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风苦雨，12月9日一早匆匆赶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曾飞洋。
排队，取号，拿身份证换门卡，给了一个指甲大小纸片的号，7号。叫律师名字的时候，我才认识会见同案另一当事人邓小明的律师周小春，他取的是5号。
我和周律师稍稍交流了下办案情况。业务柜台很快到周律师，我站在一旁，想周律师顺利了，见飞洋就不是问题了吧。女警盯着电脑良久，说了一句:这个需要办案单位同意。周律师说:为什么？邓小明的罪名不是需要批准会见的三个罪名之一。办案单位有什么权力阻止会见?我在旁边也表示赞同，这时几个警察也插嘴辩论，无外乎，这是办案单位要求的。一个男警说到：办案单位给我们发了函。周律师说，你把函件拿出来看看。男警说可以，转身进去找文件去了。收我材料的女警这时也说:你这个也是同样情况，要办案单位批准。周律师在那边拿出一本刑事诉讼法，说：你们看看那条规定办案单位可以阻止会见的？我则说，9月16日五部门的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明文规定“三证”会见，办案单位同意是什么法律规定。女警一脸不屑。
这时来了个两个看所警察将周律师和我拉到一边，打着和气，然后说:我们和办案单位交涉，转身进屋。隔了几分钟出来，拿了一个小纸条，写着电话说这是办案单位联系电话；我说这算什么，我们是来依法会见，你们安排就好，关办案单位什么事。周律师问办案单位的函件呢？他们支支吾吾不答。这时一个瘦脸和一个乱发两人站在我们旁边，自称办案单位。我问现在会见关你们什么事。瘦脸说，这个案件特殊，要批准，又称我说话太大声。我说，凭什么要你们批准?！你砸律师的饭碗，你还不让我大声说话了?要是你的饭碗砸了，你想想你会怎么样。旁边的看所警察则马上打圆场，说去办公室谈谈吧。
周律师、我以及两个自称办案单位的人员去到看所办公室。我问瘦脸要证件，瘦脸支吾说放在门卡那里了，我说那我怎么相信你是办案人员。瘦脸怒道，那曾飞洋只能请另外的律师。我说，你不懂法吗？律师凭什么是你指定？瘦脸也不和我说话了，就说，这个案件我们发现涉及国家安全，所以不能安排会见。 我拿出拘留通知说，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哪里涉及国家安全了。你们这样解释太宽泛太滥权了。显然这些争论对他们是无用的。他们也不耐烦听这些，只说要会见等通知。
周律师有事先走了。我返回安排会见业务室，继续要求会见，递材料给一脸不屑女警，一脸不屑女警继续一脸不屑，拿了我的律师证瞄了瞄，说：不能见。然后将律师证往台面一扔。我是气点低的人，顿时怒从心头起，拍案怒喝：你这是什么态度？为什么不能见？我是三证不齐，还是什么原因。旁边的警察纷纷打圆场，我说，你们太藐视法律，藐视律师了，你们自己都是靠法律吃饭，现在都这样轻忽自己的权力，轻易地让办案单位左右，刑诉法赋予你们的权力去哪里了？又有警察过来打圆场。我说，我可真是被你们气到了，你们好歹是市局下属单位，番禺区分局怎么能指示你们办事。他说，我们再和办案单位协商协商。
我坐下又等了半响，打圆场的警察没有再来。我再向柜台递材料，办事员换了一男警了，他收了材料看看，然后回复—依然是这样办案单位同意。我说:办案单位怎么能违法指示你们呢？你们作为公务员，对于违法的命令是有义务抵制的。男警说，我不认为违法。我说，你这么自信？那你告诉我那条法律规定了办案单位可以指示看所阻止会见的？他说道，你去投诉我们违法吧。我一听，这敢情是把违法当成荣幸了，阿水何苦自黑。另外一女警赶紧过来，我们找领导过来和你说。无奈，等领导过来。
和另一男警又到办公室，他自称姓刘。我说，我始终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替办案单位背黑锅。刘说，我们只能这样，没办法。我说，法律规定怎么怎么样。他说，成律师你说得都对，但是我们不能让你会见，这个案件有些文件涉密不能让你看。你现在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和办案单位商量，另外一个是向监督部门投诉我们，我们也是木办法。
我试图着讨价还价，我说见十分钟行不行？不行。那拿委托书要曾飞洋确认委托，行不行？不行。我说，那你至少出个文书给我，说本案因其他原因不能安排会见，我好向委托人交代。他说我请示下领导。电话半晌回来，还是说不行。我不死心啊，又说，那等到可以会见的时候，你能不能通知我。刘想了想，好似鼓足勇气说了句“可以”。
回程依然是漂泊大雨。不能见当事人，深以为辱，伤“法治”，是为记。
曾飞洋辩护律师： 成准强
201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