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忠芬:打工30年,退休要维权

前言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超过50岁的农民工有4600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

1999年养老保险成为强制缴纳的险种。但由于企业违法和政府部门消极执法,相当大一批工人长期未能参加养老保险。一项调研显示,在深圳,时至今日仍有50.4%的工厂并未为全部工人参加养老保险(《非深圳户籍劳动者养老保险状况调研项目分析报告》黄巧燕、苏媛,2014年7月。)

近年来,第一批进城农民工已到退休年龄,但因参保不满15年,无法享受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很多人只能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

有一批工人开始行动以推动政策改善。2014年8月,十多名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工人组成养老保险关注组,通过诉讼、政策意见、摄影展等方式争取退休金。

这十多名工人,是4600万高龄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应该仅仅作为数据的分子和分母展现在你的面前,而应该是一个活生生有情感与思想的个体。我们希望通过7段人生,从不同侧面讲述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故事,更丰富地展现这个群体的形象。

伍忠芬,广西玉林人,1965年生,深圳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的员工。

伍忠芬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帮家里务农。19岁那年,伍忠芬离开老家,来到还是大片青山和水田的观澜,当菜场工人、当电子厂工人、当胶花厂工人、当制衣厂工人,30年的打工生涯,几乎是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见证了深圳的一步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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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伍忠芬年满50周岁,但因工厂为其社保参缴未缴满15年,导致她无法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退休之际,她和她的工友们面临一场从未有过的维/权。

逃婚来深圳,青春30年

伍忠芬是“逃”来深圳的。

1984年,伍忠芬生了一场病,家里迷信,说要早结婚,就给她安排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结婚。为了逃婚,她偷了家里一袋稻谷,卖了十几元做路费到深圳打工。

当年的情景她仍记忆犹新:从广西玉林坐火车到东莞凤岗天堂围,再走路到观澜。当时观澜工厂很少,到处都是田和山,草很高,路很窄,感觉还没有老家好。通过姐夫的介绍,她进菜场工作,浇菜、整理等,像打零工一样,活干完结账走人,觉得哪个菜场好就就去哪家。

相比菜场,她们更愿意去工厂。在菜场工作几年之后,伍忠芬终于进了工厂。因为工资低,所以经常换厂,有的做一二十天就走了。那时候辞工要提前一个月,经常工资都拿不到,白白地帮老板干十几天。不过那时候年轻也不计较。

伍忠芬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工资3元/天,伙食费一天1元钱,那时候家里穷,工资发了就寄回家,自己留几十块。打工改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家里用她寄回去的钱买了一头牛。

因为怕回家又被安排结婚,伍忠芬三年都没有回家。

三进庆盛厂,退休落得两手空

观澜庆盛厂是伍忠芬做的最久的一家厂,从94年到现在,三进两出。

94年第一次进这家厂,那时候小儿子才2岁,没做多久就回家带孩子了。99年,她再次进了庆盛,没多久又离厂。最后一次是03年6月26日,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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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盛制衣厂92年成立,生产衬衫、裙子等产品,销往国外。06、07年最高峰时有员工数千人,这几年订单逐渐减少,工厂的规模也在缩小,加班也减少了很多,每周休息一天。工资也不多,基本都是两千多。有时订单少还会放假,工资只发底薪的80%。

2010年之前,工厂只为管理层和职员参缴养老保险,普通工人根本无法参加。2010年左右,工厂告诉员工,养老保险员工愿意买工厂就给缴纳,不愿意买的就签名放弃。2013年,工厂强制所有员工缴纳社保。工厂里绝大部分员工都工作十年以上,但在庆盛,都只参加了五六年的养老保险。

伍忠芬今年3月已经满50周岁了,她2003年6月份进厂,工厂2013年6月才开始为她缴社保,她不仅不能直接办理退休领养老金,而且连延缴延退的资格都没有。

为养老,集体维权

199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必须为员工(包括外来工)缴纳养老保险。可是很多企业并没有依法从那个时候开始给员工参保,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2013年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分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但当这些工人到当地社保部门要求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时,被以“超过两年时限不予受理”的理由拒绝,甚至工厂同意出钱补缴都不行。作为“实惠型”政府,它们向来是喜欢收不喜欢支,这次也是一样,它们不愿意开这个口子让工人补缴社保。

伍忠芬所在的庆盛厂的工人们也发动了一场集体维/权行动。2014年12月1日,员工们通过公开信的方式要求资方补缴社保和公积金,并要求资方在12月8日前回复,但资方对此不理不睬。12月10日,各部门的员工像流水一样涌出了车间,一发不可收拾,罢工就这样爆发了。

罢工后,社保部门、住房公积金管理处都曾到场协调,但无实质性答复与调解。当地社保站站长甚至扬言:“就算你们老板同意,我也不同意!”工人们坚持了八天,老板都没出面。工人委托了律师向资方邀约谈判,资方也同意了12月18日谈。

可是18号一早,大量警察、民兵、防暴队人员来到工厂,据说有八百多人。老板终于出现了,不过不是来谈判的。警察叫员工回车间复工,民兵进去把那些反应慢的人推到地上,一时间,哭的哭,闹的闹,尖叫的尖叫。

“那个场景就像南京大屠杀的场面,太可怕了,简直不敢想象。”一位当时在场的大姐说。31个工人和4个围观的路人被抓,不过当天晚上就放出来了。工人们要求一次性补缴公积金和社保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公积金只能从2010年开始补缴,并且要分六年来补;社保只补两年内的。

更多人加入,更多人争取

近年来,深圳地区工人已经发起多次行政诉讼,将社保局告上了法庭,希望政府部门能带头遵守法律,不再漠视劳动者的权益。

伍忠芬打算先观望一阵,看第一批打官司的结果如何,“如果他们输了,我们就赖在厂里继续做。”在庆盛厂,工人到了退休年龄,愿意继续工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但伍忠芬觉得,一直在工厂工作也不现实,因为不管做到什么时候,只要不能补缴社保,她都不能在深圳领退休金。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变成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出于部门利益,不愿意让工人和企业补缴超过2年的养老保险,对那些贡献青春付出汗水的工人来说不公平,社会也无公义可言。随着越来越多工人意识到社保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行动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条路上,仍需各方努力。

转自: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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