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许志永在公盟寄托了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规划，那么对于郭玉闪，传知行或许只是源于他对“兄弟平台”的念念不能忘。
路线之争——政治反对抑或去政治化？
带着郭玉闪走上NGO之路的那个人叫许志永，他比郭玉闪更早咀嚼失去自由的滋味。
两人相识于2003年，当时许志永已因“三博士上书”声名鹊起，与滕彪、俞江、张星水一同创立了法律公益NGO“阳光宪政”，也就是后来的“公盟”。而郭玉闪因在学校内推动学生参选人大代表、组织思想性学生聚会和社团，再加上活泼善辩情商高，被视为北大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由于在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上有所交集，许志永颇认可这个快要毕业的年轻人，邀请郭玉闪加入“阳光宪政”。
人大代表论坛、陈光诚案、结石宝宝案、邓玉娇案、探访黑监狱……从2004年到2009年，许志永与郭玉闪的合作参与和援助了一系列经典案例。据一路与郭玉闪密切合作的李英强回忆，许郭二人的合作逐渐形成了许志永主要对外代表公盟张罗联络、郭玉闪主要对内协调机构具体工作的格局。
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事件”出现、成型、快速发展的时期，公盟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在其中发挥了相当显著甚至关键的作用。维权律师李方平说，当时维权律师群体人很少，法律NGO更是新奇事物，公盟是一个平台，有整合各方面资源的作用，因此不少维权律师渐渐聚集在公盟平台讨论案件。
2005年《亚洲周刊》将维权律师群体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十四名在列律师中，张星水、滕彪、许志永均为公盟创始人，浦志强为公盟理事，陈光诚为公盟支援对象，公盟在维权律师群体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许志永与郭玉闪在做事上的不同风格逐渐显现。李方平自2006年开始任公盟理事，他说，两人的分歧在“邓玉娇案”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2009年5月发生的邓玉娇案，邓玉娇家属通过网友“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联系到公盟，要求律师援助，在郭玉闪的推荐下，律师夏霖赶往巴东代理此案。“后来可能夏霖觉得公盟敏感，公开否认自己是公盟的律师，公盟也无法从夏霖这边获得案件的信息或沟通案件。”李方平回忆，当时与夏霖保持沟通的是郭玉闪，“他们一方认为这件事应该公开化，另一方认为公盟的高调介入会使案件过度敏感化。”
端倪早有显现，但郭玉闪与许志永正式分道扬镳是在09年8月的“公盟税案”。郭玉闪认为许志永将责任推给了出纳庄璐有欠担当，因此宣布退出公盟。孰是孰非众说纷纭，如今更难以考究，但时过境迁之后，不少资深维权律师和维权者更倾向于将两人的各走各路解释为高调低调的路线差异。
09年税案之前，许志永是区人大代表，在主流媒体中不时能以“关怀公共事务的民间知识人士”的形象出现，虽然参与公共事件时高调打出公盟的旗号、扩大影响力，但政治立场的表达是相对温和的，许志永始终尽量维持着对自己话语表达的谨慎控制。
许志永的改变发生在他因税案被拘押之后。“税案以后当局就不太给他空间了，成立NGO、租办公室都受到阻挠，不让他有所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形势的发展，他就更倾向于政治反对的表达，也有更多的抗争。”李方平说。
2010年3月“公盟”更名为“公民”，6月，许志永、王功权等7人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强调公民意识和公民自律。 到2012年5月29日，许志永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中国新公民运动》，正式提出了“新公民运动”的概念，他明确定义：“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中国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转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国。”在形式上，他认为“新公民运动包含公民权利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和民主运动……公民权利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入民主政治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贯穿整个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
在论述上，许志永将已有的反拆迁等维权运动和反教育户籍歧视等平权运动都纳入到新公民运动的范畴，许多维权人士受推动使用蓝底白字“公民”标志，从而新公民运动有了较高的可见度和认可度。在实践上，许志永和其团队在新公民运动的旗帜下推动了户籍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和公民同城饭醉等运动，使之在规模、行动统一度和对抗性上都有较大提升。至此，许志永和“公民”完全站在了NGO和社会运动的光谱中最靠近政治反对和民主运动的一端。
然而，这个位置注定是危险的。
2013年，公盟参与组织了数次在北京市教委门前的非京籍考生家长聚集，要求教育平权。7月16日，许志永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北京被刑事拘留，8月22日，被正式批捕。2014年1月22日，许志永案在北京开庭，在庭上许志永的律师不被允许询问控方证人，辩方证人则不被法庭允许传唤。许志永和他的两名律师以沉默抗议，但庭审仍被强行推进。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
据许志永的辩护律师张庆方说，许志永闻听判决之后高喊：“荒谬的判决阻挡不了人类进步的潮流，共产专制的阴霾必将散去，自由、公义、爱的阳光必将普照中华！”
相比于许志永和公盟，郭玉闪和他在2007年创立的机构“传知行”则被认为更加“低调”和“去政治化”，但无论是郭玉闪本人还是传知行的工作人员都多次强调传知行并不是“去政治化”，相反并不回避政治，而是认为要“超越政治话语”、“讨论真正的问题”。
作为“讨论真正的问题”的一种实践，传知行强调专业化与国际化，其核心工作是做公共政策与制度研究，涉及领域主要包括税收制度、教育平权、出租车管制、新农村合作医疗、能源、水资源、社会转型、三峡工程等。至于研究质量，第二任所长黄凯平坦言：“我们的专业水平目前不一定比得上学院里一流的研究者，但是我们是一种独立的视角，不回避问题，体制内的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讨论制度性问题。”
从2007年到2013年，传知行共撰写28种研究报告并举办相关研讨会。他们还协助高校社团开办自由主义倾向的讲座，邀请许多不受体制欢迎的公共学者和从业者做讲座，将讲座内容整理集结为上下两辑。传知行将研究报告和讲座文集印刷成册，放在办公室里供往来拜访办事者免费取阅。
但谁也难以料到的是，这些印刷品如今却成了郭玉闪“非法经营”的“罪证”。
多名前传知行工作人员都认为，如果仅以机构在研究和讲座方面的工作内容，并不会被当局视为必须剿灭的眼中钉。“关键是老郭在机构的事情之外又掺合了很多事，这是他们对传知行最咬牙切齿的地方。”传知行前工作人员任星辉说：“尤其是如果事情需要又没有合适的人，老郭就会把传知行的人用上去。”
这种“掺合事”以2012年的“救援陈光诚”最为典型。在协助了千里驱车、拍摄视频、送入美使馆后，传知行工作人员紧急处理了办公室里的各种文件资料，郭玉闪被讯问50小时、软禁近1个月，之后又避往老家莆田，机构各项工作停滞了约3个月。
“陈光诚的事情是没办法，”潘海霞说：“他们一家人过得那么苦，又那么信任你，情况又紧急。玉闪说过这对他来说就是几年自由的事，对陈光诚是生死的事。”
黄凯平认为，这些事情，对于郭玉闪来说是“忍不住的关怀”，这也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总以儒家自居的郭玉闪则经常说：“我们儒家就是心软。”
救援陈光诚虽然没有直接导致郭玉闪入狱，但他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减，传知行的许多活动受到干扰，郭玉闪本人每遇敏感时间点和重大会议就被禁足在家，每每有想推进的事总需要跟国保谈判博弈。
潘海霞在《与夫书》中写道：“这两年你被压制得这么紧，以至于心性都受到影响；看着一个接一个‘轴’的人受苦，你却无能为力，道德焦虑一直折磨着你；你早就累了。”
如果有人在陈光诚事件后那两年见到郭玉闪，会记得他比之前要脸色灰暗憔悴许多，一双大眼微凸，眼白总是黄黄又点红，但大黑眼珠仍不时炯炯有昔日之光，一副南蛮神态。
模式探索——兄弟平台还是专业机构？
许志永经常被他的朋友和旁人评价是一个“有政治理想/野心”的人，如果说许志永在公盟寄托了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规划，那么对于郭玉闪，传知行或许只是源于他对“兄弟平台”的念念不能忘。
李英强记得，早在2001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去北京找郭玉闪玩儿，当时郭玉闪刚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住在北大西门外，一个小四合院隔出好多房间，一个房间放着好多床，他就住在那里。”李英强说，“玉闪当时就说，想在北京弄一个平台，把兄弟们都找到一起来。”
北大西门往外走一点有一个小院子，本来是个酒吧，郭玉闪在好多年后还不时说起曾想把它盘下来。“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个酒吧、住在里面、经营它，以它为根据地，然后我们来做点事情，但问题是做什么呢？其实对于做什么没什么具体的想法。”李英强说，“但就是想通过一个实体，我们能够活下来，然后以独立的方式存在、自由地生活，各地的理想青年来，就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做事。”
如果真的盘下了那个酒吧，郭玉闪是不是会生活得快乐很多，或者至少不会像现在处身班房呢？或许也不是，“玉闪是个天生的组织者，”李英强说，“虽然他总是以为自己该做个学者，或者专心低调做点什么事。”
6年之后，“兄弟平台”没有变成酒吧，变成了传知行：一群兄弟（除了短暂参与的曾金燕，确实到成立7年后才有了第一个女助理研究员）谁想要在这个平台上研究点什么，就研究点什么，李英强想要研究税收，就研究税收；何正军想要拍纪录片，就拍纪录片；杨子立对农村医疗感兴趣，就研究农村医疗……郭玉闪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给各个人想做的事找钱。
“首先在网上找资料，知道了一些基金会的方向，觉得对方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研究方向感兴趣，他就给它们写邮件，获得一些见面机会，然后在见面的时候把传知行的理念什么的告诉对方。”潘海霞说，她还记得自己当年开着小破QQ载着郭玉闪在北京城里四处去跟项目方见面，“就这样，完全是靠自己的。”
在一起创办传知行的李英强看来，“玉闪做的这些事，我是做不来的。”
李英强觉得在中国做NGO需要的其实就是工资，其他的场地费、住宿费都可以想别的办法解决，“理想的方式就是你相信我这个人，给我一笔钱放在这，我用这笔钱生活下来把这事做了，就可以了。”他说，国外的资助方往往重视项目的其他开支而对人员只有微薄的劳动补贴，而郭玉闪则要按基金会的逻辑设计项目把钱拿到，又想办法调配项目里的各种费用，使得不论有或没有项目资助的工作人员都有基本一致的工资。
在国外资助方的项目制与郭玉闪所想象的、更乌托邦式的兄弟平台之间，郭玉闪持续充当着转换器，年复一年，他忍受着枯燥，也一定程度上牺牲着自己对研究问道的热情和理想。“我原本想要做个学者。”郭玉闪经常这样说。
然而，完全没有公司式管理架构和考评机制的兄弟平台，往往只能凭各人自觉和对创始人的信义维持工作效率。传知行草创时这套还行得通，日子一长，平台里安置了十多人的时候，就出现了人懒于事的问题。一些该交的研究报告迟迟交不上来，或者交上来了质量不如预期。
黄凯平一度自嘲传知行成了“养老院”，郭玉闪在苦口婆心催督工作多年后，也终于决心改革传知行。他们一同设计了改革方案，确定了分级管理制度和工资制度、有奖有罚的考评制度，2014年初开始推行，新任所长的黄凯平正准备大干一番。郭玉闪则担心自己的政治风险会给传知行带来不利影响，与国保谈判后，他公开宣布退出了传知行。
不料，几个月后，“不可抗力”轰然而至，碾碎了这个正雄心勃勃地尝试专业化的小小兄弟平台。
相较于文人理想色彩浓重的传知行，与它同一时期成立的益仁平显然更适应项目制，也更符合外界对NGO的想象和期待。相比于传知行的因人设事，益仁平创始人陆军强调“机构是为项目服务的，项目是为议题服务的，议题是为社群服务的”。
反歧视机构益仁平，一开始主要从事乙肝反歧视工作，许多工作方式脱胎于21世纪初相当红火的乙肝携带者论坛“肝胆相照”的网友维权活动。陆军当时是论坛“权益版”的“超级版主”，网名“金戈铁马”。从2003年进论坛，他参与和协助组织了多次乙肝携带者的反歧视诉讼、写联名信建议信等活动，也在这些活动中探触着集体行动的媒体空间与政治红线所在。
“我们很多倡导方法都是意外促成的。”陆军说。他以2005年的一个诉讼为例，论坛里组织了网友一起去旁听，有一个网友自己做了一条横幅，写着“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权利不容剥夺”。一开始陆军等其他人都不同意他打出横幅，担心警察干预，于是陆军把横幅索要过来在自己身上紧紧揣着。开庭前他在法院门口接受了当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采访结束时没拍到画面素材的记者自言自语了一句：“要是有个横幅在这里签字就要好了。”这让陆军突然意识到横幅并没有那么敏感，赶紧说，我们这里就有一条横幅，正准备让大家签字呢。于是他们展开横幅组织了现场签字，“他们就拍啊，好多记者，拍得很开心，当天晚上就播了。”陆军回忆起自己的“灵机一动”不禁一笑。
在论坛里“混”了近四年，用熟了影响性诉讼和联名信以后，陆军越来越觉得需要有更多倡导方式和更专业的倡导团队，而依赖论坛的动员方式不足以开展更深入持久的工作。于是他与公益律师和艾滋公益人士共同创立了北京益仁平中心，纳入了研讨会、乙肝携带者大会、调查报告等倡导方式，联名信的参与人数也动辄能达到千人以上，2008年青年行动者“雷闯”横空出世，为他们带来了新奇的行为艺术方式，同时也让他们发现“街头行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政治风险。
益仁平的反歧视工作范围后来扩展到残障歧视、性别歧视、户籍歧视、精神病歧视等等，每一个领域都有相对独立的项目工作组，其上有理事会和一些功能性委员会，比如在一次机构内性骚扰投诉事件后成立了“反性骚扰委员会”。
影响性诉讼、联署建议信、调查报告、行为艺术这些方式在各个领域翻来覆去地使用，被工作人员们戏称为益仁平的“三板斧”。所有这些方式都着力于获得主流媒体的报道，而且非常注重话语的建设性和在法律框架内表达。负面新闻报道不得、正面新闻总是告缺的都市报们也乐于报道这种“非敏感”的“反歧视”权利议题，因此益仁平的工作风生水起，累计被报道了上千次，也确实推进了多个领域的政策修改和法规进步。
虽然创造了大大小小的“第一案”几十个，也培养了乙肝、女权领域的不少“青年行动明星”，但益仁平本身的名气与它制造过的新闻并不相称，这大概源于陆军坚持的“高调做事，低调做机构”的策略。每个新闻中，益仁平总是倾向于社群“当事人”应成为主角明星，而不是宣扬机构在其中的角色。
陆军本人更是处身于种种议题新闻的大后方，甚少露面，也基本不像许志永或郭玉闪那样热衷介入正在发酵的公共事件或话题。“我会做的就是反歧视这一块，有很多事情我确实不懂，不懂的事情我会听别人说，不参与争议。”陆军说。
如果说许志永和郭玉闪都具有明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人物特征，那么陆军可以说是一个更纯粹的NGO人。
除了机构低调以外，益仁平还有意识地不要“一家做大”，陆军说其中既有安全的考虑，也有多元化、各地分散发展的策略因素。从2009年开始，多个益仁平的员工、志愿者和友好合作者，在益仁平的支持下在不同城市创立了工作方法相似的反歧视倡导机构，此后独立管理和发展，但与益仁平保持一定的联动和合作。
2007年到2013年间，益仁平的工作可以说发展得顺风顺水。但到2014年之后，一方面“益仁平三板斧”在多年反复使用之后不再新鲜，面临媒体报道减少、传播乏力的状况；另一方面，“女权五姐妹案”、“常伯阳案”分别使北京益仁平，以及由其郑州办公室独立出来的“亿人平”遭遇重创。尤其在因“女权案”被外交部点名后，多个与益仁平有友好关系的反歧视机构也被有关部门反复上门调查或遭警察约谈，甚至有机构负责人被抓，似有被当做益仁平的分支机构一举铲除的危险。
转自：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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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覆巢之下的中国权利NGO生死劫（中）
如果说许志永在公盟寄托了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规划，那么对于郭玉闪，传知行或许只是源于他对“兄弟平台”的念念不能忘。
路线之争——政治反对抑或去政治化？
带着郭玉闪走上NGO之路的那个人叫许志永，他比郭玉闪更早咀嚼失去自由的滋味。
两人相识于2003年，当时许志永已因“三博士上书”声名鹊起，与滕彪、俞江、张星水一同创立了法律公益NGO“阳光宪政”，也就是后来的“公盟”。而郭玉闪因在学校内推动学生参选人大代表、组织思想性学生聚会和社团，再加上活泼善辩情商高，被视为北大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由于在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上有所交集，许志永颇认可这个快要毕业的年轻人，邀请郭玉闪加入“阳光宪政”。
人大代表论坛、陈光诚案、结石宝宝案、邓玉娇案、探访黑监狱……从2004年到2009年，许志永与郭玉闪的合作参与和援助了一系列经典案例。据一路与郭玉闪密切合作的李英强回忆，许郭二人的合作逐渐形成了许志永主要对外代表公盟张罗联络、郭玉闪主要对内协调机构具体工作的格局。
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事件”出现、成型、快速发展的时期，公盟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在其中发挥了相当显著甚至关键的作用。维权律师李方平说，当时维权律师群体人很少，法律NGO更是新奇事物，公盟是一个平台，有整合各方面资源的作用，因此不少维权律师渐渐聚集在公盟平台讨论案件。
2005年《亚洲周刊》将维权律师群体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十四名在列律师中，张星水、滕彪、许志永均为公盟创始人，浦志强为公盟理事，陈光诚为公盟支援对象，公盟在维权律师群体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许志永与郭玉闪在做事上的不同风格逐渐显现。李方平自2006年开始任公盟理事，他说，两人的分歧在“邓玉娇案”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2009年5月发生的邓玉娇案，邓玉娇家属通过网友“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联系到公盟，要求律师援助，在郭玉闪的推荐下，律师夏霖赶往巴东代理此案。“后来可能夏霖觉得公盟敏感，公开否认自己是公盟的律师，公盟也无法从夏霖这边获得案件的信息或沟通案件。”李方平回忆，当时与夏霖保持沟通的是郭玉闪，“他们一方认为这件事应该公开化，另一方认为公盟的高调介入会使案件过度敏感化。”
端倪早有显现，但郭玉闪与许志永正式分道扬镳是在09年8月的“公盟税案”。郭玉闪认为许志永将责任推给了出纳庄璐有欠担当，因此宣布退出公盟。孰是孰非众说纷纭，如今更难以考究，但时过境迁之后，不少资深维权律师和维权者更倾向于将两人的各走各路解释为高调低调的路线差异。
09年税案之前，许志永是区人大代表，在主流媒体中不时能以“关怀公共事务的民间知识人士”的形象出现，虽然参与公共事件时高调打出公盟的旗号、扩大影响力，但政治立场的表达是相对温和的，许志永始终尽量维持着对自己话语表达的谨慎控制。
许志永的改变发生在他因税案被拘押之后。“税案以后当局就不太给他空间了，成立NGO、租办公室都受到阻挠，不让他有所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形势的发展，他就更倾向于政治反对的表达，也有更多的抗争。”李方平说。
2010年3月“公盟”更名为“公民”，6月，许志永、王功权等7人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强调公民意识和公民自律。 到2012年5月29日，许志永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中国新公民运动》，正式提出了“新公民运动”的概念，他明确定义：“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中国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转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国。”在形式上，他认为“新公民运动包含公民权利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和民主运动……公民权利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入民主政治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贯穿整个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
在论述上，许志永将已有的反拆迁等维权运动和反教育户籍歧视等平权运动都纳入到新公民运动的范畴，许多维权人士受推动使用蓝底白字“公民”标志，从而新公民运动有了较高的可见度和认可度。在实践上，许志永和其团队在新公民运动的旗帜下推动了户籍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和公民同城饭醉等运动，使之在规模、行动统一度和对抗性上都有较大提升。至此，许志永和“公民”完全站在了NGO和社会运动的光谱中最靠近政治反对和民主运动的一端。
然而，这个位置注定是危险的。
2013年，公盟参与组织了数次在北京市教委门前的非京籍考生家长聚集，要求教育平权。7月16日，许志永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北京被刑事拘留，8月22日，被正式批捕。2014年1月22日，许志永案在北京开庭，在庭上许志永的律师不被允许询问控方证人，辩方证人则不被法庭允许传唤。许志永和他的两名律师以沉默抗议，但庭审仍被强行推进。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
据许志永的辩护律师张庆方说，许志永闻听判决之后高喊：“荒谬的判决阻挡不了人类进步的潮流，共产专制的阴霾必将散去，自由、公义、爱的阳光必将普照中华！”
相比于许志永和公盟，郭玉闪和他在2007年创立的机构“传知行”则被认为更加“低调”和“去政治化”，但无论是郭玉闪本人还是传知行的工作人员都多次强调传知行并不是“去政治化”，相反并不回避政治，而是认为要“超越政治话语”、“讨论真正的问题”。
作为“讨论真正的问题”的一种实践，传知行强调专业化与国际化，其核心工作是做公共政策与制度研究，涉及领域主要包括税收制度、教育平权、出租车管制、新农村合作医疗、能源、水资源、社会转型、三峡工程等。至于研究质量，第二任所长黄凯平坦言：“我们的专业水平目前不一定比得上学院里一流的研究者，但是我们是一种独立的视角，不回避问题，体制内的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讨论制度性问题。”
从2007年到2013年，传知行共撰写28种研究报告并举办相关研讨会。他们还协助高校社团开办自由主义倾向的讲座，邀请许多不受体制欢迎的公共学者和从业者做讲座，将讲座内容整理集结为上下两辑。传知行将研究报告和讲座文集印刷成册，放在办公室里供往来拜访办事者免费取阅。
但谁也难以料到的是，这些印刷品如今却成了郭玉闪“非法经营”的“罪证”。
多名前传知行工作人员都认为，如果仅以机构在研究和讲座方面的工作内容，并不会被当局视为必须剿灭的眼中钉。“关键是老郭在机构的事情之外又掺合了很多事，这是他们对传知行最咬牙切齿的地方。”传知行前工作人员任星辉说：“尤其是如果事情需要又没有合适的人，老郭就会把传知行的人用上去。”
这种“掺合事”以2012年的“救援陈光诚”最为典型。在协助了千里驱车、拍摄视频、送入美使馆后，传知行工作人员紧急处理了办公室里的各种文件资料，郭玉闪被讯问50小时、软禁近1个月，之后又避往老家莆田，机构各项工作停滞了约3个月。
“陈光诚的事情是没办法，”潘海霞说：“他们一家人过得那么苦，又那么信任你，情况又紧急。玉闪说过这对他来说就是几年自由的事，对陈光诚是生死的事。”
黄凯平认为，这些事情，对于郭玉闪来说是“忍不住的关怀”，这也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总以儒家自居的郭玉闪则经常说：“我们儒家就是心软。”
救援陈光诚虽然没有直接导致郭玉闪入狱，但他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减，传知行的许多活动受到干扰，郭玉闪本人每遇敏感时间点和重大会议就被禁足在家，每每有想推进的事总需要跟国保谈判博弈。
潘海霞在《与夫书》中写道：“这两年你被压制得这么紧，以至于心性都受到影响；看着一个接一个‘轴’的人受苦，你却无能为力，道德焦虑一直折磨着你；你早就累了。”
如果有人在陈光诚事件后那两年见到郭玉闪，会记得他比之前要脸色灰暗憔悴许多，一双大眼微凸，眼白总是黄黄又点红，但大黑眼珠仍不时炯炯有昔日之光，一副南蛮神态。
模式探索——兄弟平台还是专业机构？
许志永经常被他的朋友和旁人评价是一个“有政治理想/野心”的人，如果说许志永在公盟寄托了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规划，那么对于郭玉闪，传知行或许只是源于他对“兄弟平台”的念念不能忘。
李英强记得，早在2001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去北京找郭玉闪玩儿，当时郭玉闪刚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住在北大西门外，一个小四合院隔出好多房间，一个房间放着好多床，他就住在那里。”李英强说，“玉闪当时就说，想在北京弄一个平台，把兄弟们都找到一起来。”
北大西门往外走一点有一个小院子，本来是个酒吧，郭玉闪在好多年后还不时说起曾想把它盘下来。“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个酒吧、住在里面、经营它，以它为根据地，然后我们来做点事情，但问题是做什么呢？其实对于做什么没什么具体的想法。”李英强说，“但就是想通过一个实体，我们能够活下来，然后以独立的方式存在、自由地生活，各地的理想青年来，就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做事。”
如果真的盘下了那个酒吧，郭玉闪是不是会生活得快乐很多，或者至少不会像现在处身班房呢？或许也不是，“玉闪是个天生的组织者，”李英强说，“虽然他总是以为自己该做个学者，或者专心低调做点什么事。”
6年之后，“兄弟平台”没有变成酒吧，变成了传知行：一群兄弟（除了短暂参与的曾金燕，确实到成立7年后才有了第一个女助理研究员）谁想要在这个平台上研究点什么，就研究点什么，李英强想要研究税收，就研究税收；何正军想要拍纪录片，就拍纪录片；杨子立对农村医疗感兴趣，就研究农村医疗……郭玉闪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给各个人想做的事找钱。
“首先在网上找资料，知道了一些基金会的方向，觉得对方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研究方向感兴趣，他就给它们写邮件，获得一些见面机会，然后在见面的时候把传知行的理念什么的告诉对方。”潘海霞说，她还记得自己当年开着小破QQ载着郭玉闪在北京城里四处去跟项目方见面，“就这样，完全是靠自己的。”
在一起创办传知行的李英强看来，“玉闪做的这些事，我是做不来的。”
李英强觉得在中国做NGO需要的其实就是工资，其他的场地费、住宿费都可以想别的办法解决，“理想的方式就是你相信我这个人，给我一笔钱放在这，我用这笔钱生活下来把这事做了，就可以了。”他说，国外的资助方往往重视项目的其他开支而对人员只有微薄的劳动补贴，而郭玉闪则要按基金会的逻辑设计项目把钱拿到，又想办法调配项目里的各种费用，使得不论有或没有项目资助的工作人员都有基本一致的工资。
在国外资助方的项目制与郭玉闪所想象的、更乌托邦式的兄弟平台之间，郭玉闪持续充当着转换器，年复一年，他忍受着枯燥，也一定程度上牺牲着自己对研究问道的热情和理想。“我原本想要做个学者。”郭玉闪经常这样说。
然而，完全没有公司式管理架构和考评机制的兄弟平台，往往只能凭各人自觉和对创始人的信义维持工作效率。传知行草创时这套还行得通，日子一长，平台里安置了十多人的时候，就出现了人懒于事的问题。一些该交的研究报告迟迟交不上来，或者交上来了质量不如预期。
黄凯平一度自嘲传知行成了“养老院”，郭玉闪在苦口婆心催督工作多年后，也终于决心改革传知行。他们一同设计了改革方案，确定了分级管理制度和工资制度、有奖有罚的考评制度，2014年初开始推行，新任所长的黄凯平正准备大干一番。郭玉闪则担心自己的政治风险会给传知行带来不利影响，与国保谈判后，他公开宣布退出了传知行。
不料，几个月后，“不可抗力”轰然而至，碾碎了这个正雄心勃勃地尝试专业化的小小兄弟平台。
相较于文人理想色彩浓重的传知行，与它同一时期成立的益仁平显然更适应项目制，也更符合外界对NGO的想象和期待。相比于传知行的因人设事，益仁平创始人陆军强调“机构是为项目服务的，项目是为议题服务的，议题是为社群服务的”。
反歧视机构益仁平，一开始主要从事乙肝反歧视工作，许多工作方式脱胎于21世纪初相当红火的乙肝携带者论坛“肝胆相照”的网友维权活动。陆军当时是论坛“权益版”的“超级版主”，网名“金戈铁马”。从2003年进论坛，他参与和协助组织了多次乙肝携带者的反歧视诉讼、写联名信建议信等活动，也在这些活动中探触着集体行动的媒体空间与政治红线所在。
“我们很多倡导方法都是意外促成的。”陆军说。他以2005年的一个诉讼为例，论坛里组织了网友一起去旁听，有一个网友自己做了一条横幅，写着“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权利不容剥夺”。一开始陆军等其他人都不同意他打出横幅，担心警察干预，于是陆军把横幅索要过来在自己身上紧紧揣着。开庭前他在法院门口接受了当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采访结束时没拍到画面素材的记者自言自语了一句：“要是有个横幅在这里签字就要好了。”这让陆军突然意识到横幅并没有那么敏感，赶紧说，我们这里就有一条横幅，正准备让大家签字呢。于是他们展开横幅组织了现场签字，“他们就拍啊，好多记者，拍得很开心，当天晚上就播了。”陆军回忆起自己的“灵机一动”不禁一笑。
在论坛里“混”了近四年，用熟了影响性诉讼和联名信以后，陆军越来越觉得需要有更多倡导方式和更专业的倡导团队，而依赖论坛的动员方式不足以开展更深入持久的工作。于是他与公益律师和艾滋公益人士共同创立了北京益仁平中心，纳入了研讨会、乙肝携带者大会、调查报告等倡导方式，联名信的参与人数也动辄能达到千人以上，2008年青年行动者“雷闯”横空出世，为他们带来了新奇的行为艺术方式，同时也让他们发现“街头行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政治风险。
益仁平的反歧视工作范围后来扩展到残障歧视、性别歧视、户籍歧视、精神病歧视等等，每一个领域都有相对独立的项目工作组，其上有理事会和一些功能性委员会，比如在一次机构内性骚扰投诉事件后成立了“反性骚扰委员会”。
影响性诉讼、联署建议信、调查报告、行为艺术这些方式在各个领域翻来覆去地使用，被工作人员们戏称为益仁平的“三板斧”。所有这些方式都着力于获得主流媒体的报道，而且非常注重话语的建设性和在法律框架内表达。负面新闻报道不得、正面新闻总是告缺的都市报们也乐于报道这种“非敏感”的“反歧视”权利议题，因此益仁平的工作风生水起，累计被报道了上千次，也确实推进了多个领域的政策修改和法规进步。
虽然创造了大大小小的“第一案”几十个，也培养了乙肝、女权领域的不少“青年行动明星”，但益仁平本身的名气与它制造过的新闻并不相称，这大概源于陆军坚持的“高调做事，低调做机构”的策略。每个新闻中，益仁平总是倾向于社群“当事人”应成为主角明星，而不是宣扬机构在其中的角色。
陆军本人更是处身于种种议题新闻的大后方，甚少露面，也基本不像许志永或郭玉闪那样热衷介入正在发酵的公共事件或话题。“我会做的就是反歧视这一块，有很多事情我确实不懂，不懂的事情我会听别人说，不参与争议。”陆军说。
如果说许志永和郭玉闪都具有明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人物特征，那么陆军可以说是一个更纯粹的NGO人。
除了机构低调以外，益仁平还有意识地不要“一家做大”，陆军说其中既有安全的考虑，也有多元化、各地分散发展的策略因素。从2009年开始，多个益仁平的员工、志愿者和友好合作者，在益仁平的支持下在不同城市创立了工作方法相似的反歧视倡导机构，此后独立管理和发展，但与益仁平保持一定的联动和合作。
2007年到2013年间，益仁平的工作可以说发展得顺风顺水。但到2014年之后，一方面“益仁平三板斧”在多年反复使用之后不再新鲜，面临媒体报道减少、传播乏力的状况；另一方面，“女权五姐妹案”、“常伯阳案”分别使北京益仁平，以及由其郑州办公室独立出来的“亿人平”遭遇重创。尤其在因“女权案”被外交部点名后，多个与益仁平有友好关系的反歧视机构也被有关部门反复上门调查或遭警察约谈，甚至有机构负责人被抓，似有被当做益仁平的分支机构一举铲除的危险。
转自：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