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超过50岁的农民工有4600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
1999年养老保险成为强制缴纳的险种。但由于企业违法和政府部门消极执法，相当大一批工人长期未能参加养老保险。一项调研显示，在深圳，时至今日仍有50.4%的工厂并未为全部工人参加养老保险（《非深圳户籍劳动者养老保险状况调研项目分析报告》黄巧燕、苏媛，2014年7月。）
近年来，第一批进城农民工已到退休年龄，但因参保不满15年，无法享受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很多人只能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
有一批工人开始行动以推动政策改善。2014年8月，十多名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工人组成养老保险关注组，通过诉讼、政策意见、摄影展等方式争取退休金。
这十多名工人，是4600万高龄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应该仅仅作为数据的分子和分母展现在你的面前，而应该是一个活生生有情感与思想的个体。我们希望通过7段人生，从不同侧面讲述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故事，更丰富地展现这个群体的形象。
伍忠芬，广西玉林人，1965年生，深圳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的员工。
伍忠芬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帮家里务农。19岁那年，伍忠芬离开老家，来到还是大片青山和水田的观澜，当菜场工人、当电子厂工人、当胶花厂工人、当制衣厂工人，30年的打工生涯，几乎是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见证了深圳的一步步繁荣。
2015年3月，伍忠芬年满50周岁，但因工厂为其社保参缴未缴满15年，导致她无法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退休之际，她和她的工友们面临一场从未有过的维/权。
逃婚来深圳，青春30年
伍忠芬是“逃”来深圳的。
1984年，伍忠芬生了一场病，家里迷信，说要早结婚，就给她安排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结婚。为了逃婚，她偷了家里一袋稻谷，卖了十几元做路费到深圳打工。
当年的情景她仍记忆犹新：从广西玉林坐火车到东莞凤岗天堂围，再走路到观澜。当时观澜工厂很少，到处都是田和山，草很高，路很窄，感觉还没有老家好。通过姐夫的介绍，她进菜场工作，浇菜、整理等，像打零工一样，活干完结账走人，觉得哪个菜场好就就去哪家。
相比菜场，她们更愿意去工厂。在菜场工作几年之后，伍忠芬终于进了工厂。因为工资低，所以经常换厂，有的做一二十天就走了。那时候辞工要提前一个月，经常工资都拿不到，白白地帮老板干十几天。不过那时候年轻也不计较。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工资3元/天，伙食费一天1元钱，那时候家里穷，工资发了就寄回家，自己留几十块。打工改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家里用她寄回去的钱买了一头牛。
因为怕回家又被安排结婚，伍忠芬三年都没有回家。
三进庆盛厂，退休落得两手空
观澜庆盛厂是伍忠芬做的最久的一家厂，从94年到现在，三进两出。
94年第一次进这家厂，那时候小儿子才2岁，没做多久就回家带孩子了。99年，她再次进了庆盛，没多久又离厂。最后一次是03年6月26日，一直到现在。
庆盛制衣厂92年成立，生产衬衫、裙子等产品，销往国外。06、07年最高峰时有员工数千人，这几年订单逐渐减少，工厂的规模也在缩小，加班也减少了很多，每周休息一天。工资也不多，基本都是两千多。有时订单少还会放假，工资只发底薪的80%。
2010年之前，工厂只为管理层和职员参缴养老保险，普通工人根本无法参加。2010年左右，工厂告诉员工，养老保险员工愿意买工厂就给缴纳，不愿意买的就签名放弃。2013年，工厂强制所有员工缴纳社保。工厂里绝大部分员工都工作十年以上，但在庆盛，都只参加了五六年的养老保险。
伍忠芬今年3月已经满50周岁了，她2003年6月份进厂，工厂2013年6月才开始为她缴社保，她不仅不能直接办理退休领养老金，而且连延缴延退的资格都没有。
为养老，集体维权
199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必须为员工（包括外来工）缴纳养老保险。可是很多企业并没有依法从那个时候开始给员工参保，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2013年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分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但当这些工人到当地社保部门要求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时，被以“超过两年时限不予受理”的理由拒绝，甚至工厂同意出钱补缴都不行。作为“实惠型”政府，它们向来是喜欢收不喜欢支，这次也是一样，它们不愿意开这个口子让工人补缴社保。
伍忠芬所在的庆盛厂的工人们也发动了一场集体维/权行动。2014年12月1日，员工们通过公开信的方式要求资方补缴社保和公积金，并要求资方在12月8日前回复，但资方对此不理不睬。12月10日，各部门的员工像流水一样涌出了车间，一发不可收拾，罢工就这样爆发了。
罢工后，社保部门、住房公积金管理处都曾到场协调，但无实质性答复与调解。当地社保站站长甚至扬言：“就算你们老板同意，我也不同意！”工人们坚持了八天，老板都没出面。工人委托了律师向资方邀约谈判，资方也同意了12月18日谈。
可是18号一早，大量警察、民兵、防暴队人员来到工厂，据说有八百多人。老板终于出现了，不过不是来谈判的。警察叫员工回车间复工，民兵进去把那些反应慢的人推到地上，一时间，哭的哭，闹的闹，尖叫的尖叫。
“那个场景就像南京大屠杀的场面，太可怕了，简直不敢想象。”一位当时在场的大姐说。31个工人和4个围观的路人被抓，不过当天晚上就放出来了。工人们要求一次性补缴公积金和社保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公积金只能从2010年开始补缴，并且要分六年来补；社保只补两年内的。
更多人加入，更多人争取
近年来，深圳地区工人已经发起多次行政诉讼，将社保局告上了法庭，希望政府部门能带头遵守法律，不再漠视劳动者的权益。
伍忠芬打算先观望一阵，看第一批打官司的结果如何，“如果他们输了，我们就赖在厂里继续做。”在庆盛厂，工人到了退休年龄，愿意继续工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但伍忠芬觉得，一直在工厂工作也不现实，因为不管做到什么时候，只要不能补缴社保，她都不能在深圳领退休金。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变成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出于部门利益，不愿意让工人和企业补缴超过2年的养老保险，对那些贡献青春付出汗水的工人来说不公平，社会也无公义可言。随着越来越多工人意识到社保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行动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条路上，仍需各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