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又是一年毅行時。中國著名公益人、作家、也是資深戶外行山客寇延丁女士在過去兩年曾深度訪問港台兩地公民社會，並以毅行為切入點，寫下《走》、《走著》這兩本全景式觀察報告。由今天開始，端傳媒將取精華篇章連載，以饗讀者。首篇是作家笑蜀先生為《走》系列寫就的導讀。）
寇延丁，作家，職業公益人。因為她的一本名叫《可操作的民主》的書，這兩個身份已經廣為人知了。但她還有一個並非廣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毅行人」。《走著》就是她從「毅行人」的角度，對「毅行」所作的全景式觀察報告。差不多一年多以前，我就得有先睹之快，讀完了全書。按照正常的出版流程，它早該擺到各大書店的櫃台上。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說白了即內地時局不斷收縮的原因，這書千呼萬喚出不來，最後只能用網絡連載的形式跟讀者見面。
所謂「毅行」，簡單地說即是香港樂施會牽頭的一個化緣活動，跟當年武訓沿街化緣沒什麼本質分別。不同的是它不靠磕頭化緣，而是靠「走」，這便是寇延丁書名的得來。另一個不同的是，它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公民的集體行為，是很多公民個人和很多公民組織包括政府官員和現役軍人自願加入的集體行動。化緣所得，全部用於公益即用於香港弱勢族群與亞洲、非洲扶貧。
照此說來，寇延丁的《走著》，應該不至於敏感。畢竟連歷史上一度敏感的武訓早都平反了，「毅行」無非是武訓的現代版或者說集體版，無非所謂救困扶危，屬於純粹公益，又何至於扯上敏感的時局，遲遲不得出版？但問題恰恰在於，它就是「被敏感了」，不僅書敏感，人更敏感，即作為職業公益人的作者寇延丁更敏感，有段時間整個都人間蒸發了，後來據說放了出來，但直到今天，任何公共活動都沒有她的身影。
所有這些，無疑給《走著》這本原本普普通通的書，披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如何解讀這神秘？透過這神秘，能捕捉到當今中國時局的什麼信號？這才是筆者所最感興趣的。
解讀神秘，且從書的主題即「毅行」本身入手。
《走著》看起來不像高頭講章，而是一本故事書，講的都是「毅行」的故事。部分因為故事本身的精彩，部分因為寇延丁實在是講故事的高手，「毅行」故事在她筆下，那叫一個活色生香。但它絕不是演義，它的所有演繹，都有強大的事實支撐，可稱典型的非虛構作品；更重要的是，它的所有故事，講的其實都不是故事，而都是理，或者說義理。這即是說，它不是講述而是論述，只不過用講述的方式來論述。它的所有故事最終都有一個指向，即都指向義理。
什麼義理？關於公民生活的義與理，尤其關於公民集體行動的義與理。這些義與理千頭萬緒，歸結起來無非兩個字：自治。
在我眼裏，「毅行」就是自治的標本。它最早是啹喀兵初創，雖有公益籌款功能，但主要屬於駐軍軍訓。1986年啹喀兵與樂施會合辦，開放市民參與，即導致「毅行」性質的變化，公民自治的因素開始滲入。1997年香港回歸，英軍撤離，合辦時期終結，樂施會開始獨家承辦，這是「毅行」的根本轉折點，即開始轉向完全的自治。每屆活動，從頭到尾，都是典型的公民自組織。
一定意義上說，「毅行」也是公民慶典，而且是大規模慶典，規模大到如2010年有一千多支隊伍參加。大規模慶典內地不少見，如奧運會、亞運會等等，它們最大特點，其一是官方性即政府主導，其二是巨大能耗，即要消耗大量成本，而所有成本都是民脂民膏。但人民並不在場，只有權貴在場，實際是用納稅人的血汗餵養權貴的盛筵。在所有這些節點上，都跟作為公民慶典的「毅行」形成鮮明對比。「毅行」不僅權力退場，人民在場，屬於人民的狂歡；而且是典型的低能耗，即對公共資源消耗最低，社會效益卻最大，公益角度的投入產出比最高。
兩種慶典的對比，實際是兩種社會治理模式之比：公民自治即自由人聯合治理模式與權力中央帝國模式之比。孰優孰劣，顯而易見。從這個角度，可以解釋近兩年來，公民社會為什麼在內地遭遇嚴酷打壓。這不僅因為權力鬥爭導致的高度社會緊張，更因為權力對社會的全面反撲，更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回潮。其根本意圖，在於遏制30年改革開放即30年自由化進程中，越來越壯大的公民社會，遏制以公民自組織為特色的自治社會。
權力主導的中央帝國，實際是權力對社會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全面控制，歸根結底是權力對社會的全面殖民。這種中央帝國也可稱國中之國，實際是獨立社會之外、凌駕社會之上、有自己特殊意志與特殊利益的巨大黑洞，以不斷吞噬社會為生存前提。道理因而再簡單不過，只要是自治，就是對權力殖民的反抗，就是對全能政府的狙擊，就是對權力中央帝國模式的挑戰。二者絕難兼容。自治社會愈是崛起，權力中央帝國對自治社會的疑忌甚至敵視就愈是難以化解，二者的矛盾與衝突就愈是不可調和。
不能不承認，當下中國權力依然強悍，擁有甚至壟斷了最大限度的公共資源，地毯式地控制了整個社會。暴風驟雨般的奪權鬥爭在中國並不現實，並不構成對權力中央帝國的任何實質威脅。但是潤物細無聲的分權自治，卻越來越逼得權力在過去30年中不斷地步步後退。所以當下中國的政治主題，並非奪權與反奪權，而是自治與反自治、分權與反分權。權力被一步步逼到牆角，被一步步逼向它本來只應該有的限度之內。但它不甘心，它習慣了好日子，而它的好日子，當然是指權力不受任何制約沒有任何限度的時代。它不甘心那個時代畫上句話，要集結一切力量反撲。
這就注定了中國公民社會、包括寇延丁在內的公民社會領軍人物的悲劇性命運。但這命運既然是注定的，也就是無可迴避的；既然沒有選擇，那就只能面對。我堅信中國公民社會不會退縮，寇延丁等公民社會領軍人物不會退縮。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毅行」，即社會政治層面的「毅行」，或者說，是我們民族的「出埃及記」。我們民族沒有個人意義上的摩西，但一定會有集體意義上的摩西，這集體意義上的摩西就是整個的公民社會，以及他們的領軍人物。當下中國最需要公民「毅行」，因為唯有這堅韌的「毅行」，才能把我們民族真正帶出權力中央帝國的無邊黑洞。
也就因此，我願意為寇延丁的書寫下這篇文字，這也可以算作我的自勉。
（笑蜀，中國資深傳媒人、公共知識分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转自：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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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當下中國最需要公民「毅行」
（編按：又是一年毅行時。中國著名公益人、作家、也是資深戶外行山客寇延丁女士在過去兩年曾深度訪問港台兩地公民社會，並以毅行為切入點，寫下《走》、《走著》這兩本全景式觀察報告。由今天開始，端傳媒將取精華篇章連載，以饗讀者。首篇是作家笑蜀先生為《走》系列寫就的導讀。）
寇延丁，作家，職業公益人。因為她的一本名叫《可操作的民主》的書，這兩個身份已經廣為人知了。但她還有一個並非廣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毅行人」。《走著》就是她從「毅行人」的角度，對「毅行」所作的全景式觀察報告。差不多一年多以前，我就得有先睹之快，讀完了全書。按照正常的出版流程，它早該擺到各大書店的櫃台上。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說白了即內地時局不斷收縮的原因，這書千呼萬喚出不來，最後只能用網絡連載的形式跟讀者見面。
所謂「毅行」，簡單地說即是香港樂施會牽頭的一個化緣活動，跟當年武訓沿街化緣沒什麼本質分別。不同的是它不靠磕頭化緣，而是靠「走」，這便是寇延丁書名的得來。另一個不同的是，它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公民的集體行為，是很多公民個人和很多公民組織包括政府官員和現役軍人自願加入的集體行動。化緣所得，全部用於公益即用於香港弱勢族群與亞洲、非洲扶貧。
照此說來，寇延丁的《走著》，應該不至於敏感。畢竟連歷史上一度敏感的武訓早都平反了，「毅行」無非是武訓的現代版或者說集體版，無非所謂救困扶危，屬於純粹公益，又何至於扯上敏感的時局，遲遲不得出版？但問題恰恰在於，它就是「被敏感了」，不僅書敏感，人更敏感，即作為職業公益人的作者寇延丁更敏感，有段時間整個都人間蒸發了，後來據說放了出來，但直到今天，任何公共活動都沒有她的身影。
所有這些，無疑給《走著》這本原本普普通通的書，披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如何解讀這神秘？透過這神秘，能捕捉到當今中國時局的什麼信號？這才是筆者所最感興趣的。
公民自治與權力中央
解讀神秘，且從書的主題即「毅行」本身入手。
《走著》看起來不像高頭講章，而是一本故事書，講的都是「毅行」的故事。部分因為故事本身的精彩，部分因為寇延丁實在是講故事的高手，「毅行」故事在她筆下，那叫一個活色生香。但它絕不是演義，它的所有演繹，都有強大的事實支撐，可稱典型的非虛構作品；更重要的是，它的所有故事，講的其實都不是故事，而都是理，或者說義理。這即是說，它不是講述而是論述，只不過用講述的方式來論述。它的所有故事最終都有一個指向，即都指向義理。
什麼義理？關於公民生活的義與理，尤其關於公民集體行動的義與理。這些義與理千頭萬緒，歸結起來無非兩個字：自治。
在我眼裏，「毅行」就是自治的標本。它最早是啹喀兵初創，雖有公益籌款功能，但主要屬於駐軍軍訓。1986年啹喀兵與樂施會合辦，開放市民參與，即導致「毅行」性質的變化，公民自治的因素開始滲入。1997年香港回歸，英軍撤離，合辦時期終結，樂施會開始獨家承辦，這是「毅行」的根本轉折點，即開始轉向完全的自治。每屆活動，從頭到尾，都是典型的公民自組織。
一定意義上說，「毅行」也是公民慶典，而且是大規模慶典，規模大到如2010年有一千多支隊伍參加。大規模慶典內地不少見，如奧運會、亞運會等等，它們最大特點，其一是官方性即政府主導，其二是巨大能耗，即要消耗大量成本，而所有成本都是民脂民膏。但人民並不在場，只有權貴在場，實際是用納稅人的血汗餵養權貴的盛筵。在所有這些節點上，都跟作為公民慶典的「毅行」形成鮮明對比。「毅行」不僅權力退場，人民在場，屬於人民的狂歡；而且是典型的低能耗，即對公共資源消耗最低，社會效益卻最大，公益角度的投入產出比最高。
兩種慶典的對比，實際是兩種社會治理模式之比：公民自治即自由人聯合治理模式與權力中央帝國模式之比。孰優孰劣，顯而易見。從這個角度，可以解釋近兩年來，公民社會為什麼在內地遭遇嚴酷打壓。這不僅因為權力鬥爭導致的高度社會緊張，更因為權力對社會的全面反撲，更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回潮。其根本意圖，在於遏制30年改革開放即30年自由化進程中，越來越壯大的公民社會，遏制以公民自組織為特色的自治社會。
潤物細無聲的進逼
權力主導的中央帝國，實際是權力對社會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全面控制，歸根結底是權力對社會的全面殖民。這種中央帝國也可稱國中之國，實際是獨立社會之外、凌駕社會之上、有自己特殊意志與特殊利益的巨大黑洞，以不斷吞噬社會為生存前提。道理因而再簡單不過，只要是自治，就是對權力殖民的反抗，就是對全能政府的狙擊，就是對權力中央帝國模式的挑戰。二者絕難兼容。自治社會愈是崛起，權力中央帝國對自治社會的疑忌甚至敵視就愈是難以化解，二者的矛盾與衝突就愈是不可調和。
不能不承認，當下中國權力依然強悍，擁有甚至壟斷了最大限度的公共資源，地毯式地控制了整個社會。暴風驟雨般的奪權鬥爭在中國並不現實，並不構成對權力中央帝國的任何實質威脅。但是潤物細無聲的分權自治，卻越來越逼得權力在過去30年中不斷地步步後退。所以當下中國的政治主題，並非奪權與反奪權，而是自治與反自治、分權與反分權。權力被一步步逼到牆角，被一步步逼向它本來只應該有的限度之內。但它不甘心，它習慣了好日子，而它的好日子，當然是指權力不受任何制約沒有任何限度的時代。它不甘心那個時代畫上句話，要集結一切力量反撲。
中國公民社會不會退縮
這就注定了中國公民社會、包括寇延丁在內的公民社會領軍人物的悲劇性命運。但這命運既然是注定的，也就是無可迴避的；既然沒有選擇，那就只能面對。我堅信中國公民社會不會退縮，寇延丁等公民社會領軍人物不會退縮。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毅行」，即社會政治層面的「毅行」，或者說，是我們民族的「出埃及記」。我們民族沒有個人意義上的摩西，但一定會有集體意義上的摩西，這集體意義上的摩西就是整個的公民社會，以及他們的領軍人物。當下中國最需要公民「毅行」，因為唯有這堅韌的「毅行」，才能把我們民族真正帶出權力中央帝國的無邊黑洞。
也就因此，我願意為寇延丁的書寫下這篇文字，這也可以算作我的自勉。
（笑蜀，中國資深傳媒人、公共知識分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转自：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