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7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儿，学生就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充满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成人的自由选择，但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2007年3月，“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收回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达上千只，但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100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收回”。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了调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日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收回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却只是每年无数公司“收回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收回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己发出的“收回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的结果。比如一种玩具手机，收回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10多个食品的收回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收回令中说：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收回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或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是极大的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收回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转自：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