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空谈误国”错在哪里?

相比“多难兴邦”,“空谈误国”的错误更加隐蔽。

先说“误国”。与卖国一样,误国也是一种特权,一种专利。村野匹夫,贩夫走卒,纵想误国,怕无资格。误国的前提,在于当国,不说决定,至少能影响这个国家的荣辱兴衰。正如卖国,不是你想卖就能卖,如果国家不归你所有,你叫嚣卖国,则与骗局无异,傻瓜才会去买呢。

所以说,能够误国,绝非凡人。倘有人拿“空谈误国”批评无权的民众,显然搞错了对象。这是最寻常的错误。

基于对误国的辨识,再说“空谈”。享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空谈者,常见两种,一是官员,二是知识人。批评官员空谈误国,第一,对象没问题,官员的确具备了误国的资格;第二,对官员而言,实干是正道,空谈则歧途,哪怕是言官,他的发言,务必有的放矢,不可落空;第三,试看今日之官场,空谈可谓通病,如杨宪益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由此三者可知,“空谈误国”的警训,最应该挂在政府办公楼前。

然而,摆古论今,你会发现,“空谈误国”的板子,常常落在知识人的屁股之上。一说空谈,我们如条件反射一般,首先想到知识人。如果说误国近乎官员的专利,那么空谈近乎知识人的专利。

古时嘲讽知识人,有句老话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我尝引此语,以论生死,须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养士数百年,才能换来一代知识人凛然殉国,有些王朝,覆亡之际,连“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都遍寻无着,不得已,只好拉两个太监、宫女殉葬,以示忠烈。

讽喻的重心,应是“平时袖手谈心性”。无可否认,这是古代知识人的一大毛病。不过反过来讲,好谈心性,恰是知识人之为知识人的显著标志,他们所置身的精神与伦理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以修身养性为第一要务,至于经世致用,则在其次。这“谈心性”,便被视为空谈。

再说现代知识人,我认同一个论断:知识人的武器别无其他,就是用观念战胜观念。这场观念之战,犹如空对空,更难逃空谈之讥。

这么说来,知识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空谈的标签。只是,我有点疑惑:空谈,何时沦为了贬义?这是知识人的本职,就像鞋匠的本职是修鞋,厨师的本职是做菜,刽子手的本职是砍头。假如本职是一种罪过,那就是所谓的原罪。知识人何以会有原罪呢?这背后,则是阶级论的杀气腾腾,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标语飘摇,是反智主义的浪潮汹涌。

对知识人而言,空谈绝不是罪过。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他们的空谈与误国之间,能否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空谈误国”的前身是“清谈误国”。清谈之风,源于东汉末年,兴于魏晋。当时清谈者不止知识人,还有官员。陈寅恪有一论断,清谈“始于郭泰,成于阮籍”,郭泰是知识人的领袖,阮籍的身份则是官员,他们好清谈,不言朝政,而讲玄理,目的在于避祸,“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清谈,是一种消极的自保之道,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距离误国十万八千里。

《世说新语》云:“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公即桓温,王夷甫即王衍。王衍是西晋的三公,位高权重,却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以国事为务,后来被石勒惨杀,死前忏悔:“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这堪称“清谈误国”的典型,主角却是高级官员。

官员可以是知识人,知识人未必是官员。知识人清谈,若与误国发生关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他们的话语,能够形成公共舆论,左右权力决策。这在古代,并不多见,晚明曾有一幕,从东林到复社,作为官员与知识人的联合体,虽处江湖之远,却可制造舆论,影响庙堂走势。明朝灭亡,分摊责任,他们也有一份,即“清谈误国”。

说晚明、南明盛行清谈,并无问题。顾炎武是亲历者,他批评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我最难忘的案例,即崇祯八年,内阁缺人,有人推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刘宗周。皇帝召见他,问兵事,刘答:“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刘宗周传》)这是不着边际的空谈阔论,难怪皇帝斥刘宗周“迂”,只让他当工部左侍郎。

不过,顾炎武的批评,却属泛泛而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施与东林、复社头上,不免有些武断。如东林书院的学风,正以实学为主流,号称“倡实学以救世,视天下为己任”,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并行不悖。诚然,他们有时好讲大义,满口道德空言,受“正义的火气”之激,陷入狭隘的门户之见,然而对于明朝之亡,他们所需承担的责任,却不在清谈,而在党争。说到底,党争只是明亡的导火索,明朝的悲剧,可谓千年帝制积重难返、沉疴难起的一个缩影。

国史的书写,历来有一些隐秘的法门,如从不反思制度、极少责难皇帝,要总结错误,错在贪渎的奸臣,错在阴毒的宦官,错在秽乱的后宫,假如这些替罪羊无处寻觅,抑或责任太大,还得找一些人分担,惯于放言高论的知识人,便被拉出来顶缸。在刀把子和枪杆子面前,笔杆子从来无力抗辩,说他们误国,他们就得误国。尽管“空谈误国”的缔造者比谁都清楚,刀把子和枪杆子的世界,笔杆子哪有多少机会去误国,若后者能误国,不正宣判了前者的失败?

“空谈误国”的历史书写,由此呈现了一种可怕的悖谬:在强权的驱使之下,知识人完成了对自己的指控,虚弱而乏力的知识,不得不夸大知识的作用;书写历史的知识人,不得不把“空谈误国”的金印刻在同侪脸上。用知识侮辱知识,用谎言包裹谎言,岂止是悲剧?

以“空谈误国”批判知识人,背后往往隐藏了强权对知识的摧残和压迫,也许还有一丝恐惧。因为一个社会,知识人最有可能,查明误国的原因,与误国者究竟是谁;而且知识人的空谈,未必虚幻,有时恰是对在朝的异议,令其如芒在背,不得放肆。所以,权力者对于知识,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灭绝,倘再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谈误国”,遂成妖魔化之一种。

吊诡的是,知识人被讥为空谈,却也只能以空谈的方式,对抗、破解“空谈误国”的欲加之罪。因为除了空谈,除了话语、观念与思想,他们再无任何利器,来改造这个苦难的世界。对他们来讲,谈就是干,呐喊就是行动,精神就是一切。就当下而言,他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一是尽量谈而不空,譬如多平恕,少高调,多逻辑分析,少道德批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二是尽量不要授权力者以柄:他们必须在权力之前保持充分独立,如果能站到权力者的对面,而不是身边,那么,当权力者在危急存亡之秋,企图去抓知识人当替罪羊,却发现,方圆百里,连一根羊毛都没有。

来源:三剑客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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