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3月22日，中华民族的一颗政治巨星陨落了。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一百年曲折惨痛的代价！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美国实现宪政只用了4个月（1787年5月至9月），200年只打了一次内战；英国确立宪政民主制度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1688年至1689年）；中国从谭嗣同到宋教仁为国殉难已走过100多年，匪夷所思的是当今连讨论宪政都快成危险的举动了······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深感痛彻心扉、百思不解、夜不能寐！
在吾国吾民人人爱特权，而正是特权才会侵害民权。没有宪政法治确实保障人权，任何特权最终都难于幸存。第一公民刘少奇等等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先例已给了我们教训。
当历史被歪曲编撰后，教科书与严酷的生活能把莘莘学子变成思想的残废。我的民族被“独尊儒术、万世一统”毒害太深，多数民众甘愿做个太平犬，只要给足够的狗粮他绝不狂吠一声。事实是自炎黄人文创世到民国元年，国家内战的次数远远大于黄河等大江决堤的次数，致使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1911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轰然坍塌，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1913年3月20日，本可成为民国第一任竞选总理的党魁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枪手暗杀。
于右任为宋教仁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说，孙中山不该当民国总统，这个位子“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引自《大话花边历史》）
宋教仁被暗杀成为民国最大的谜案之一，至今扑朔迷离、争论不休。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魁身份组阁之际，于3月20日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令人悲痛的是一切已不可挽回，宪政之父留下遗嘱后抛开了国人，一颗罪恶的子弹击碎了民国初年宪政最后的希望。
中国宪政的命运惨烈空前，如诗如梦、悲切绵延。无量热血依然融化不开的宪政梦！
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清廷官僚知识分子曾掀起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898年的“戊戌变法”百日后嘎然终止。北京菜市口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没能唤醒摇摇欲坠的清王朝。1908年皇室为延缓风雨飘摇的世袭统治，被迫颁布谭嗣同们梦寐以求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本质上仍然是嬴政秦始皇、秦二世的“永保江山不变色”一统万世。此为清末第二次宪政又一次失败。
一个皇族、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不可能永远主宰民众的命运，世界宪政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民主法治的必然胜利。变化才是绝对的，惟一不变的是变化。妄想固守皇族或权贵特权永远世袭，只能被民众和时代所抛弃。若知死无葬身地，痛悔生于帝王家；秦皇坟茔何处觅，土丘一堆无后人；亡国之君多勤政，无力回天空悲切；宪政大势谁能敌？滚滚长江不复还！
惟有宪政才能继往开来，避免独裁特权、腐败与内战，永保普罗大众的万世太平。
医院中巨疼难忍的宋教仁向于右任留下遗嘱：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并口授请黄兴代拟电报给大总统袁世凯：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1913年3月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手术，22日4时48分不治身亡，英年31岁。
继辛亥革命100年后，宪政之父宋教仁牺牲整整100年了，大陆掀起热议“宪政思潮”，正反两个阵营唇枪舌剑、口诛笔伐。部分赞成宪政的著名学者和网友被禁言甚至被微博销号，少数依法启蒙维权的学者、公民身陷囹圄，而歪曲与反对宪政的“伪学者”反倒走红网络。这是旷古的历史奇闻，是国人的奇耻大辱！慈禧临终也赞成君主立宪，袁世凯做了总统也不敢公然反对宪政，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更没人公然叫嚣莫谈宪政。难道惟有革命、战乱才是中国人的宿命？！
费孝通说：在顺命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保障自己权利的制度，一定要等暴君充分暴露了他的苛政，才兴兵把他赶跑。赶跑了一个，不久又来了一个，以暴易暴，循环不已。在英国却不是这样，他们想出了一个人为的办法，就是宪政，使君王不论他本性怎样，没有实行苛政的机会。
真是一语成谶，宋教仁死后中国经历了悲惨的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内战”，军民血流成河、饥寒交迫、民不聊生！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起义未遂，流亡日本。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摆述。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7月与谭人凤等组织中部同盟会，策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著有《宋教仁集》。
光绪三十年（1904年）12月13日，宋教仁到达日本。筹创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翌年6月出版。光绪三十一年6月，宋教仁进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次年2月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据宋教仁日记记载：1906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等多种书籍。对西方政治制度做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他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
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期间作文抨击沙俄、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天才地预言日本与美国必有一战！
1911年10月28日，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任中华民国法制院院长时，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
清末《钦定宪法大纲》实际是一部拖延政权灭亡的伪宪法，当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殷鉴不远。历史学家章立凡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立宪是要用宪法约束君主的权力，而清廷的立宪方案，首要保护的是皇帝的特权，既不同于西方君主立宪式民主，也不是康有为概念中的“虚君共和”。满清弥留之际组成了“皇族内阁”，因为只有自家子弟才靠得住。那套假宪政方案尚未实施，大清就灭亡了。（引自《“党主立宪”说引发的宪政思考》）
面对今天主流媒体少数下流文人诋毁与否定宪政，北大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先生惊呼：痛哉，宋教仁！悲夫，中国宪政！刺宋事件百年之后，不能不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积极进取、勇于奉献的温和改良派被赶尽杀绝，剩下的不是明哲保身的犬儒，就是不择手段的激进革命派？（引自《宋教仁：中国近代宪政的最后希望》）
面对反宪政逆流，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仅要谈宪政，而且还要建设宪政。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不管其是否民选，无论如何产生，都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接受制约监督，不能滥用权力，不能腐败，即实行“法律之治”，把权力放到法律的笼子里边去。（引自《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
天妒英才，祸起萧墙。一百年前，中国的宪政先驱、31岁的宋教仁被黑暗的枪口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中国历史再次陷入混战与黑暗。伟大的先驱者宋教仁用鲜血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播下的宪政种子必将长成参天大树，福佑中华。宪政未立，100年后祭奠你才是中国的未来与希望！杀害宋教仁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窃以为，是我们全体中国人！
特权利益集团总想不劳而获，独占权力与资源，妄想永远世袭，子孙万代继续剥夺民众的权利。妄想终归是妄想，不过一枕黄粱，徒给子孙留作街谈的笑料。
这个民族跪得太久了。让一部分人先站起来，撑起一片自由的天空，让这个古老的民族站立成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为了所有同胞的公正与尊严，为了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让我们思想，让我们呐喊，让我们奔走，让我们挺直脊梁，让我们站直了，高贵地活着！（摘自许博士《让一部分人先站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面对一个鲜血都不能唤醒的民族，我不再为你哭泣。为了理想，继续启蒙、继续抗争，坚忍不拔、百折不回。曙光不远，英灵安息！我会谨记先生遗嘱，永志不忘，前赴后继。中国宪政制度最终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终将傲然屹立世界文明之林！
2013年11月2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