新极权堂而皇之引入正统极权意识形态先前明确敌对的因素,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吸引红色资本家入党,等等。它还对许多与“社会先进性”不符的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如腐败、糜烂、色情,等等。对新极权来说,它的灵活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更实用主义地维持极权体制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又从根本上瓦解了极权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工农沦为社会弱者的“工人阶级领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共产主义”,新极权赖以存在的极权意识形态成为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新极权说的不是谎言,而是“后谎言”,“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注23〕
实行新极权统治的“国王”与其说是某某最高领导,不如说是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党是新极权统治的组织工具,更是新极权统治的法统化身。形形式式的极权统治与一般威权专制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 它意识形态中的那个“党”比任何具体的个人都具有更高的法统权威。无论极权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党都是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党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由于党的至高至尊,它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所规定为合理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它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去宰制任何它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领域、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经济等等。党还可以用历史更高法的名义,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肆意把党章的内容放入宪法。一句话, 党可以让极权专制在不直接使用暴力的时候,随时保持使用暴力的合法性。
新极权的党比任何时候都高于个人领袖。阿伦特研究极权主义,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党”本身,而不是它的哪怕是魅力型的领袖身上。阿伦特并不太看重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人物。阿伦特认为, 党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领袖,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阿伦特的结论是否完全适合极权的“第一代”领导人,也许还有争议,但这个结论却是极有预见地适合于新极权的领导人。新极权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并不就是党,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和干事。新极权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相当“勤政”或“清廉”,但他们伺奉的党主子却和极权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
新极权和极权、后极权一样, 它与威权专制的区别不在专制政治的一般表现(暴力压迫、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等)而在于它以什么名义实行这些暴力专制, 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在什么范围中推行暴力专制。在一般威权专制的国家中,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威权专制在“国家安全”说辞之外,没有对抗这些民主理念的理由。但极权意识形态却能用“坚持党的领导”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甚至连无明显民主主张的公共关怀也不例外。上海《解放日报》 2004年11月15日以“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的谐音)之名发表了《透过表象看本质》一文,批判“公共知识分子”。文章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历史和现实中，出现过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其实并不‘独立’，也无‘批判’。这一点奥秘，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
吉方平挞伐公共知识分子,依仗一党专制的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管制。这是一种新极权,而不是普通的专制思想管制。它从一个经不起质疑,因而绝对不容质疑的前提出发,那就是共产党理应领导一切。新极权的语言、逻辑和前题全都是承袭了极权和后极权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威权专制思想管制。威权专制权力可以强迫所有的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要谁的命。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在普通的威权专制国家,人们反倒可以理直气壮地问,知识分子又不是党员,为什么要特别接受什么政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分割、不可“离间”的内在关系?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贫富悬殊？党为什么偏偏要跟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过不去?在极权国家里人们不能公开问这些问题,因为党的绝对领导是不容置疑的天条。新极权以党的领导为名义,试图把所有的人民都黑社会组织化。一切得听老大的,谁做事要是不把老大挂在嘴上,那就是一种“离间”老大和帮员关系的有罪行为。
新极权实行的是一种患有1989年后遗症的思想管制,它对一党的专制权威危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和防患意识。这是一种末世防患意识,碰到什么害怕的事情,就犹如惊弓之鸟,觉得大祸将临,马上要亡党亡国。结果蛮横地慌乱出击,全然顾不上“正面”引导。毛式极权以“右派”知识分子为靶子,毛以后的后极权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靶子,而新极权则以公共知识分子为靶子。打击右派,知识分子便争先恐后当左派;打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不敢自由主义。打击“公共”,是不是要知识分子从此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呢?党自己不是在说知识分子必须为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吗?
新极权实行的是一种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没有实际说服效果的思想管制。用“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来攻击知识分子关怀公共事务,凸现了新极权的弱智和理屈词穷。既然是路人皆知,又何必郑重其事地揭露?既然写文章批判,那不正应该一一点穿?这样的批判评论能够在哪一个公共理性的社会中说服报纸的读者呢?中国社会并不缺乏公共理性,这样的评论当然不会有说服力。只要流览一下网上对此文一边倒的嘲笑和反驳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新极权的思想控制以弱智和专横为特点,弱智和专横同样表现在新极权的政治眼光和行为上。与它的极权前辈相比,新极权呈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在政治理念和未来抱负上,新极权既崇尚暴力，而且又非常低能。这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密切有关。毛泽东的极权政治曾经给全世界的激进左派带来过鼓舞和激励,毛以后直到1989年,中国的社会制度还在和东欧一起证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实践希望。九十年代,新极权补充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新鲜血液,但却在世界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孤立境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伙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国家。
在世界人权和民主浩浩荡荡的大形势下,中国始终无法融入这一大潮,始终没有能够借助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力量,成为全球政治中一个有力量的道德声音。1989年后的中国新极权对国内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要求更是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 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人类未来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前现代型专制是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注24〕
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一个短命的政权。有时候,正相反,它的腐败丛生,低能机械的统治却能够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基础上。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等,一盘散沙就是社会的普通群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构成了新极权类似于威权成功统治的稳定基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注25〕在精英层抱成一团的同时,还绝对不能让散沙型的群众形成公共意识,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和发出自己的集体声音。只要做到这一点,再低能的政权也能照样维持其持续运转。
新极权并不比后极权更具效能,新极权比后极权高明的地方是,它能实用主义或者机会主义地对待极权意识形态原先排斥的东西。新极权发展经济,靠的不是它自己的效能,而是资本主义的效能。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可以发展经济,但却无法独自提升社会正义,它甚至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损害力量。自由资本主义把人变成原子型的“顾客”,十分符合新极权把群众维持在散沙状态的需要。
新极权社会的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弱者的不神圣同盟。如石勇所说，新极权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各种“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新极权“精神分裂”典型地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注26〕
新极权的精神分裂上深深打着缺乏价值理念的技术官僚统治者的印记。他们是被精心挑选出来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完全来自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成为他们的统治信条。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统治者那种自立门户的历史机会。后极权和极权之间往往是法统延续,但政统断裂。后极权开创者往往需要在相当程度上提出新的政治理念,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如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文革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东欧后斯大林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等等。后极权在初期也往往能提出一些凝聚社会的口号和方针,如“人性化社会主义”和“四个现代化”。与此相比,新极权的政治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保先”,纯粹是等到大问题发生了,再事后提出的补救措施。
新极权技术官僚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提高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的至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注27〕
新极权为权力而权力,形同一般嗜权如命的寡头政治,这是极权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的没落。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是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是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注28〕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在1989年前的后极权时期,极权意识形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丧失了主导力,因此才有“六四事件”。在新极权时期,极权意识形态对一般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不仅如此,它对极权组织共产党自己成员的主导力都成为严重问题。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是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任何一个前景光明的组织,它的成员都不可能这样争先恐后去犯这种“错误”。新极权的末世景象在它的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已经毕露无遗。
五. 透明谎言、傻子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新极权在公共空间中的言论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和后极权承袭而来的一套刻板语言(新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官话,这一套官话和现实生活的脱节和矛盾超过了后极权,加上长期使用,成为一件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也成为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下面就是一段嘲笑官话的顺口溜：“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信心没有不增强的；粮食没有不丰收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群众总是受蒙蔽的；对抗总是没出路的，后果总是你来负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旗帜总是高举的，思想总是坚持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新极权失败的官话承袭的是极权的“新语言”,但它却不具备当初极权新语言统一思想的作用。“新语言”是极权的一大发明,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将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语言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并且“使得一切另类思想的不再可能。”〔注29〕在成功的极权统治下,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再可能,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新语言”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注30〕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由于不能用字词表达,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因此,极权统治的成功在于,它可以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只是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而且是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新语言”一旦完成了它的控制,被控制者便会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并没有能从极权那里继承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新语言,它所继承到的只是极权新语言的一个劣等变种。在极权语言中无从怀疑和无法嘲讽的,在新极权语言中则全然成为怀疑和嘲讽的对象。极权语言控制的先决条件是极权的社会全面控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后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自由经济、商业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个重要原因。新极权借用的商业和大众文化软化包装它的统治。但是，商业和大众文化同时也动摇,甚至瓦解极权和后极权曾有过的全面控制能力。官方新语言的“词汇”(奥维尔对“新语言”主要关注“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再不能混为一体。而且，日常语言的交际不只是用词汇,而且还用语调、节奏、表情、俚俗语、场合的运用或挪用、玩笑、流言八卦、顺口溜等流动而不稳定的成分。新极权继续使用的极权新语言不但不能控制这种日常语言,而且反而成为它们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就连新极权自己发明的新说法,也难免同样的命运,三个代表成了“三个戴表”,“保持党员先进性”成了“保鲜”,等等,等等。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混合心态去对待这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说法。日常语言和官方语言之间有了明显距离,前者对后者公然鄙视,后者对前者则无可奈何。新极权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如此,“春节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也是如此。
新极权是一种宣传失败的极权,但却不是控制失效的极权。它的控制几乎完全都靠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新极权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思想的审查因此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一些本来在后极权统治下尚可在一定程度内讨论的历史问题,如文革和毛的评价,成为新的禁忌话题。新极权的思想控制不再如极权和后极权时代那样大张旗鼓。极权有“反胡风”、“反右”、“文革”这样的运动,后极权有“批白桦”、“反击精神污染”这样的准运动。运动和准运动都用具体的反面人物作靶子,“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相比之下,新极权的思想控制(如“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只是在小小的范围内近于“悄悄进行”,由于它不公开打击和迫害所谓的异端思想者,他们反倒没有机会造成广大的社会影响。这是新极权有效孤立它的打击对象的新策略。新极权的思想控制把重点放在控制媒体(出版社、刊物、报纸、电视台)而不是直接放在言论和写作者身上,出了事严惩前者而非后者,也是为了既可控制言论,又可避免制造持不同政见者的双重效果。这种新控制策略的另一个好处是,悄悄的暗中控制不必向社会提供任何公开解释。提供解释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宣传效果,但在资讯渠道杂多的情况下,有可能反而失控,成为社会关注的棘手问题。
新极权悄悄控制的新策略将思想控制在最大程度上技术化,它只是笼统规定一些禁忌问题(文革、“六四”、毛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动乱、民主和人权、宪政弊病等等),其它一切都是尽在不言之中的“你们看着办。”审查大权和其它所有权力一样,无非是赏罚二字,即所谓的“赏罚者,利器也。”新极权思想控制实行的乃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权术统治,禁忌问题的范围可大可小,掌握的程度可严可松,言论、写作者和出版单位自行掌握尺度,为保险计,自我审查往往比官方审查更加严苛。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之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什么话题被归入禁忌之列,全凭“主管单位”说了算,完全没有公共政策和法定标准,也不容任何人公开置疑。对禁忌话题的判决,“主管单位”既是公诉的检查官,又是定罪的大法官。主观单位是一个没有人面孔的“它”。“它”的批示笼统而简单,但却具有终审的判决书威力。
从后极权到新极权,极权谎言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新极权一方面继续后极权,沿用后极权的许多谎言和说谎方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谎言和说谎方式。后极权说的还多少是期待别人相信的谎言,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那种“虚伪的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人民在人民的名义下被奴役,剥夺人权叫做中国式的人权,等等。要识别和揭露这些谎言是因为它们还有欺骗性。新极权继续了后极权的这些谎言,但还说许多看上去根本不期待别人相信的谎言。例如,中国新闻网报道,7月7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介绍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关情况。有记者问到：”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谢这位女士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关心。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 网友对李景田的回答挑侃道：“有什么本质区别？小姐和土鸡？”“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极强，所以即使是骚，也乱不起来。”“骚而不乱，实在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和谐社会就是好啊，”〔注31〕象李景田这样的人是在说谎,但他们并不是具有独立意志或个性的骗子。他们只是极权谎言的发声工具。真正的骗子是极权意识形态,它不仅在骗一般的民众,而且也在骗那些替它说谎的“骗子”。
如果说后极权谎言还把说谎对象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谎言则常常把说谎对象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谎言比后极权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的“后谎言”特色。后谎言时代的谎言已经到了不需要戳穿的地步。新极权的“后谎言”比后极权谎言更为“透明”,听谎者心里有数,说谎者对听谎者的人心里有数,也心里有数。维持新极权的条件是,在所有与一党专制有关的问题上,必须存在大量心里有数的傻子。他们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他们不是对现实没有埋怨,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非常心里有数,他们要么是怨而不怒,要么就是怒而不争。
极权统治得把人弄糊涂(真的相信谎言)才能施以统治,新极权不把人弄糊涂也照样能施以统治,条件是用强制力禁止大众把心里有数的事公开地说出来。最大程度地封锁公共言论空间,才能让官方权力放胆去说不能骗人的假话(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和讲不能服人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比他们关心的社会非正义更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新极权社会骗子和傻子的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骗子和傻子在不断的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不仅在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新极权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
新极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吆五喝六的党政权贵和各级领导其实并不是能自行作主的主子,他们不过是一群摇着党主子旗帜，耀武扬威的党奴。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并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辞,脸皮厚,对真实感觉特别麻木就可以。看上去是傻子的老百性更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人性残缺的社会里。极权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新极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 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 — 都当作法权之人、道德之人和个性之人杀过了三遍。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为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自由权利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的残缺之人。
全民被迫投入“玩傻子”的游戏,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是，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傻子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往往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是现实的和另一个是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介入这个世界的大都是受过相当教育、有知识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有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限制。在这些体制中,他们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多多少少地装傻子,他们不得不留意什么是大家心里有数的“敏感问题”。在网络世界中,他们的言论无须再经过纸面刊物的审查和自我审查,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卸下傻子的面具,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成为有声的公众批评的。
网络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成为中国新极权社会中反抗意识最强的表现。网络是中国在后极权时期尚不存在的虚拟公共空间。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实际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超女”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现实不民主的不满,这完全是一种“无意后果”。正因为它无意,它没有“肇事者”,也没有极权暴力可以惩戒的对象。“超女”的歌迷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但却又并非是要求民主的主角。对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权力来说,歌迷公众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预料。他们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再怎么设计防范,冷不丁就出了意外。他们并不在意民主,却意外地引起了对民主的热烈讨论。他们只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但却“不经意”地在嘲笑永远正确的央视,“不经意”地在鄙视有名无实的代表,“不经意”地在抵抗伪善丑恶的政治,“不经意”地照亮了当下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和参与意识的萌动。
借“超女”事件讨论民主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公众也不是“肇事者”。他们既没有“挑唆”,也没有“幕后策划”;他们既没有“组织”,又没有“纲领”。什么“阶级敌人”,什么“反动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者”,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随聚随散的事件围观者, 只不过是一边看热闹,一边起哄的观众。而恰恰是在这些“围观者”的鼓噪之中,人们可以听到新极权统治下许许多多人的反抗心声。新极权已经进入了一个“不肇事”反抗防不胜防,专制惩戒迷失可辨认对象的时代。
新极权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是一个比后极权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在极权和后极权时代,群众习惯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新极权时代的群众并没有摆脱这样的思想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前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他们有的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他们有的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文革极权时代,用对毛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传人的失望和不满。但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那些关于如何走出极权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好社会理想的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的末世阴影之下。
注释：
1. Jeffrey C. Goldfarb, Beyond Glasnost: The Post-Totalitarian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p. 169.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1951],pp. 447; 451; 452; 453; 455; 311; 376; 376-77; 378; 377; 379; 341; 341; 460-61.
15. 见燕南网(http://www.yannan.cn)专题讨论。
17.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w York: Elisabeth Sifton Books, 1986, p. vii.
18. 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 249-54.
19. Stephen Mann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rerequisite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from China.” In Edward Friedman, e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235-36.
20. 同一时期对极权主义的其它研究还有：Jacob Talmon,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1) ；Czeslaw Milosz, Captive Mind (1953) ； C. J. Friedrich, Totalitarianism, (1954) ；Zbigniew Brzezinsky, Permanent Purge (1956) ；C.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y,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1956).
21. 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16: 4 (July 1964), p. 559.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Greenstein and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75) vol. 3.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22. Leszek Kolo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p. 122.
23. 吴亮: 《赝品时代的写作》, http://www.xys.org/xys/ebooks/literature/essay/yanpin.tet,2000/3/29.
24. 27.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pp. 114; 120.
25.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P. 120. 孙立平还指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George J. Gi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 “The Latin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issue 674 (2004): 256-262, p. 256.
26. 石勇：《火山上的中国：亟需终结的几个神话》，燕南, http://www.yannan.cn 2005/8/22。
28. Joseph V. Femia,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1981, p.
29. 30.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1950, pp. 227; 227.
31. 《中组部举行记者会谈农村群体性事件等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7月7日中国新闻网
3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1951], pp. 451； 452； 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