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捌玖精神”的守望与献祭

腐败产生于特权,特权源自于不民主,不民主必然是人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所以,中国要想使反腐成功,必须推进民主,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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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精神”

影响世界历史的中国1989年反腐爱国民主运动究竟展现着一种怎样的精神?给今天及其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值得承继的精神遗产?这个问题在多年来社会各界反思回忆“八九”的文章中,多有涉及,但并无集中详细阐述。作为“八九民运”的亲历者,我在此不揣冒昧,谈点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在不同层面展示的精神的理解。

从人的根本性上而言,“八九精神”是爱与责任的精神。这种爱是一种大爱,一种公爱,一种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无私之爱。这种无私而深情的爱,促使“八九运动”参与者背负起对时代、民族、国家、人类的深切责任,而无畏地走上街头,用生命追求人权民主,捍卫公平正义。

从社会层面而言,“八九精神”是反腐败、要民主、争人权的精神。“八九”参与者在爱与责任驱使下,针对当时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反对腐败,推进民主,改善人权”的现实诉求,凝聚起了体制内外走向现代文明的改革洪流。

从采取的方式手段而言,“八九精神”是和平、理性的精神。“八九”整个运动是和平理性的,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克制,维护着秩序,体制内外的参与者都寻求着对话,而没有走向对立、对抗,更没有任何暴力、动乱。

综合如上各方情况,可以将“八九的精神”简要归结为是在爱与责任驱使下,通过和平理性的途径,表达“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现代公民精神。
二、“八九一代”没有年龄区分,没有身份限定,也无体制界线

“八九一代”就是持守前面所言的“八九精神”而积极参与“八九民运”的人。

对“八九一代”在此需要说明几个问题,也是易被忽视与容易混淆的常识问题:
其一、“八九一代”不是个年龄概念,也不是个时代概念,即它没有年龄限制,也不专指于某个时间段。“八九一代”是具有八九精神而参与八九运动的所有人,其中有中学甚至小学的少年,有大学的青年,也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里面有上到七八十岁的官员学者与普通民众。所以,“八九一代”涵盖着从十几岁到几十岁,从青少年到中老年的人群,年龄跨度达几十年,凝聚着几代人。

其二、“八九一代”没有身份专属。“八九一代”包含了那个时代社会存在的所有阶层,党政军工农兵学商等等。可以说没有哪个团体在那场运动中完全置身事外,也就是说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有参与那场运动。虽然“八九民运”早期以大学生为主体,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展开,全国各界纷纷支持并参与,运动的中后期已经成为范围覆盖全国、人员包揽各界的全民性运动。所以,“八九一代”不能专指某个群体,而是全民性的参与那场运动的所有人员。

其三、“八九一代”没有体制内外的区分。“八九一代”从体制内官员(赵紫阳、习仲勋、鲍彤、朱厚泽、徐勤先、张祖桦、吴稼祥等等),到学者(包遵信、刘晓波、方励之、陈子明、王军涛、曹思源、高瑜等等),以及实业界的企业家(万润南等等),都是“八九民运”理念的认同者或支持及参与者,最后他们也都为“八九民运”而遭受了迫害,承受了苦难。所以,讲到“八九一代”时任何专指学生或其他某个阶层,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八九一代”是一个没有体制内外、没有官民界线的为国家民族命运而奋起抗争的共同体。

三、26年的守望与献祭

了解了“八九精神”与“八九一代”,我们再来回望中国自1989年以来26年的历史,从中会看到那些“八九精神”的真正守望与献祭者。

中国

自1989年对反腐爱国民主运动镇压后,社会步入了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双向罪恶之中,伴随这种罪恶的延续与深化,在权力集团的刻意诱导与蓄意操控下,中国社会迈上了善恶价值颠倒,是非观念错置,民族固有的行为准则被摧毁,人类公认的存续底线被突破的严重溃败时期,形成了中国社会罪恶的贪腐权贵集团操持左右国计民生的局面。中华民族在环境毁弃、资源枯竭、拜金盛行、社会两极化、矛盾激化的深重危机中,外表呈现和平、繁荣,实质已经一步步滑入了亡族灭种的深渊。在这种社会大倒退、民族大溃败的现实中,有一批人一直不懈地为这个民族敲警钟,向社会发警报,揭露中国社会权力腐化、人权缺失、法治不彰等等深重问题,因此他们不断遭到权贵的打压,一批批人持续不断地陷身牢狱。

在已经走过的这26年中,中华大地一批批守望“八九精神”的人,本乎爱与责任,高擎起反腐败、要民主、争人权大旗,坚持和平理性路径,前赴后继,为这个国家与民族进步而作出牺牲。1992年北京语言大学教师胡石根等人,因组织纪念“六四”而入狱;1995年贵阳陈西等人,因公开要求平反“六四”而被重判;1998四川刘贤斌等人,因主持人权观察与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结社权利而获刑;2002年陕西赵常青等人,因组织呼吁平反“六四”而被判刑;2005年广东郭飞雄等人,因支持指导太石村选举维权而被判刑;2008年北京张祖桦、刘晓波等人,因发起组织《零八宪章》运动而被抄家,刘晓波被重判;2013年北京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等人,因倡导爱与公义,发起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运动而被重判;同年,广东郭飞雄等人,因要求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被抓捕并关押至今;2014年,北京浦志强等人发起“六四纪念研讨会”、河南于世文等人组织公祭“六四英烈”而先后被抓捕;广东唐荆陵等人也因准备纪念“六四”而被拘押。

26年来,“八九一代”如赵紫阳、鲍彤、刘晓波、陈子明、曹思源、刘贤斌、陈西、陈卫、杨天水、赵常青、郭飞雄、浦志强、高瑜、于世文等等,为这个民族进步牺牲了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自由(刘贤斌总计刑期包括剥权期达36年之久),这是人类历史在和平时期为推进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进步而付出的罕见的惨重、悲壮而沉痛的代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八九精神”的守望者与献祭者!
在这26年中华大地一波波抗拒权贵侵害民众的浪潮中,几乎都离不开“八九一代”的担当。在诸多重大历史性推进民族进步与扼阻社会倒退中,“八九一代”都是中流砥柱。可以说,中国最近26年来社会变革,“八九一代”从没有停息过努力,从没有离场,从没有缺席。“八九一代”毋庸置疑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明灯,是这个时代民族的脊梁。“八九一代”以自身在和平时代所能付出的最大牺牲,来捍卫着一个时代的尊严,给后人保留着一份中华正气未曾断绝而得以延绵的颜面。

四、反腐与庚续“八九精神”

今天中国社会的反腐让人看到是真刀实枪了。事实上,中国今日反腐与腐败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可以说中国何去何从将取决于最终反腐的成败得失。中国腐败发展到如此关乎中国存亡的严重程度,当然与“六四”屠杀紧密相关;若没有那场屠杀,腐败不会泛滥到如此地步。可见,当年“八九民运”提出反腐的历史重要性与及时性。

网友“清风明月”发帖:“在经过二十多年的贪腐兴盛后,中国今日终于有习王出来举起反腐大刀了。不管现在对反腐有多少不同看法,但腐败祸国殃民,腐败伤天害理,腐败摧毁人类文明与价值,腐败在任何无论专制还是民主的社会都是负能量,这是无需争辩的常识。所以,反腐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必须的。”

应该说中国今日反腐直接应和了“八九民运”的反腐爱国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庚续着“八九精神”。同时,从当年“八九民运”的诉求上,就可以看到,反腐与民主、人权是紧密相连的。腐败产生于特权,特权源自于不民主,不民主必然是人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所以,中国要想使反腐成功,必须推进民主,保障人权。也就是说,中国今日反腐要想深化与最终取得胜利,就必须全面回到“八九民运”的社会诉求上来,在推进民主与保障人权上着力。作为“八九一代”,在守护“八九精神”中,在努力推进反腐时,要设法促进中国民主与人权的进步,力求以反腐为契机,推进中国社会全面变革,实现中华民族向现代民主宪政的转型。

当此,我们在重温“八九精神”与真切认识“八九一代”时,应更深切理解《零八宪章》结尾时所倡导的“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 2015年9月4日—201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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