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9日晚11点半，该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此事正在调查当中。在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中，更多细节浮了上来。此次中毒身亡的4名儿童，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9日晚一起喝农药自杀，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孩子的父亲今年正月外出打工，母亲在3年前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经过世，外公外婆虽然在世，但是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
在澎湃的报道中介绍，1个月前，4个孩子因为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孩子父亲去年种的玉米，“因为太穷了”。
喝药身亡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现在还没有结论。到底是怎么样漫长的绝望，才会让四个小孩集体喝农药自杀！看得心都要碎了，难以想象他们平日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对于其父母应当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了解不多，有网友发给我一篇分析文章，里面谈到了其中的法律界定：
“孩子的首要监护人是父母，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抚养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父母因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应当委托其他具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监护，否则，轻则受到教育、劝诫，重则触犯刑律，受到遗弃罪的惩罚。
“当孩子已经符合义务教育的条件，应当依法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当他出现辍学情况时，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规定向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履责，采取措施防止儿童辍学，教育行政部门失职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在家长不履行监护责任时，村民委员会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为其更换监护人。除此之外，村民委员会还应当向当地政府报告孩子的情况，积极申请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伸出援手，如果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未能履行监管孩子情况和救助儿童生活的责任，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政府是保护未成年人生存权的责任主体，出现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情况，相关领导理应被问责，承担责任。”
（引自葛峰《朗朗乾坤，岂忍花朵如此凋谢？——简评贵州毕节市儿童疑似服毒自杀事件该如何追责》）
感谢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对留守儿童，什么人应当负起责任。
不过，除了痛惜孩子的离世，这件事就完了吗？当然没有。就此事，我听说得最多的一种声音是“养不起就不要生嘛”，认为这对夫妇是惟一的责任人。是的，悲剧发生，他们的父母当然难辞其咎。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看到了媒体记者们从毕节采访中发回来的一些新的信息。孩子姑姑对记者说，孩子的爸爸每个月会寄700元生活费回家。按当地村民说法，700元可以维持4个孩子正常的生活。
由于事件还没有真正结论，孩子们为什么会喝农药还是一个谜。但在这出悲剧中，有一些关键词已经浮出水面了。
这些关键词，包括父母责任，包括留守儿童，包括贫穷。它们不是偶发的个案，而是一个在农村非常普遍的现状。即使现在无法对此事轻易下定论，但这些关键词，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事件中，可以说是读懂中国的重要钥匙。
从新闻描述的情况来看，这位父亲并非不负责任，去年种玉米，今年去远门打工，并且一直有汇款回家，春节过年还回来半个多月，都是努力维持家庭生活。他显然并非有意遗弃，更没有犯罪的主观。
至于“养不起就不要生”，这种说法我无法苟同。首先，人口并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资源，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尤其对我们这个老龄化日逐严重的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其次，在农村地区，孩子日后就是他们养儿防老的重要依靠；同时，人丁兴旺也是农村家庭的实力保障和后盾。从利害关系来说，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多生子女整体上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道理。这一家人或许还不属于极端的贫困，但即便如此，也只能付出骨肉分离的代价；实际上在中国，还有一部分极端贫困的部分人口，他们甚至无暇考虑这些，很难建立起人生规划；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挣扎在能否找到食物、是否活得下去的现实困境当中，怎么可能再去想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孩子怎么谋生、怎么照顾的问题？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生存，而不是生活。
我把小说《爱玛》里说的“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快乐”，篡改一下吧：“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贫穷”。我没有去过毕节，去过的贫穷农村也很少，不知道到底有多穷，但是我至少会去读一些资料，试图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中国。
一两年前，我看到某个公益行动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场景显示，当地竟然有些上小学的孩子，不知道人们原来是要吃中午饭的，因为他长这么大，就没有吃过。看到那些冬天赤脚上学的衣衫褴褛的孩子，手脚全是烂掉的冻疮的孩子，坐在漏雨的教室里肮脏的石板上上课，看客们准备怎么指责他们的父母呢？是说他们为什么不给孩子吃饱穿暖？是为什么不给孩子读好的学校？还是最常见的，说“你没钱照顾好孩子为什么还要生”？对不起，就是因为太贫穷，他们甚至连是不是要生，怎么生，也是没有能力规划的。
“养不好就别生”这种指责，就相当于说，你活得那么苦，还要救济，怎么还要浪费粮食呢？——后一句话大家不好意思直说，但社会达尔文的优越感早已体现无遗。可现在还在坚持“弱肉强食”这一套的，价值观得LOW到什么样的程度？
留守儿童，已经是当下非常可怕的一个社会问题。留守儿童自杀，也常见诸报端；他们因为贫穷，因为多年见不到父母，因为极端孤独，甚至被侵害；别说前途，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你很难指责他们的父辈、祖辈，因为不出远门打工，就更穷、更无法维生。至于把孩子和老人带到城市打工的，更是痴人说梦。对于孩子们来说，得到了700元的生活费，留给他们的却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和被抛弃感。
这些个体不可能解决的困境，来自城乡二元化，来自户籍制度，来自城市对农村政策、资源的吸食，来自对壮劳力的掠夺；同时，通过制度，暂时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妇女，都被屏蔽和隔绝在贫穷的农村。在把城市打造得金光灿烂的同时，留下一个被掳掠得一无所有，只剩下贫困和凋敝的乡村。
假设这位父亲非常勤劳，多种一亩玉米，多给五百一千的生活费，孩子们的命运会更好些吗？勤劳就能改变命运吗？
现在的城市人口，总体来说属于既得利益者，他们深信，这个现代社会里，你混得不好就是你活该；你没有本事就没有资格生育，也没有资格要权利；一切都怪你没有规划好你自己的人生。——确实，对得利阶层来说，这是成立的；但对于根本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贫困地区来说，基本上除了一条命，他们没有资源，谈何掌控人生？指责他们没有长远眼光，不为孩子着想，就跟指责他们“何不食肉糜”一样，毫无意义。
想必大家都学过，人类社会的形成，便是社会的分工出现；它不再是谁打的猎归谁，谁采的果子归谁，而是通力合作，男人打猎、女人采果子，并且按一定的规则分配给留在后方的老人和小孩。国家也不外乎如此，在个体力所不逮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职能部门承担起责任。这也是纳税人纳税的重要价值之一。那些认为父亲应当在这个事件中负全责，想剥离掉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责任，显然于法、于理都不成立。官方都不敢这么说呢。
大家还记得2012年11月，毕节5名男孩在垃圾箱内取暖死亡一事吧？针对这起留守儿童的悲剧，当时人民日报官微报道，“毕节将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毕节市市长陈昌旭还接受了采访说要深刻吸引教训。显而易见，相关部门也知道无法撇清这种关联责任，他们也想解决问题；旁观者还一个劲地洗地，不是白洗了吗？
《礼记·曲礼·上》有一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广为流传，这句话常常被曲解，以为是“对大夫不能使用刑法，应该豁免；对老百姓不用讲礼”。但实际上，这两句话是并列的，责任和义务是对等的。我比较认可这种解读：贵族们虽不用受刑，但罪行裁决很重；百姓地位低微，但对他们的礼制的要求也低很多。
同理，在今天权利和责任也应该是匹配的。地位低微、能力微小的这位父亲，他在这个案件中能承担的责任也很小。而政府，一个GDP全球第二的“负责任”的大国，在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应该比较大。
来源：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