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
素质教育不仅是教育方法的改革，也包含着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义。在近几年关于素质教育的强大呼声中，我们听到了太多的从经济发展需要、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角度对人才素质的定义。然而我们的教育不是专门为了培养工程师和学者，工程师和学者毕竟是人口中的极少数。以往应试教育的误区就在于将初级和中级教育作为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阶梯，而将考试作为选拔高级人才或淘汰不合格者的手段。将高等教育视为精英教育，人才教育，甚至是职业教育。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教育的目标转向全体学生，转向服务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从应试教育的死胡同中走出来。
如果说普通教育的目标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就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目标就是培养新一代的公民。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今天应该为公民教育服务，实现向公民教育的转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向。
思想政治教育在各层次的教学活动中，主要体现为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各类公共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及其相关的活动，而师范院校的政教专业主要目标则是为这类课程培养师资。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当前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这是革命时代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接受和强化某一意识形态，成为忠诚的和高素质的革命者。
这种教育传统在建国后又长期延续了下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在新世纪里，我们的目标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高度民主和建全法治的国家。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这样，时代发展的趋向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重新定位，由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建设公民文化系统工程的一部分；由意识形态的灌输转向为培养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服务，也就是转向公民教育的轨道。
2.公民教育的意义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体系，是一种人为的权力建构，它必须以相应的公民素质为基础。
民主制度首先植根于相应的公民态度和情感中，研究公民文化的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曾指出：“对于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关于态度和感觉的问题”。（1）民主的态度和感觉首先表现在，公民产生了独立的自我意识，把自已视为政治共同体中独立平等的一员，要求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只有在公民中产生了民主的欲求，才会创造并支持民主制度。
公民单是有民主的欲求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道德修养和行为模式。民主制度是各公民集团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竞取价值和政治权力的市场，它需要参与这个权力市场的公民具有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以消极怠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利益和公共事务；以理性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情绪化的行为方式参与政治；对竞争者采取中庸与克制的态度而不是极端的敌对的态度；要善于与竞争者妥协和对竞争者具有宽容的精神。它需要公民在积极竞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利益，或为了与他人讨价还价，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当他处于多数地位时，能够尊重少数的权利；当他处于少数时，能够认同多数权威的合法性。
民主制度的精髓是公民的自治，是公民自已管理自已。公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这就需要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能力和技巧。
民主制度的巩固主要依赖其合法性，其合法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发挥的效能，而要使民主制度发挥出高效能，必须公民具备较高水准的参政能力。他们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对他们参与决策的事务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从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需要学会适当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在民主制度下，公民们不能等待别人赐给的雨露阳光，他们要认识和发现自己利益所在，并采取行动，通过施加各种压力和影响，与别人（或集团）讨价还价，从而有效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需要自发地组织和行动，以利益集团的方式参与政治权力的市场竞争。这些都需要公民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技巧。
公民的政治态度和参政能力构成公民素质的主要内容，它们不能完全依靠自然获得，而是需要培养和教育。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民主制度将权力交给公民，而公民又需要教育和训练。阿尔蒙德曾将起源于西方文化的民主称为“一整套如此脆弱、如此复杂和如此微妙的安排和态度”。（2）认为这是没有民主传统的非西方国家人民不易掌握的。诚然，我们不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接受不了民主，没有民主传统并不是拒绝民主的充分理由，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充分有效的公民教育和由这种教育培养的优秀公民，就不会有顺利的民主化，也不会有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公民的民主教育尤为重要。
公民教育与培养经济型和科技型的人才教育并不矛盾，反而是相得益彰。创造性才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独立自由的人格，这也是民主人格的特征。自由独立的人格需要民主平等的政治环境，这种环境是创造型人才成长的温床。如一位思想家所说，“天才注定要在自由的空气下呼吸”（J.S.密尔）。不仅为了产生天才，而且为了一个民族的活力，需要创造民主的政治环境，需要使民众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由权威主义人格转变为民主人格。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人类思想文化繁荣、各类人才辈出的时代，往往是政治上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政治控制的松懈，给个人以较大的自由空间，使他能够发展出丰满的个性。当代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具有独立自主、自尊自信的特征，具有大胆的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使他们能够在知识领域里产生创造性才能。所以民主国家往往是创造性源泉充沛的国家，而权威主义国家则死水一潭，这并不是偶然的。
公民意识与市场经济也是相互耦合的。市场条件下所要求的经济人角色的另一面，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也就是公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要求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鼓励积极进取的精神并要求遵守游戏规则；都提倡理性的行为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以及要求掌握讨价还价的技巧。
所以，市场经济人与公民是相通的。在市场经济下自发形成的意识、情感、欲求、态度的升华，投射到政治领域，就是公民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市场也难以健康地运作。当我们为国家的落后和各种问题成堆而不得不“慢慢地着急”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民素质低。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综合的国民素质中，我们最落后的是其中的公民意识。不仅政治的发展受到它的制约，就是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严重地受到它的制约。而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积极地培育公民意识，而是在强化臣民意识，这与我们培养现代人才的目标也是相悖离的。
因此，公民教育的任务已经非常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3.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公民教育的目标无疑是培养或塑造优良的公民，使公民具备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各种素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特别强调教育对塑造公民品质的作用，以及公民品质对建立理想国家的重要性。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赖斯的二千多年间，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某些公民素质对于维持或创建民主的关键作用，包括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精神，对政治事务的了解和相关的参与能力，以及普遍的公民义务感等。
但在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公民教育的具体任务和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在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国家，公民的观念受到民主社会各方面的强大影响，包括家庭、社团等组织，选举、集会等经常性的民主生活，还有大众传媒等，学校的公民教育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在西方国家，普遍具有悠久的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传统。其历史最悠久的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联邦德国，再次是法国、英国和其它国家。在民主国家，所谓政治教育就是公民教育（civil education or citizen education）。在这些国家，不仅有着发达的公民教育，而且对公民教育的研究也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向民主过渡的初期，往往在制度上建立了民主，使公民获得了参政权，但公民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时候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公民认同民主价值，掌握参政的能力和技术，从而为巩固和改善民主制度服务。S.H.亨廷顿曾谈到，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初建时，其支持率并不高，直到70年代，对民主的支持才达到90%.他指出，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登上政治前台。“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为亲近民主”。（3）日本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与战后德国成功的公民教育是分不开的。战后盟军帮助德国重建民主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实行范围广泛的政治再教育规划。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后，又代之以德国人自己的政治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强制灌输，而是自我教育、自我形成、自我发展、自我改善和自我培育。经过20年的努力，受到公民教育训练的一代人终于成为民主制度的坚强基础。
对于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公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使公民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变，包括树立民主理想和价值观，养成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学会行使民主权利，从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起步和顺利完成。
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在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都硬性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大量教学时间。但是，中国也是在当代世界文明开化的国家当中少有的没有真正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
据一些老先生回忆，30年代一些学校还开设过公民课，主要讲解政府的权力、责任，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什么叫公民，公民与日常所说的“老百姓”有何区别等。后来以党派立场为轴心的意识形态灌输成为主题，公民教育就消失了。1957年，曾有人提出在学校开设公民课，也有人提出学习苏联开宪法课，但响应者廖廖，有的还被打成了右派。从此，公民课和公民教育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了。在数十年中，我们开设的政治教育类课程，不仅不能适应建设民主政治和培育公民文化的需求，其中有的还与其相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的政治教育进行改革，转向服务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轨道。如果这样，我们的政治教育必定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并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转自：新争鸣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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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论传统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
1.政治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
素质教育不仅是教育方法的改革，也包含着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义。在近几年关于素质教育的强大呼声中，我们听到了太多的从经济发展需要、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角度对人才素质的定义。然而我们的教育不是专门为了培养工程师和学者，工程师和学者毕竟是人口中的极少数。以往应试教育的误区就在于将初级和中级教育作为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阶梯，而将考试作为选拔高级人才或淘汰不合格者的手段。将高等教育视为精英教育，人才教育，甚至是职业教育。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教育的目标转向全体学生，转向服务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从应试教育的死胡同中走出来。
如果说普通教育的目标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就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目标就是培养新一代的公民。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今天应该为公民教育服务，实现向公民教育的转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向。
思想政治教育在各层次的教学活动中，主要体现为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各类公共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及其相关的活动，而师范院校的政教专业主要目标则是为这类课程培养师资。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当前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这是革命时代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接受和强化某一意识形态，成为忠诚的和高素质的革命者。
这种教育传统在建国后又长期延续了下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在新世纪里，我们的目标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高度民主和建全法治的国家。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这样，时代发展的趋向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重新定位，由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建设公民文化系统工程的一部分；由意识形态的灌输转向为培养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服务，也就是转向公民教育的轨道。
2.公民教育的意义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体系，是一种人为的权力建构，它必须以相应的公民素质为基础。
民主制度首先植根于相应的公民态度和情感中，研究公民文化的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曾指出：“对于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关于态度和感觉的问题”。（1）民主的态度和感觉首先表现在，公民产生了独立的自我意识，把自已视为政治共同体中独立平等的一员，要求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只有在公民中产生了民主的欲求，才会创造并支持民主制度。
公民单是有民主的欲求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道德修养和行为模式。民主制度是各公民集团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竞取价值和政治权力的市场，它需要参与这个权力市场的公民具有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以消极怠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利益和公共事务；以理性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情绪化的行为方式参与政治；对竞争者采取中庸与克制的态度而不是极端的敌对的态度；要善于与竞争者妥协和对竞争者具有宽容的精神。它需要公民在积极竞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利益，或为了与他人讨价还价，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当他处于多数地位时，能够尊重少数的权利；当他处于少数时，能够认同多数权威的合法性。
民主制度的精髓是公民的自治，是公民自已管理自已。公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这就需要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能力和技巧。
民主制度的巩固主要依赖其合法性，其合法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发挥的效能，而要使民主制度发挥出高效能，必须公民具备较高水准的参政能力。他们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对他们参与决策的事务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从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需要学会适当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在民主制度下，公民们不能等待别人赐给的雨露阳光，他们要认识和发现自己利益所在，并采取行动，通过施加各种压力和影响，与别人（或集团）讨价还价，从而有效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需要自发地组织和行动，以利益集团的方式参与政治权力的市场竞争。这些都需要公民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技巧。
公民的政治态度和参政能力构成公民素质的主要内容，它们不能完全依靠自然获得，而是需要培养和教育。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民主制度将权力交给公民，而公民又需要教育和训练。阿尔蒙德曾将起源于西方文化的民主称为“一整套如此脆弱、如此复杂和如此微妙的安排和态度”。（2）认为这是没有民主传统的非西方国家人民不易掌握的。诚然，我们不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接受不了民主，没有民主传统并不是拒绝民主的充分理由，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充分有效的公民教育和由这种教育培养的优秀公民，就不会有顺利的民主化，也不会有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公民的民主教育尤为重要。
公民教育与培养经济型和科技型的人才教育并不矛盾，反而是相得益彰。创造性才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独立自由的人格，这也是民主人格的特征。自由独立的人格需要民主平等的政治环境，这种环境是创造型人才成长的温床。如一位思想家所说，“天才注定要在自由的空气下呼吸”（J.S.密尔）。不仅为了产生天才，而且为了一个民族的活力，需要创造民主的政治环境，需要使民众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由权威主义人格转变为民主人格。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人类思想文化繁荣、各类人才辈出的时代，往往是政治上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政治控制的松懈，给个人以较大的自由空间，使他能够发展出丰满的个性。当代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具有独立自主、自尊自信的特征，具有大胆的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使他们能够在知识领域里产生创造性才能。所以民主国家往往是创造性源泉充沛的国家，而权威主义国家则死水一潭，这并不是偶然的。
公民意识与市场经济也是相互耦合的。市场条件下所要求的经济人角色的另一面，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也就是公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要求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鼓励积极进取的精神并要求遵守游戏规则；都提倡理性的行为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以及要求掌握讨价还价的技巧。
所以，市场经济人与公民是相通的。在市场经济下自发形成的意识、情感、欲求、态度的升华，投射到政治领域，就是公民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市场也难以健康地运作。当我们为国家的落后和各种问题成堆而不得不“慢慢地着急”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民素质低。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综合的国民素质中，我们最落后的是其中的公民意识。不仅政治的发展受到它的制约，就是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严重地受到它的制约。而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积极地培育公民意识，而是在强化臣民意识，这与我们培养现代人才的目标也是相悖离的。
因此，公民教育的任务已经非常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3.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公民教育的目标无疑是培养或塑造优良的公民，使公民具备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各种素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特别强调教育对塑造公民品质的作用，以及公民品质对建立理想国家的重要性。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赖斯的二千多年间，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某些公民素质对于维持或创建民主的关键作用，包括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精神，对政治事务的了解和相关的参与能力，以及普遍的公民义务感等。
但在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公民教育的具体任务和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在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国家，公民的观念受到民主社会各方面的强大影响，包括家庭、社团等组织，选举、集会等经常性的民主生活，还有大众传媒等，学校的公民教育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在西方国家，普遍具有悠久的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传统。其历史最悠久的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联邦德国，再次是法国、英国和其它国家。在民主国家，所谓政治教育就是公民教育（civil education or citizen education）。在这些国家，不仅有着发达的公民教育，而且对公民教育的研究也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向民主过渡的初期，往往在制度上建立了民主，使公民获得了参政权，但公民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时候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公民认同民主价值，掌握参政的能力和技术，从而为巩固和改善民主制度服务。S.H.亨廷顿曾谈到，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初建时，其支持率并不高，直到70年代，对民主的支持才达到90%.他指出，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登上政治前台。“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为亲近民主”。（3）日本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与战后德国成功的公民教育是分不开的。战后盟军帮助德国重建民主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实行范围广泛的政治再教育规划。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后，又代之以德国人自己的政治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强制灌输，而是自我教育、自我形成、自我发展、自我改善和自我培育。经过20年的努力，受到公民教育训练的一代人终于成为民主制度的坚强基础。
对于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公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使公民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变，包括树立民主理想和价值观，养成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学会行使民主权利，从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起步和顺利完成。
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在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都硬性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大量教学时间。但是，中国也是在当代世界文明开化的国家当中少有的没有真正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
据一些老先生回忆，30年代一些学校还开设过公民课，主要讲解政府的权力、责任，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什么叫公民，公民与日常所说的“老百姓”有何区别等。后来以党派立场为轴心的意识形态灌输成为主题，公民教育就消失了。1957年，曾有人提出在学校开设公民课，也有人提出学习苏联开宪法课，但响应者廖廖，有的还被打成了右派。从此，公民课和公民教育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了。在数十年中，我们开设的政治教育类课程，不仅不能适应建设民主政治和培育公民文化的需求，其中有的还与其相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的政治教育进行改革，转向服务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轨道。如果这样，我们的政治教育必定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并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转自：新争鸣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