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专制制度对个体生命的漠视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2013年11月20日，是作者前几年应一书商之请所写的一本至今尚未出的小书《乌托邦的现实兄弟》中的一章，现在看来依旧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这里节选第三部分《灾难是均富梦的温床》。

不论东方的大同思想，还是西方的乌托邦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便是忽略了人类自身的局限。人类永远无法建立一个真正完美的无缺的社会，因为人类自身的认识永远处于一种有限状态——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以及未知的广阔世界，只有蒙田的谦虚是上佳的态度：“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建立一个虚幻的世界出来，满足世俗社会民众的需求。

而学者们建立在纸上的完美世界，本来是他们思想的成果，甚至可视为小说家的虚构，这完全是他们思想自由之权利。但这种对完美社会的倡导、眷念、着迷，很容易被世俗社会中的投机份子利用，终至变成用美好制度来桎梏人们权利的枷锁。乌托邦思想和大同思想成为专制者统治民众所借之巧力，就不难理解了。

英谚有云：民主制度与其说最好的制度，不如说是最不坏的制度。言下之意便是，世上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制度，永远不会有。但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偏爱所谓完美的制度呢？有人盅惑好听的言辞，以邀私利，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人类的苦难太过深重——西方现在乌托邦的思想越来越少，皆拜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所赐——尤其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就更是如此。历来的正史野史、族谱家谱所记载的中国历史，灾难所占的比重是不小的。这并非中国的执政者喜欢听丧气话，揭自己的丑。而是灾难太过深重，即便在执政者尽量少地记载灾难的情况下，灾难频发的次数依旧惊人。

中国历史上的灾难频发几千年，但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付诸阙如，这是一种毋容讳言的耻辱。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此种情形才稍有改观。同时的尚有冯柳堂的《中国民食政策史》，虽然主讲粮食政策，然其间也涉及中国的天灾人祸。后之继起者据我所知，尚有李文海、程歗著的《中国近代十大水灾》，邱国珍著的《三千年天灾》等专著，对研究中国历代灾难有补救之功。但无论怎样，研究中国灾难史，邓拓先生的开创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邓拓

邓拓才气横溢，或许正是深感中国历来的苦况，并且对民国灾难也有深入的研究，才走向暴力革命的吧。但他哪知单靠革命和美好的言辞，是不能真正解民于倒悬的，最后连他自己都只有悲惨地非正常死亡。

现据《中国救荒史》的记载，将作个朝代的天灾人祸作个简要的实录。东西两周由于文献存世有限，八百六十七年间，共有大灾害八十九次；秦汉四百四十年中，发生灾害三百七十五次；三国两晋二百年中有灾害三百零四次；南北朝一百六十九年中，灾害三百十五次；隋朝二十九年，大灾二十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灾害四百九十三次；五代前后五十四年中灾害五十一次；两宋四百八十七年，灾害八百七十四次；元代百余年间，灾害五百十三次；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灾害一千零十一次；清朝二百九十六年，灾害一千一百二十一次；民国元年至二十六年（1911—1937）二十七年间，较大的灾害有七十七次。即自公元前1776年至1937年的3073年间，共发生五二五八次灾害，这还不包括早期资料的缺乏，以及后来瞒报、不报的数字，每六个月便有灾荒一次。灾难出现之频繁，堪称世界各国之首。

从统计上看，中国历史上的灾害，主要是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灾难的发生有普遍性、延续性、积累性等特点，且灾难的发生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但说到底，自然的不可抗拒，有不少也是人为的，如破坏自然之乱砍乱伐。

更重要的是，灾难的频发，有一个致命的因素便是对灾难的预防和善后救助方面，历代做得并不好，这都是专制制度下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所致。对于灾难的预防，由于技术落后，管理不善，很少提到议事日程上。而对于灾难的善后，别说处理突发性事故不力，就是那种可以立马放粮赈灾的行为，必须上级部门的批准，即使快马急递送达天听，灾民早已毙命于途，从而使大批不致饿死的人饿死，以至道路枕藉，饿殍遍野。更有甚者，为讨上峰欢心，不影响自己官位的升迁，不惜隐瞒受灾情况，白白饿死老百姓。与此同时，苛捐赋税，战乱频仍，技术落后，更加重了受灾的窘境。

此等情况，倘使小规模、零星爆发的灾难，尚不及引致社会大规模的暴动，不会引起可怕的生命赌搏。倘使灾难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爆发，民众只有放命一搏，才有活下去的可能，除此之外，别无它途。那么千百年来，唯一的办法，便是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杀官员，抢官府，最后推翻那个欺民太甚的朝代。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四九年后被歌颂了几十年的农民起义。

众所周知，中国三千年来的历史，无论从农民起义（关于农民起义的名称，我不同意已有的成说。其实有不少不能称之为农民起义，应该是游民起义，因为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其实只是游民而已。但为了行文的方便，姑袭用此说）的规模、次数（据保守估计也有大小几百次）、破坏程度，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每个朝代从建立开始，就爆发数不清的小起义，直至最后摧毁政权的大起义。

换言之，每个朝代的稳定，只不过是朝代的根基尚在，并不表明它是铁板一块，毫无动摇。譬如明朝的灭亡端赖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起义，加以清军从旁的觊觎夹击，终至衰败覆亡。但在离明朝最终覆亡还差七十年的隆庆（1567—1572）朝，短短六年历史里，据《明实录》记载的大大小小农民起义竟然多达三十几起，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这种拿生命来赌搏的起义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竟然成了一种“常态”，可以想见民众所受之苦，已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

与其坐等死不如放手一搏——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即奠定了此种基调——或许能起死回生，寻得一线生机。其摧毁力，破坏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皆非寻常所能企及，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势必处于双输之结局，则无疑。

常言道，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但这话是经不住推敲的。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农民起义在次数和力度上远超他们，然落后他国的态势于明朝中后叶即已然注定。但反过来农民起义完全是阻碍了生产之发展，亦未必尽然。一方面，民众被逼到无法生存之境地，从每个人都有活命之权利来看，他们也有权最后采取这种非常手段。他们起义未必胜出，然不起义，坐以待毙，则饿死的人数亦未必比战争所造成的伤亡少，这正是问题的两难。

每当人口饱和，且遭遇大的天灾人祸，平日里聚集起的不满和怨气，便急剧升腾，成为燎原之势，成为压垮庞大政权“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各个朝代虽有不少不同之处，但它的兴亡规律，实在大同小异。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为什么出现此种血腥的朝代更迭，而无更为平和、理性的接替方式呢？政权是由暴力而来，暴力较量便成了政权交替的方式，循环数千年而不休。暴力获胜者，利益便由执政阶层完全吞并。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按亲疏远近、功劳大小等方式分配利益所得。

新朝得鼎，民众死伤过半，大批土地荒芜，整个土地价格必然有所下降，民众活着的成本也随之降低，这便是新朝可以稳固理由之一。不过，由于缺少公平的分配方式，没有社会公正，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始终处于一种不能平衡的紧张状态。没有公平公正，个体利益的获得，尤其是王公大臣、地主豪强所得，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即他们所得完全是建立在他人受损的基础上。正如曾国藩所说：天地物产，只有此数。一华服，必有数人受其寒者；一人鼎食，必有数人受其饥者；一人作淫巧，必有数人倾其家业者。这样一来，一旦忍无可忍，民众自然会听信均贫富、等贵贱这样虽不实际，但却颇有号召力的虚幻口号，起而谋求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生命。

公平公正，在灾难频发的国家，绝对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这样要求绝对平等的思想，特别有吸引力，就不难理解了。尽管民众历来盼望公平公正，但从未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实现过。民众作为弱势的一方，总是遭魔鬼袭击的人。要改变这一切，必须在制度创设上有所努力，才能改变过去那种暴力更替的恶性循环。

责编：胡斐

转自：思想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