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前的情况
1997年八九月间，我当时在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做政法部主任。一次在去运城采访的火车上，群众给我讲了一句笑话：“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50年，运城炮楼又出现”。经过再三了解，我才明白其中的奥秘。
1996年，运城地区的主要领导听说中央要在太原召开全国农田水利现场会，为引起中央的重视，他们好大喜功，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耗资两亿八千万，兴师动众号召全区大搞假渗灌工程。
其具体做法是：在耕地的地头修一个像炮楼似的水泥池，然后在池底引出许多带孔的管道，埋在作物的根部，靠冒水来滋润庄稼。但是，据水利专家考证，运城的土质为胶状，常常把管道的小眼堵的严严实实，根本起不到灌溉的作用，当地老百姓经多次实验，也觉得是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
但是，运城的主要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不仅不听专家的劝阻，为了蒙骗参加全国农田水利现场会的代表，他们不管地势高低，要求各县农民全部将水泥池建在公路两边，以达到行署提出的“纵深一条线，沿路看得见”的目标。更为荒唐的是，公路两边的许多池子是个半弧。在这边看像是个池子，在那边看什么也没有。
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查，我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坑农害民的腐败工程。于是，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内参。人民日报为慎重起见，又派傅昌波记者再次来运城调查。内参发表后，中纪委刘丽英书记批示，山西省纪检委先行查处。
1998年4月5日，家母去世后，我正在办丧事。突然，接到山西省纪检委段和平与燕国丞的电话，他们说要与我谈谈。我本以为他们是来落实刘书记的指示，没想到，他们在与我谈话时，第一句话就是让我交代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我气愤地讲没有，你们随便查！他们不仅问了我的手机和BB机是哪里买的，并到商家查了我的发票和底簿，结果没有任何问题。
同年7月，燕国丞和孔春祥又找我谈话，他们让我交代三个问题：一是，你为什么要写这篇内参？二是，谁给你提供的采访线索？三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很直爽地告他们，为了反腐败，维护党的形象。至于说，谁给我提供的线索，我答，你们纪检有纪检的规矩，我们新闻有新闻的纪律，无可奉告。结果他们说，我们是代表组织来的，你是个党员，你要相信党。你讲吧，我们不会打击报复的。我当时也许是很幼稚，就全盘托出。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时隔两个月的9月23日，他们竟然把给我提供采访线索的运城行署驻京办事处的副主任高满强暴打一顿，后来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7年！
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我非常气愤，一个党的组织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于是，我又找到中央电视台，将运城的假渗灌工程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并领着他们到我所采访的地方一一进行了核实。
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一版头条发表了著名记者郭国松的调查性报道《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
1998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又披露了运城的假渗灌工程。题为“透视运城渗灌工程”：
（http://www.56.com/u24/v_MjMwODE5NzM.html）
凤凰卫视“文涛拍案”：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MbQqqSiWKw/）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6tacETw_XQ/）
1998年12月4日，我到北京向中国记协、中纪委反映问题，结果运城地区的地委书记黄有泉操纵该区的公检法，将我秘密逮捕。同时，他们到我家搜查时，第一件扣押物竟然是我留存的十份《南方周末》报，于是，他们抓我的原委也就昭然若揭了！
狱中情况
自我揭露了运城的假渗灌工程后，也给家里增添了不少麻烦，恐吓电话不断，吓得妻子和女儿六神无主，不敢上班。为此，1998年12月3日，我准备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当我正准备上火车时，突然，接到运城大酒店的副总经理杜太来（此人因长期给运城市委书记王茂设提供性贿赂，现在两人均被双规）的电话，他告我，他们酒店想到山西大酒店培训一批服务员，让我帮他们联系一下。因为我与杜认识，便答应他的请求。过了一会，他又来电话。我便让我的朋友小柳去接，杜在电话中说，让我联系好后，就在山西大酒店门口等他们，他们开车就过去了。小柳说，高哥去北京了。杜却说，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平时为人坦诚，从没有把别人想的那么坏。说实在，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陷阱。
12月4日，我到北京后，就去中国记协反映了我的遭遇。接待我的是中国记协维权部的一位姓仝的负责人，他听了我的叙述，也非常气愤，准备向领导汇报一下。
晚饭后，我接到运城市法院（现改为盐湖区法院）常务副院长张志敏朋友的电话，他叫王武斌，芮城人。他说住宣武门的越秀大酒店，让我去聊聊。我不加思索地就去了，没想到从此我便落入虎穴。
当天晚上，运城市公安局的人就连夜把我拉到太原，在省公安厅换了一辆车，早上九点多到达运城。当把我押到夏县看守所时，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该所坚决拒收。于是，他们在一张纸上临时填了个“涉嫌敲诈勒索”的罪名，便将我在那里关了一夜。也许，他们觉得这里的看守所不听话、不配合。次日，又把我送到芮城县看守所。
记得那天傍晚，当孙指导员把我领到监舍时，十几个犯罪嫌疑人的眼睛就恶狠狠盯住我，谁也不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在入狱前，我曾听说，大凡进了看守所的人都要“服水土”，也就是让你吃一顿杀威棒。幸亏指导员临走时说了句关照的话，才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但这里也有什么“蒙古包”、“看电视”、“敲核桃”、“喜儿下山”等犯罪嫌疑人自制的刑罚。过了大概有五六分钟，坐在窗户前的号长，问我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当听说我是记者时，气氛霎时缓和下来。又听说我就是揭露运城假渗灌的记者，那位号长便对我热情地说，本来让你先冲个凉，然后睡到马桶跟前，你是为咱老百姓说话的记者，就睡到我这儿吧。
冲凉？大冬天在院子里冲凉？我不解地问。号长说，就是洗澡，你如果不愿意，他们就会拿脸盆接上水，从头往下往你身上浇。
那年冬天特别冷，站在雪地里一会鞋就冻住了。人能受得了吗？但是没办法，来到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矩。
因为他们抓我时就没有任何罪名，一到看守所，我就给运城市的检察院和公安局写了28份抗诉，但是他们毫不理睬。
1999年的4月份，我国著名辩护律师李霄霖到看守所来看我，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来晚了，让你受苦了。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让我担当你的辩护人，你如果同意，就请签个字。我立刻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危难时刻方见真情。几个月了，从没有听到这样贴心的话语，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李律师告我，马上就要开庭了。我已查了你所有的案卷，他们的指控没有一个能站住脚，我为你做无罪辩护（见《民主与法治》杂志“我为高勤荣做辩护”一文）。
令我和李律师没想到的是，4月28日，本该是公开审判，运城的公检法见全国的记者和当地的人们蜂拥而来，临时变为秘密审判。我的律师当庭抗议，运城法院竟然要轰律师出去！结果在一天的庭审中，他们把我打条借钱，定为诈骗（法庭上还出示了我打的条子，并有领导签字）；把别人还我家借款，定为受贿（借了我家三万，还了我两万五）；别人嫖娼，判我介绍卖淫。一共判了我12年。
入狱后，由于我是记者出身，监狱将我分配到监狱小报工作。尽管环境比较宽松，但是，每到夜晚，我仰望着窗外的星星久久难以入眠，我为百姓说了一句真话，为什么对我进行残酷打击？在那漫漫的八年里，我常常思念家人与朋友，言论没有自由，饮食没有自由，身体也没有自由，有时曾想一死了之，但是又想，腐败不除，还不知有多少人要失去自由，于是我又坚定地活了下来。
在狱中的八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有关部门递交我的申诉，只要一旦有领导来监狱视察，我总要爬到窗户上看看，或打听一下，是不是为我的事情而来？一旦有信件，我总是希望是关于我的案子的公函。然而，夜茫茫，路漫漫，长夜难明不见天！
运城的腐败分子虽然把我投入大牢，他们仍不甘心，妄图致我们死地而后快。2003年4月18日，原给我提供采访线索的高满强出狱，上午9点多钟，他刚出监狱大门，三个蒙面歹徒就将他暴打致残，陪他出狱的狱警肩膀上也狠狠地挨了一铁棍。令人不解的是，这起典型的雇凶杀人案，山西公安系统至今没人侦破！
2006年12月7日，在我出狱前，鉴于前车之鉴，我不仅写下了遗书，而且还写了一份血书。并要求山西省司法厅、山西省监狱管理局、祁县监狱派车将我送回家里。当天，省监管局长冯征批示，监狱的两位科长把我平安护送回家，这在山西的监管史上都是破天荒的一次。
自我冤狱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民主与法治、法制日报、中青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民主与法治时报等几十家媒体，一直在关注这我的冤情。继《南方周末》发表了“反腐败记者讲了真话以后”，《南方都市报》又为我发表了社论“高勤荣：用真话捍卫讲真话的权益”。2001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魏明伦等7人为我做了89号提案，他们尖锐地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之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万名记者几乎年年为我呼吁、提案、鸣不平。在我出狱的当天，我国的万名网民又为我声援，要求严惩凶手，还我一个清白，还人民一个公道！
至今，我仍强烈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尽快为我立案再审。我别无他求，只要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