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覆巢之下的中国NGO生死劫（上）

郭玉闪与何正军的获释令关注者们松了一口气。但阴影并未散去，过去十年辗转跋涉丶努力孕育公民社会的中国NGO们，仍然如同一竿被打翻的巢中卵，正面临九死一生的命运。

2011年9月，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之兄陈光福（左）与郭玉闪（右）合照。摄：REUTERS

9月14日，律師潘海霞拍下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外的蓝天，和一枝仔細束起的粉红玫瑰，发了一条微博：“玉闪，祝你生日喜乐。”朋友们都知道，这枝玫瑰是送給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当事人郭玉闪。当天晚上，郭玉闪在340天羁押后，被取保候审，返回北京家中。

38岁的郭玉闪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智库之一，“传知行”自我定位为专注从事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研究课题包括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做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民间NGO专业人士，郭玉闪低调而深入地参与过诸多公共议题，比如救援陈光诚、为邓玉娇案、结石宝宝案提供法律援助、为“良心犯”募捐等，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公民社会行动者之一。

这一天，同样被取保候审释放返回家的，还有何正军，“传知行”的执行主管。

郭玉闪、何正军二人回家的消息，在朋友中间低调地被传递。中国公民社会与维权律师界，在过去两年中屡有抓捕和被涉嫌重罪讯息传出，在气氛压抑的公民团体中，人们难得分享起快乐与祝福，和对更多人重获自由的期盼。

郭玉闪2014年10月9日凌晨被警方从位于北京远郊的家中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11月26日，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以“非法经营罪”被刑拘。 1月3日，郭玉闪和何正军均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羁押于北京。

当局向郭玉闪发出的拘留通知书。

近两年来，因受政治打击而身陷囹圄的NGO工作者，郭玉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们有的在或长或短的羁押后获得释放，有的被定罪判刑，有的仍命运未卜。

2014年1月26日，公民权利倡导机构“公盟”创始人许志永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四年徒刑；2014年5月28日，参与创始反歧视机构郑州“亿人平”的律师常伯阳被刑事拘留，批捕罪名为“非法经营罪”，关押6个月后取保候审；2014年10月郭玉闪被抓后，传知行工作人员黄凯平、何正军，以及郭玉闪的律师夏霖陆续被拘留，黄凯平在羁押三个多月后被取保，何正军被列为郭玉闪同案移送检察院，夏霖则另案送检；2015年3月7日，五名女权NGO工作者因策划公交反性骚扰宣传活动被刑拘，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拘留期满即获取保，声援她们的主力团体、反歧视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则被外交部点名“处罚”；2015年6月12日，反歧视机构“广州众一行”负责人郭彬，因8年前参与印制公益宣传材料“涉嫌非法经营罪”，被跨省关押在郑州，一个月后取保；8月21日，广东教育慈善家、企业家信力建被刑拘。

以上所列仅是被公众知晓，影响较大的与NGO从业者有关的案件和个人。而对于具体多少中国民间NGO、尤其是权利倡导型NGO受到压力、有多少人被拘禁，至今未有权威统计。因担心政治风险进一步升级，许多涉事机构和个人都选择了沉默。

许多被抓的NGO工作者虽然之后被释放，但他们的机构往往已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关闭、解散或难以恢复工作。大多数遭打击机构均有多名员工被传唤问话，机构办公室也被查抄，资金账户被冻结，另有不少NGO工作者因面临政治风险而避居国外。

2013年至今，部分NGO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因此产生的寒蝉效应，已经开始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态，也让观察者对于NGO和公民社会发展推动中国转型的良性进程，表示出巨大的忧虑与质疑。 2015年极有可能出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可能截断民间NGO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把相关机构和人扫进“非法”的大口袋。

郭玉闪与何正军的获释令关注者们松了一口气。但阴影并未散去，过去十年辗转跋涉、努力孕育公民社会的权利型NGO们，仍然如同一竿被打翻的巢中卵，正面临九死一生的命运。

蝴蝶效应——被政治漩涡吞噬的人

2014年秋天在大陆的拘捕潮，要从9月底在香港爆发的雨伞运动说起。当时香港街头迎来几十年未见的催泪弹，“占领中环”的消息因由社交媒体的传播，辗转传入大陆。很多大陆年轻人，看到香港街头的激情，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传知行工作人员陈堃的女友凌丽莎就是其中一个。

10月2日，凌丽莎在小店打印声援“占中”的材料到北京大学校园内张贴，并开具了一张以传知行为抬头的发票。没有人确切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或许只是为了帮男友收集充账的发票。

她并不知道的是，由此，她成为了巨大的蝴蝶效应的第一环。

当晚，凌丽莎被警察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留。几天后到派出所询问她的行踪的陈堃也被拘留。

与许多活跃的行动者一样，郭玉闪与负责“监管”他的国家安全保卫警察（以下简称国保）保持着沟通。在得知凌丽莎被拘留之后，他立刻想到向相熟的国保探问消息。然而几天之后，国保登门谈话，劈头盖脸便问郭玉闪，此事是否由他指使。郭玉闪坚决否认张贴传单事与他本人或传知行有任何关联，但他和潘海霞都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

2014年10月8日——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对那天的天气印象很深——“雾霾非常大，隔四五米就看不见东西，那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很不好。”当时他们刚刚搬到北京远郊，租了一幢带院子的两层小楼，想要过远离世务的生活。

晚上，夫妻俩谈最近的事直到深夜，准备睡的时候，郭玉闪接到了相熟国保的电话，让他下楼开门。

门外是5辆警车和10来个警察。他们开着拍摄设备鱼贯而入，其中几个一进门就把郭玉闪看管在厅里沙发上，其余警察则要求潘海霞带他们到各个房间“搜查取证”。

搜查进行了两小时，这两小时后来成潘海霞心中无法抹去的遗憾。

“我就应该一直陪着你”，她在后来给郭玉闪的公开信中写道。郭玉闪一个人坐在厅里，默默看着围在身边的陌生警察，知道要带他走，特意换上了一套平时喜欢的中式服装。他被带走时，潘海霞跑下楼，却只看到他在小楼门口的半个背影，瞬间就被警察的身躯和北京的浓雾淹没了。

转过身来，潘海霞开始安抚惊慌的家人。第二天，她打电话通知朋友，在紧张担忧之外，朋友也像是听见“另一只靴子落地”。近年来，郭玉闪一直都是当局的“重点关注人物”，警察对他的威胁谈话从来没有断过，动辄就会被监视居住。虽然似乎一直在监狱门口徘徊，但郭玉闪凭借低调理性的行事风格，和对维稳体系的了解和沟通，一次次转危为安。但这一次，他没能躲过去。

蝴蝶效应还在发酵。

10月10日，传知行所长黄凯平被警察带走，没有通知书，不知关押何处；11月8日，郭玉闪的代理律师夏霖以“诈骗罪”被刑拘；11月26日，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以“非法经营罪”被刑拘；期间，传知行办公室被搜查3次，多名传知行工作人员被多次传唤，骨干杨子立为避险离开北京“在自己的祖国流亡”，其他人也陆续各奔东西……曾经人丁兴旺、被视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杆旗帜的传知行，散了。

抓捕核心成员并频繁传唤其他成员、查抄办公室，如此便可以不需要经过审判定罪，就将一个运转多年的NGO瓦解，这仿佛已成惯例。

从10月到11月底，除了郭玉闪、黄凯平、何正军和夏霖之外，还有6名受香港占中影响的社会活动人士陆续被拘留，其中一些人在NGO圈和知识分子圈都相当资深且有影响力。“当时大家的无力感和恐惧都达到了顶峰”，潘海霞说。

2014年12月11日，香港金钟占领区“和平”清场。当天深夜，凌丽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释放。接下来两周，上述6人中的5人被释放，最后一个在今年2月获释。被抓时刚担任所长几个月的黄凯平也于2015年1月被送回家中。

郭玉闪与何正军在2015年1月3日以“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此时郭玉闪已被羁押近3个月，远远超过刑拘的最长期限37天，而潘海霞在1月4日才终于查到了他在看守所的第一笔消费：199元。传知行案似乎自此与“占中”脱离了干系，回归了政治犯的“常规逻辑”。

5月4日，传知行案的新任辩护律师潘海霞第一次会见了她的当事人、丈夫郭玉闪。

她做助理律师多年，这是她第一次代理刑事案件，“第一次做刑案，第一次会见，就是自己老公，人生真是太狗血了。”潘海霞说。这是他们分别207天以来第一次见面。她回忆说，没有“执手相看泪眼”，两人都一直在笑，谈论案情时，偶尔还急躁地争执起来，“老夫老妻的模式了。”

在中国大陆，未判决的被羁押者不能接受亲朋探视，只允许会见律师，如果潘海霞不担任郭玉闪的律师，那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丈夫。从这以后，她一周见他两次。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律师张雪忠评价，一位妻子为遭受政治迫害的丈夫担任辩护人，这或许是中国司法史上的第一例。但潘海霞一再说，自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就是想多见他几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