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月九日清晨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女律师王宇在家中被捕开始，截至八月三日，蔓延二十多个省市共有二百六十五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和人权人士被抓捕、传唤或约谈，迄今尚有二十六人被继续羁押。 他们曾是社会、政治、人权、上访和公益等敏感案件的辩护人。
中国大陆现有律师大约二十多万人，按此比例，这波被捕和警告者达千分之一。 在中共执政史上，对某个出身和职业群体，甚至全体人民，施以运动式互害和集体政治迫害屡有发生，但在「六四」镇压后二十多年，较为鲜见，然而这波对律师群体大规模施害，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时期，也不曾有过这种惊天奇闻。
律师的正义性职业特色
官方在《国家安全法》出台、反对司法独立和普世价值观的大背景下，依然高唱「依法治国」，使得这波抓捕律师的政治迫害色彩非常明显。讽刺的是，大规模抓捕律师与贪官同步进行。 可见在王朝末法时代，权力在专制制度的内在逻辑运作下的极度野蛮与恐惧，进退失据。
韩国电影《辩护人》，国人耳熟能详、津津乐道。 在司法党化时代，更多的国人则是通过该片了解律师的从业经历和职业特点。 该片讲述一位来自社会底层、一门心思只顾坑蒙拐骗赚钱的商业律师，如何良心发现，从而转型成为具有社会担当、走上街头的人权律师。 他的成长轨迹与韩国民主化过程同步。 该片取材于韩国总统卢武铉的真实故事。 中国维权律师也将从此番大抓捕中启程，追寻司法独立的制度目标。
全球民主国家的早期政治家，不少出身律师是有缘由的。 首在职业和个人品质内在的社会正义观和普世价值观塑成；其次是对社会各阶层都有深度接触和了解，三是职业本身可带来较高收入；四是职业身份带来的介入社会的种种便利，与记者职业类似。 这两种职业，因对社会正义与真相的追寻和捍卫，成为国家守夜人，更易于获得世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在专制时代入狱是律师的光荣
我们一方面谴责当局抓捕律师，滥用权力，以释放权力来源非法性的阵发恐惧，这从口号式意识形态反面宣传「依法治国」可循轨迹；另一方面还应保持乐观精神，在专制时代入狱是律师的荣幸和无上加冕，虽然狱外的律师群体仍是沉默的大多数。
制度宪政转型，首先必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担当和正义诉求常态化。 律师作为知识分子最前沿、最沉潜和最敏锐的群体，他们是政治社会的晴雨表。 当一个国家涌现人权律师、死磕律师，这代表社会处于政治严酷、权力不受限制的表现。 当他们一批批入狱、遭遇非人的政治迫害，呈现的则是职业化组织、权力无法禁绝的公民社会的最初模式。
中国向有不畏权势暴虐而挺身反抗野蛮专制的律师。 民国延宕至台湾戒严时期，「七君子事件」中的律师和绿岛辩护律师就是最好的示范。 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独裁者毛泽东取缔律师制度，瘫痪公检法，党和领袖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沦落为限制和迫害人民的工具，大小权力者可任意代表法律，肆意剥夺无辜者的身家性命，法律丧失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功能。
社会参与者和反抗者
近十多年，律师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最先，他们为持不同政见者、少数族群受难者和宗教受害者辩护，个别律师入狱、被绑架和取缔执业资格，只是鲜见的个案。 现在他们集体入狱，则表示中国大陆律师作为一个社会职业群体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律师群体因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诉求相异而撕裂、分化。 这有待社会自由化和民主化过程中，司法独立等制度设计作为转型正义最高标志。
律师的社会担当，准确的说人权律师的担当，依照法律精神为当事人辩护，不仅仅是职业操守和标榜，而自身成为人权事业的参与者、捍卫者和反抗者，这才真正体现人权律师在专制国度的一体两面。 同时，律师作为官方与民间的管道，本身具有化解官方危机的职业社会特点，但其大规模被抓捕、传唤，意味着官民双方最后的社会疏通管道被堵塞，不期然再次引证专制极权制度的全面邪恶和疯狂。 它击碎不堪的「和谐社会」谎言，使其与其它党国口号一样，成为欺骗世人的笑柄。 专制国度的政治笑话，成为专制文化的有机组成物；它将作为禁锢特色的制度文化而存史，而非作为笑话被后人记取。
费正清先生将中国社会变化，精确地描述为「冲击──反应」模式。 专制社会变革缺乏内在动力，这是专制制度的自卫本能所决定。 这个模式有两种结果：和平的制度宪政转型，或社会大动荡，王朝灭亡。 这首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成熟，其次是执政者因民间压力而使得良知与理性回归。 大清王朝与国民党台湾，就是最为贴近的两种选择的结果。 末帝自负、鲁莽而笨拙，他的眼里不再有党族利益共同体，而仅对权力本身迷恋和着眼血统回报。
法律除了限制与自由、惩罚与保护等基本特点外，实则也是权力者与权利者，以最大公约数博弈的最佳方式。 大陆法律作为执政党单方制定的不公平游戏规则，执政者竟然都抛却不顾──以法律为壑、与律师为敌。这意味着维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已经被淹没，也意味着官方与民众之间的最后一条纽带被斩断。 以后发生的官民矛盾，都将成为敌对关系。 但是，稍有政治眼光者都不难发现，大陆当局将所有民间善意统统掐灭，将良知者关进监狱或被迫流亡海外。 那么，官民激烈对抗将是唯一选项──谁都不愿面对这个选项，但谁都无法阻止这个国家向崩溃的悬崖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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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律师的受难与荣光
自七月九日清晨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女律师王宇在家中被捕开始，截至八月三日，蔓延二十多个省市共有二百六十五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和人权人士被抓捕、传唤或约谈，迄今尚有二十六人被继续羁押。 他们曾是社会、政治、人权、上访和公益等敏感案件的辩护人。
中国大陆现有律师大约二十多万人，按此比例，这波被捕和警告者达千分之一。 在中共执政史上，对某个出身和职业群体，甚至全体人民，施以运动式互害和集体政治迫害屡有发生，但在「六四」镇压后二十多年，较为鲜见，然而这波对律师群体大规模施害，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时期，也不曾有过这种惊天奇闻。
律师的正义性职业特色
官方在《国家安全法》出台、反对司法独立和普世价值观的大背景下，依然高唱「依法治国」，使得这波抓捕律师的政治迫害色彩非常明显。讽刺的是，大规模抓捕律师与贪官同步进行。 可见在王朝末法时代，权力在专制制度的内在逻辑运作下的极度野蛮与恐惧，进退失据。
韩国电影《辩护人》，国人耳熟能详、津津乐道。 在司法党化时代，更多的国人则是通过该片了解律师的从业经历和职业特点。 该片讲述一位来自社会底层、一门心思只顾坑蒙拐骗赚钱的商业律师，如何良心发现，从而转型成为具有社会担当、走上街头的人权律师。 他的成长轨迹与韩国民主化过程同步。 该片取材于韩国总统卢武铉的真实故事。 中国维权律师也将从此番大抓捕中启程，追寻司法独立的制度目标。
全球民主国家的早期政治家，不少出身律师是有缘由的。 首在职业和个人品质内在的社会正义观和普世价值观塑成；其次是对社会各阶层都有深度接触和了解，三是职业本身可带来较高收入；四是职业身份带来的介入社会的种种便利，与记者职业类似。 这两种职业，因对社会正义与真相的追寻和捍卫，成为国家守夜人，更易于获得世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在专制时代入狱是律师的光荣
我们一方面谴责当局抓捕律师，滥用权力，以释放权力来源非法性的阵发恐惧，这从口号式意识形态反面宣传「依法治国」可循轨迹；另一方面还应保持乐观精神，在专制时代入狱是律师的荣幸和无上加冕，虽然狱外的律师群体仍是沉默的大多数。
制度宪政转型，首先必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担当和正义诉求常态化。 律师作为知识分子最前沿、最沉潜和最敏锐的群体，他们是政治社会的晴雨表。 当一个国家涌现人权律师、死磕律师，这代表社会处于政治严酷、权力不受限制的表现。 当他们一批批入狱、遭遇非人的政治迫害，呈现的则是职业化组织、权力无法禁绝的公民社会的最初模式。
中国向有不畏权势暴虐而挺身反抗野蛮专制的律师。 民国延宕至台湾戒严时期，「七君子事件」中的律师和绿岛辩护律师就是最好的示范。 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独裁者毛泽东取缔律师制度，瘫痪公检法，党和领袖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沦落为限制和迫害人民的工具，大小权力者可任意代表法律，肆意剥夺无辜者的身家性命，法律丧失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功能。
社会参与者和反抗者
近十多年，律师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最先，他们为持不同政见者、少数族群受难者和宗教受害者辩护，个别律师入狱、被绑架和取缔执业资格，只是鲜见的个案。 现在他们集体入狱，则表示中国大陆律师作为一个社会职业群体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律师群体因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诉求相异而撕裂、分化。 这有待社会自由化和民主化过程中，司法独立等制度设计作为转型正义最高标志。
律师的社会担当，准确的说人权律师的担当，依照法律精神为当事人辩护，不仅仅是职业操守和标榜，而自身成为人权事业的参与者、捍卫者和反抗者，这才真正体现人权律师在专制国度的一体两面。 同时，律师作为官方与民间的管道，本身具有化解官方危机的职业社会特点，但其大规模被抓捕、传唤，意味着官民双方最后的社会疏通管道被堵塞，不期然再次引证专制极权制度的全面邪恶和疯狂。 它击碎不堪的「和谐社会」谎言，使其与其它党国口号一样，成为欺骗世人的笑柄。 专制国度的政治笑话，成为专制文化的有机组成物；它将作为禁锢特色的制度文化而存史，而非作为笑话被后人记取。
费正清先生将中国社会变化，精确地描述为「冲击──反应」模式。 专制社会变革缺乏内在动力，这是专制制度的自卫本能所决定。 这个模式有两种结果：和平的制度宪政转型，或社会大动荡，王朝灭亡。 这首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成熟，其次是执政者因民间压力而使得良知与理性回归。 大清王朝与国民党台湾，就是最为贴近的两种选择的结果。 末帝自负、鲁莽而笨拙，他的眼里不再有党族利益共同体，而仅对权力本身迷恋和着眼血统回报。
法律除了限制与自由、惩罚与保护等基本特点外，实则也是权力者与权利者，以最大公约数博弈的最佳方式。 大陆法律作为执政党单方制定的不公平游戏规则，执政者竟然都抛却不顾──以法律为壑、与律师为敌。这意味着维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已经被淹没，也意味着官方与民众之间的最后一条纽带被斩断。 以后发生的官民矛盾，都将成为敌对关系。 但是，稍有政治眼光者都不难发现，大陆当局将所有民间善意统统掐灭，将良知者关进监狱或被迫流亡海外。 那么，官民激烈对抗将是唯一选项──谁都不愿面对这个选项，但谁都无法阻止这个国家向崩溃的悬崖一路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