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走的那天我在郑州，当时有个报纸要发纪念专版，不但要了这篇，还托我再约几篇。29日我从郑州直接到南京为高华兄送行，次日的场面十分感人，相信网上也能看到，就无需多说了。在追思会上我又约了两篇，不料回到北京报纸就来道歉，说是关于高华的文字不让发了，真作孽呀。
高华走了，对我来说这实在突然。尽管早就预感到有这么一天。就在25日我还和他通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到南京看他。一些朋友建议我们长谈一次，把他未能写出来的一些想法通过这种方式记录下来。我跟他商量说：知道他的身体情况一次不能谈太多，我可以在南京住几天，每天谈一点。
他说也很希望这样，但是眼下不行，因为他的病情有了些新情况，过些日子再说。我知道，他说的新情况是指病情恶化，但是电话中他的声音听起来还很洪亮，很有底气的样子，也就想他说的“过些日子再说”，可能真的是还有机会。可是晚上与刚从南京回来的张鸣兄通电话，他告知了他了解的情况，并且难过地说，恐怕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我听了心里真是非常难受，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20多个小时，他就与我们永别了。电话里听到噩耗，简直不敢相信。高华只有57岁，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年龄通常都还算是年富力强的。他走得实在太早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史过去曾是史学中被扭曲最甚的领域，在我们的学科目录上，“中共党史”这门学问所属的“一级学科”甚至不是“历史学”，而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换言之，“党史”不被认为是历史，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这当然就很难实事求是。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门学问也成了求真求实者们最有开拓潜力的地方。
这些年来，在新材料发现和思想解放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现代史成为史学中进展最大的领域，可以说是群星闪耀，而高华则是最早闪现光华的星之一。可惜的是，如今他又成了最早陨落的星之一。
我原来想，现代史如今到处都是可开拓的问题，又已经有了那么些有成就的开拓者作为榜样，这次来为高华送行的年轻人也非常多，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应该不成问题。但在当天的追思会上杨奎松兄的一番话却使我很受打击，他说他们这批人现在很担心后继无人。因为如今在大学立足越来越靠“核心期刊”文章和申请到项目，
而在现代史党史这种领域讲真话的人是很难申请到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文的。高华的研究就基本上都发在大陆之外，《红太阳》也是在香港出的，他也从来不申请项目，我们这些人已经过了那些坎（指评职称等），可以不管那些了。可是现在年轻人要是不管那些，在高校就难以立足。
偏偏党史这类研究又十分依赖档案等“内部”资料，你如果不是已经立足的研究者连查档案的证明也很难开出来。不像研究儒家什么的就凭那些经典，没在高校立足的业余爱好者也能搞出点名堂。所以年轻人很少能接他们的班，他们的弟子虽然不少，但能坚持下来不改行的很少，他很担心后继无人。我听了十分郁闷。
现在像袁腾飞这样的年轻人不按官方口径说话很大胆，但如果不仅是发发牢骚而是要讲史实，那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很多话未必有确凿的根据，不是他们不想研究，而是由于资料封锁，我们不像民主国家有一定时限之后公务档案必须开放给公众阅览的制度，没有一定身份你根本没法去查档案。而当局只公布对宣传有利的资料。那么对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我想到两点：一是在实事求是方面实行大人物小人物同等尺度的要求，老百姓对头头的指责如果偏离事实，其所应承担的压力应该与头头对老百姓指责偏离事实同样。我国大量“上整下”的冤假错案如果领导人不承担责任或只承担微小责任，就不能把重大责任加之于“下怨上”而偏离事实者。
例如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有根据吗？如果这根据与事实偏离而他可以不负责任，袁腾飞对他的指责与事实偏离也应当如此。“同等尺度要求”的另一个体现是：指责偏离事实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吹捧偏离事实所承担的责任相等。如果吹捧领袖可以不顾事实而不负责任，那么要求别人为指责领袖偏离事实负责任就不合理。
这与平民百姓之间的日常褒贬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好话过分一点没什么，说他的坏话过分在某些情况下就应当被追究诽谤或名誉损害的责任，这是因为好话不会造成伤害，而坏话则会伤人。但对于公权力人物就不一样，对公权力人物的褒贬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事务评论，两个方向偏离事实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是一样的，所以承担责任也应该一样。
第二点就是垄断证据的一方应该负举证责任。比方说现在所有档案都垄断在你的手里，你又不让我查，那么我猜疑你（猜疑也要有根据，但那与“证实”所需的证据是不同的，猜疑可以“捕风捉影”，证实就要铁证如山）做了某事，你如果否认，就要举证证明无此事。而我只要举出怀疑的根据就够了。这种“举证责任倒置”是民主国家舆论监督、限制权力的有效办法。
当然，这并不是提倡对权势者不信任乱怀疑，更不是以怀疑代替严格证实。同时这只是舆论监督的原则而不是实证研究的原则。作为史学研究者是不应该没有充分证据就轻率地乱说的，但老百姓发牢骚你不能要求他们必须掌握铁证如山才发。这可以促使权势者比一般老百姓更加自律，也可以促使他们公开信息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权。
正是因为垄断证据就要负举证责任，统治者就不敢无限制地封闭、乃至销毁档案了。民主国家会开放过一定时限的公务档案供公众查阅，就是基于这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