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者徐贲
我读徐贲先生的书，已经逾十年之久。他的第一本汉语著作，应是《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出世之日，我还在皖北小城读初中，当时风靡的“后学”于我，恍如天方夜谭，自然无缘识荆。我与他的书结缘，得等到2005年。那本大开本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单看书名，近乎宣言书，这正是那个年代的风潮和特色，彼时知识分子研究可谓一门显学，名目包含“知识分子”的图书如过江之鲫；时易世变，现在再以“知识分子”为题，只怕乏人问津。这本书，与其说让我见识了徐贲的思想，不如说令我感念于他的情怀。从此他在我的书架之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就我所见，从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徐贲在中国大陆共出书十三本。其中《复归的素人》系其父徐干生作品，他只是编者，《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属旧作重印。除去这两本，那也有十一本之多，年均一本，哪怕不以学者而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尺丈量徐贲，这般旺盛的创作力，依然叫人钦佩不已，能与其媲美的大抵只有张鸣等寥寥数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徐贲出书虽多，水准却未被拉低，借用豆瓣评分标准，五颗星为满分，徐贲的著作，始终保持在四颗星以上。
2016年初，三辉图书推出了徐贲作品集，根据预告，共计九本，几乎将其此前出版的重要著作一网打尽。这无疑是读者的天大福音。于我而言，还有一重惊喜，即期盼已久的《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终于引进，再也不必对港版望穿秋水。而且我以为，此书在徐贲写作与思想版图之上，正居于核心地位，它的出版，犹如画龙点睛。这也给了我一个契机，来谈谈这些年来阅读徐贲的体验和感悟。
我得承认，自己并未通读徐贲的著作，算了算，大概读过九到十本，即使在读过的这些书中，亦分详略精粗。精读者共六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故而我来谈徐贲，也许会以偏概全，也许会挂一漏万。这一点必须事先声明。
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
把徐贲出版的所有书籍置于一排，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绵延其中。以2010年为界。此前他的著作，倾向于学术，从《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到《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看看书名，翻翻目录，即可判知究竟。这里的学术，不仅指文章的体例（其实徐贲的文笔一贯明白晓畅，哪怕他写学术论文，都比一些学者的随笔、评论通俗易读），更指思想的本位：他虽然对现实发言，依旧以学者自居。此后他的著作，诸如《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包括貌似学术专著的《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所收录的文章之主体，用徐贲的定性，叫“公共随笔”，按我们习以为常的说法，就是时评。写作这些书的徐贲，留给读者的印象，更接近公共知识分子。
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而有之。学者同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物不胜枚举。我在这里强作区分，则为勾勒徐贲的转向：不难发现，十年以来，他的公共关怀越来越浓烈，面向现实的发言越来越密集，语言与文风越来越直白，批判的锋芒越来越犀利。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向，其思想之本质并无明显变易，然而转向的出现，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像徐贲这样的转向，不止他一人。如果说1990年代，知识人纷纷从喧嚣的广场退回冷寂的书斋，那么新世纪之后，社会潮流恰好逆反。不必说研究政法、经济、社会、历史的人文学者，就连研究数学、医学、科学的理工学者，都无法压抑、掩饰对现实的关切，从学院破壁而出，走向公共媒介，走向街头和田野。这背后应有其共同因素，即时代的刺激。时代的剧烈转型，不仅导致学术的价值被重估，还导致知识人的天职被重塑，此即《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一书所探求的主题。
如今重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我不由想起了博尔赫斯。1969年，70岁的博尔赫斯为其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作序，他写道：“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样，《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包容了此后十年徐贲所写作的几乎所有论题：“知识分子与公民政治”一辑引出了《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假面大众社会和犬儒主义”引出了《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文化批评的记忆与遗忘”引出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明确了这一点，便可理解他的转向，用流行语来讲，改变的只是他与世界的相处方式，不变的则是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这十年来，他的思想一以贯之，像一道锐利而坚忍的光线，直刺时代的幽暗。
说理者与公民
《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序中，徐贲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这里有两个说法值得注意，一是“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二是“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既是对“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批判，也是为中国公民与立志于成为公民的人士提供的“特殊的知识”。
中国人喜欢讲理，却不会讲理。我们的政治生活为宣传和立场所盘踞，日常生活则为诡辩和意气所主宰，这二者的共同点，不仅在于缺乏一种清明的理性，更在于缺乏追求清明理性的可行路径。不必说权力者和民众，单论知识分子，纵观二十世纪，能有几人堪称说理者呢？前半期的名家文章，梁启超擅长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陈独秀杀气腾腾，鲁迅有刀笔之风，揣测动机、人身攻击等都是其惯用伎俩，这些手段则属说理的大忌，大抵唯有一个胡适，在坚守说理的底线。至于后半期，更无足观。有人推崇顾准，然而顾准虽是思想的先驱，所使用的语言却布满了意识形态的残酷烙印，更适宜用于宣传，而非说理，说理的语言，用徐贲的话讲，需要“准确、明白、诚实，不遮遮掩掩，不故意含糊”，这在顾准的时代，无疑是价值连城的奢侈品。直到世纪之交，才涌现了王小波、刀尔登、徐贲这一路说理者，在强权与犬儒交织而成的荆棘丛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相比同侪，徐贲的特色在于，他不仅说理，还教人怎样说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正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及徐贲所引用的安德烈·纪德之言：“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就此而言，说理的价值不止在说出的道理，还在说理的过程，对说理者的训练与磨砺：如何言必有据，如何讲求逻辑，如何尊重对方，如何容忍异己的意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说理的价值规范，即在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徐贲一直强调，说理是公民的必备素质，说理是公民在说理。我曾总结，说理之于个体，可以塑造一种公民理性，之于社会，可以塑造一种公共理性。这句话，便是阅读徐贲的感受。
基于说理与公民的亲密关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适合与《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共读。我无意厚此薄彼，却必须指出，这本说理教材也好，徐贲的其他书也罢，其归宿与根基，恰是《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此书若不出版，徐贲作品集便不完整），正如徐贲思想的要义，恰在“公民”二字，而且这两个字前，可以加上“中国”的前缀。徐贲虽飘零异国，依然心系故土，他并未疏离于祖国的苦难，反而深知当下中国最急需什么，所以这些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民本位，坚持公民言说，普及公民观念，推行公民教育，以此来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与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我常常向人推荐徐贲的著作，尤其是《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这两本。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徐贲的思想？我思量半晌，答道：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所立之人，就是公民。
2016年3月9日
供《新京报书评周刊》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序言
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那个国家是不需要有国民教育的，因为那里的国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培育好了。那是一种“基因教育”，不是国民教育。在那个国家里，所有的国民都是在国家的“孵化和定型中心”生产出来的，他们分成五等，前两种人数很少，智商较高；后三种人数众多，以成倍裂变法增殖，智商很低，具有完全可靠的整齐划一性。“美丽新世界”的治国口号是“集体、同一、稳定”，那里的国民就是按照这样的国家目标而生产出来的。
美国作家劳里（Lois Lowry）的《记忆传授人》描绘了另一种理想的国民教育，它从每一个儿童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每个家庭都是按国家计划的模式组成的，每一对“夫妻”可以申请到一男一女两个子女，形成没有自然血缘关系的组合式家庭。那些真正生育的女子一生中只能在三年中生三个孩子，然后便成为终身的劳工。孩子们在家庭里由父母按照国家的规定来教育，不允许使用不正确的字词，不允许有不正确的服饰、发型或打扮，到了青春期，便需要服用药物来控制“激情”。每年会有一天为孩子们举行岁数增长的仪式，1岁的孩子会被授予名字，8岁的孩子要开始参加义工劳动，9岁的孩子会收到一辆脚踏车，12岁的孩子，在经过长老们一年来的性情与兴趣观察后，会被分配适合的工作。于是，每个人都在适合他的位置上成为安分守己的国民。
这个国家的记忆是由专门的“记忆传授人”保管的，其他人不得拥有，关于过去，所有的国民该知道或不该知道的事情都是规定好了的。而且，所有的人看这世界都只有黑白二色，看不见其他的颜色。他们的眼睛退化，代代相传，色盲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基因。12岁的乔纳思被选中成为记忆传授人的接班人，并为此接受他师傅的专门教育。然而，偏偏是这个乔纳思成了一个“不可教育的人”，因为他的眼睛天生与其他孩子不同，他能偶尔看到黑白之外的颜色，他第一次看见有颜色的是一只红苹果。像《圣经》故事中那样，苹果成为犯罪诱惑的象征，但他犯下的是思想罪，因为他能看见他不该看见的东西。由于他的不可教育，他注定必须从他的国家消失，消灭就成为他教育的最后阶段。
当教育异化为一种统治手段的时候，它是为统治权力的目标服务的。这样的教育会在被教育者身上造成极具伤害性的影响。林贤治先生在他编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中说，那些接受了党的教育的“黑七类”子女，“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对这些被教育者来说，教育是一种心灵的摧残，留下的是终身难以愈合的烙印和创伤。
法国革命时代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以他的残忍闻名于世，他的残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那就是完成对法兰西人的国民教育，将他们塑造成新人。历史学家斯凯玛（S. Schama）对此写道：“罗伯斯庇尔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louis-le-grand）学习时，老师们一定对他的政治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救世主式的导师，挥舞一根很大的棒子来培养国民们的美德。他把革命本身设想为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道德能增长知识，但是，道德和知识都必须由纪律来保证。他喜欢这么说：恐惧和美德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没有美德，恐惧会变得有害，没有恐惧，则美德变得孱弱’。”
罗伯斯庇尔所持的那种极端的国民教育观几乎是所有激进革命家所钟爱的，也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展开极其残酷的对人的改造工程。政治学家范·根斯坦伦（H. van Gunsteren）说，这种对人的改造工程（human engineering）假设，“只要人民不像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范·根斯坦伦称此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对于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幻想家来说，也许是如此。但是，对于像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那样的革命家来说，把国民改造成“新人”的教育，就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而根本就是处心积虑的极权统治和精心策划的阴谋权术了。
在他们的统治下，监禁、流放、苦役都是“教育”或“再教育”，即使连那些不可教育的人也可以对其他人起到教育作用。社会学家埃吕（J. Ellul）称这是极权对国民教育和宣传的最诡异的发明。它把有异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讨论会”或“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这样的组织化环境中，逼迫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用他自己的嘴巴说出强迫他检查的人是多么正确，对他的教育又是多么及时。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最早的雅典国民教育是让人民学会可以赖以为生的手艺。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记载：“雅典的立法者梭伦说，为逃避危险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的人已经使这个城市人满为患，但是这个地方土地贫瘠，不宜耕种，从海上来做交易的也因为人民付不出钱而不带来他们需要的货品。因此，梭伦要求城邦的人民学会手艺，他订立了法律规定，如果父亲不教儿子手艺，则儿子没有为父亲养老的责任。”共同体成员的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同时也需要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和专制。
2011年10月11日 奥克兰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目录
序言/001
前言 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
一、从臣民到公民 / 002
二、“国民爱国”和“公民爱国” /005
三、公民教育与社会制度的“再生”和“重建” / 009
四、政体与“好生活”“好社会” /011
五、从治理与教育看政体与国民教育 /016
第一章 斯达巴国家主义教育的教训
一、从“经验”到“教训” / 024
二、残酷的统治和保守的社会 /032
三、国家制度与教育 / 037
四、儿童教育 / 040
五、对国家有用的技能教育 / 045
六、组织和恐惧的教育力量 / 050
七、兽化是人的教育失败 / 054
八、极度与极权 / 056
第二章 “善”和“法”的教育:古典共和的政治遗产
一、共和美德死了 / 062
二、共和的理念还在 / 065
三、美德与公民平等 / 067
四、民德与法治 / 071
五、公民荣誉与美德教育 / 074
六、品格教育与法的教育 / 077
七、法的教育：国法与神法 / 080
八、小写的“神” / 084
九、古典共和的“更高法”和“自然法”/ 087
十、作为现代普遍更高法的“人权” /092
第三章 从“高贵的罗马人”到帝国的官僚:无所作为的体制内教改
一、共和的品德和荣誉 / 099
二、谁是罗马的“贵族”？ / 103
三、罗马人的“品格培养” / 107
四、希腊化教育的开始 / 109
五、西塞罗的“演说者”教育 /113
六、罗马教育与希腊教育的不同 /115
七、修辞造就“演说者”，文法培养“官吏” / 120
八、罗马国家机器需要的教育 /125
九、昆体良和他的《演说术原理》/127
十、教育匡正不了腐败 / 132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教育和人文教育
一、“君主”的必要与人文主义教育 /139
二、伊拉斯谟的“君主教育” /145
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教育” /150
四、人文主义教育的个体本位和自由精神/ 154
五、贵族教育与谁是贵族 / 159
六、作为“廷臣”的“高贵绅士” /163
七、人文主义教育的新知识观 /168
八、人文主义的教学方法 / 174
九、退隐的人文主义教育 / 178
十、选择怎样的“古典” / 184
十一、开明君主时代的终结 / 188
第五章 从古典共和到美国民主共和教育
一、制度与美德，孰为优先？ /195
二、“自然人”的教育 / 201
三、自然义务和自然法 / 204
四、个体本位的公民政治启蒙 /208
五、公民教育必须去除恐惧 / 213
六、公民教养 / 219
七、没有民主的美德会被专制绑架 /223
第六章 美国早期大众文化中的共和教育
一、现实经验和零打碎敲的共和教育 /230
二、罗马共和的影响 / 234
三、共和教育与美国“民情” /238
四、美国早期的两种民间共和观 /241
五、美国共和的危机和君主制的诱惑 /245
六、美国共和是启示，不是模式 /252
第七章 美国建国初期公民社会和杰斐逊的“民主教育”理念
一、宪法与共和政体 / 256
二、18世纪90年代的民主 共和协会 / 260
三、民主公民教育的启蒙和自我启蒙 /265
四、学校和社会同步进行的公民教育 /271
五、民主公民教育：杰斐逊与民主 共和协会的共识 / 274
六、小学是公民的大学 / 280
七、精英教育与自然贵族 / 284
八、“政治是每个公民的副业” /289
第八章 安分守己的国民与民主的公民教育
一、公民教育应该教些什么？ /294
二、品格教育未必培养积极参与的民主公民 / 297
三、安分守己的“好人” / 302
四、美国的保守主义与好国民教育 /305
五、自然秩序中的人的教育 / 308
六、从个体本位到“群众人” /313
七、公民教育不能代替民主的公民教育/ 317
八、教育者不是“知识保镖” /321
第九章 “成人儿童”将成为怎样的成人
一、成人秘密和羞耻 / 328
二、“成人化的儿童”是长不大的成人/ 332
三、“童年”的构建 / 337
四、什么是“好的童年” / 342
第十章 学校里的政治教育和宣传
一、美国的基础民主公民教育 /349
二、美国教材中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352
三、美国教材中的核心价值 / 356
四、学校关于如何抵御宣传的教育 /359
五、宣传与党化教育 / 363
六、党化教育的“前宣传”和“宣传”/ 366
七、党化教育的“国文”和“历史” /370
八、高度组织化的党化教育宣传 /374
九、民族主义包装党化教育 / 376
第十一章 20世纪的宣传
一、全方位宣传 / 383
二、正确思想和正确行为 / 386
三、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390
四、宣传和民主 / 395
结语 / 401
第十二章 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
一、从国家主义到党国主义 / 405
二、党国教师首先必须先成为党民 /410
三、生活在谎言中的教师们 / 413
四、党国教育的课程和教材 / 417
五、日常行为配合党化教育 / 421
六、党化教育的“生物科学” /424
七、党化教育中的“历史” / 429
八、党化教育中的“英雄故事” /433
九、培养党国事业的接班人 / 437
十、党国主义的精英教育 / 443
第十三章 德国纳粹的宣传和国民再造
一、极权统治的三大要素 / 450
二、纳粹极权宣传与青年运动 /454
三、纳粹的应用性宣传技艺 / 458
四、极权宣传的内在权力逻辑 /462
五、领袖和后领袖时期的极权宣传 /466
六、纳粹宣传和它的政治组织机器 /471
七、党国的“宣传员” / 475
八、极权宣传塑造“新国民” /479
九、极权的“新文化”和谎言秩序 /484
第十四章 东德的“宣传教育”为何不能成功
一、庞大的宣传机器 / 490
二、缺乏特色是最大的特色 / 493
三、一个制造焦虑和谎言的体制 /495
四、“党宣传”为何难以成功？ /498
第十五章 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一、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508
二、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512
三、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516
第十六章 罪、耻、惧与道德教育的困境
一、一个有关罪、耻、惧的故事 /521
二、罪、耻、惧的道德选择 / 523
三、从传统“耻 惧”到红色“耻 惧” / 526
四、两条走不通的老路 / 532
五、一条需要下决心才能走的新路 /538
第十七章 公民社会需要说理教育
一、引言 / 544
二、公共话语与宣传 / 546
三、诸多种类的非理性话语及其他 /552
四、被洗脑是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567
第十八章 “好生活”的教育
一、国家主义和威权的“好生活” /573
二、人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好生活 /576
三、当少数人的“好生活”与多数人抵触的时候 / 581
四、好生活的知识教育和公民教育 /586
五、好生活是感觉，更是价值观 /590
注 释 / 595
后 记 / 634
（据微信公众号：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