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职后，碰到很多让我非常感慨的事情。例如，我认识的朋友中，但凡稍有点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的，几乎都在忙叨着把孩子往国外送。前些年，还有英国、澳州，这些年几乎瞄准美国名校；前些年大多是出去上大学，这些年，高中、初中送出去的也不少；前些年大多只是孩子出去，现在，为了孩子上学，全家移民的情况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父母是企业家，通过巨额捐款给孩子铺路。而且，这雪崩甚至是血崩一样的留学大潮，从社会上层开始，一层一层向下拉动，现在其实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统计数字表明，2013年一共有27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留学，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
另一方面，常青藤级别的高校对亚裔申请者内部实行比例控制，已经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对中国留学生比较开放的高校如南加州大学（USC）、伊利诺斯大学（UIUC）等，中国留学生已占到国际学生近半数。很多学科，整个实验室、大半个教室都已经是中国人，大家生活、学习中都用中文，“跟没有出国一样”。再往下走的各层次各类型高校中，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增加，种种问题也越来越多，各种斗殴、赌博、吸毒、凶杀案层出不穷，原来集中在澳洲、英国“留学的垃圾”现象，如今慢慢地在美国也出现了。赖骆家辉等亲华人士之助，中国人留学美国大门打开了，可门开了，新的问题也来了。再往下，何去何从？
“世代为奴”
1912年，庚款二期留学生胡适写下了著名的《非留学篇》，喊出“留学，吾国之大耻也”的口号，“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乎此者乎！”希望中国人能争口气，早日学成，“使后来学子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莘莘学子，却还走在留学的老路上，而且还变本加厉，以今为烈。他老人家要是知道这个情况，不知会作何想？教育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竞争力。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行，即使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上去了，事实上也还只是个二等国家。
不无刻薄的一个类比是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造成的一个现象。户口不在北京的家长为孩子争取平等教育的权利而上访、静坐等，被称为“异闹”。2013年，北京教育部门出来的政策居然是，孩子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却只能上高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这背后的潜逻辑其实是，反正这些高职，毕业后也拿不到进京指标，无法转为北京户口，爸妈是外地人，子女也还是外地人，改变不了你们外地人、二等公民的身份。总之，让你们这些人世世代代做二等公民，“世代为奴”。
同理，教育发展不上去，中国世世代代都是二等国家，什么GDP世界第一、多少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航空母舰建了多少艘之类，其实都是浮云。不管网上受蒙蔽、被利用的那些人怎么叫嚣，观察一个国家的权富阶层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哪里，才是理解这个国家的深层脉络和内在逻辑的最好方法。例如，非洲的很多独裁统治者往往习惯把子女送到西欧国家受教育，在西欧的大都市拥有豪宅官邸。不管这些独裁者唱什么“我是农民的儿子”之类的高调，如果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财富都在A国，A国则成为这个国家统治阶层事实上的宗主国，到了关键时刻，最毫不犹豫拿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国家利益去与宗主国做交换的，往往也是这些统治者。
听话，不出活
中国教育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熟悉中国革命史的朋友，对于这种现象自然不会感到惊讶。枪杆子里出政权，笔杆子下出江山。教育这条线，是一定要抓到自己手里的，也就是清华大学建国后第一任校长蒋南翔的著名四字方针“听话，出活”。可惜，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听话”就往往不“出活”， 越是“听话”的，就越是不容易“出活”，至少出不了创新性、高水平的“活”。而且，还有各种假装“听话”的，在投机取巧方面无孔不入地出“花活”，在贪污腐败方面花样百出地出“坏活”。
所以，2005年的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所谓“钱学森之问”），其实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三次撰文论证亩产万斤的时候，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但愿他这样问，只是他为了阐述problem（难题）的一种表达技巧，如果真把它当成一个question（课题），那除了在探访者面前“卖萌”，真是很难为他找到其他解释的依据了。你做秀？我做得比你还厉害，爱做秀的碰到一个做秀界的宗师，热闹。
教育这么不堪，怎么好像一时间并不影响经济的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各行各业都可以大力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已经研究出来的科学、技术和诀窍来支持经济的发展（想想一个西方引进的互联网，就给中国经济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当西方可供我们使用的知识存量基本消耗殆尽的时候，中国教育落后的负面影响就会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尤其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反过来给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压力的时候，他们在教育、创新、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采取一些更强硬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2014年5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提醒大家不要高估中国的影响力：“我敢说，你们说不出任何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就是这种后发优势和这种优势带来的压力的一种集中体现。
商业化的枷锁
可叹的是，建立在后发优势基础上这种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能够反哺教育，反过来在权力的枷锁基础上，给中国教育又加上了商业化的铁链。财政有钱了，拨款多了，基建之外，体制内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在逐渐丰厚甚至是堪称巨额的科研基金的牵引下，逐渐变得越来越逐利化。大多数学者，在丧失了自由探索真理的乐趣后，很自然地就会把重心转向了金钱。于是出现了一些外人难于理解的现象，例如，老师带研究生，居然还要向学校交钱，相当于老师给校方提供贿赂，让校方提供廉价劳动力；再例如，为了一点科研经费，老师们到处找各种假发票、假票据报销，相当于荒唐的制度把几千万体制内的科研人员系统地变成了小偷……
无底线、无边界的商业化，同时也毁掉了很多体制外的学校的前途。燕京大学只办了33年，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多少传奇。而我们这些所谓的民办高校，自80年代起，到今天也有30多年的历史了，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扩招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万人民校”，9月1日收了两个亿学费，9月2日能调一个亿去做生意；打着教育的旗号拿地，打擦边球把地皮放在（举办人控制的）教育投资公司名下，想方设法用土地抵押贷款，甚至直接更改规划，把教育用地变成科研、商业或者住宅用地；食堂、住宿另收费，加装热水器、网络另收费，甚至连选修课另收费……最后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挣钱手段都用上了。平心而论，与谋财害命的毒奶粉、地沟油、皮鞋胶囊相比，这些事也算不了什么。但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作为人文精神最后堡垒的大学里，这些脸呈猪肝色、眼神飘忽、领带都不会打的小生意人，居然让年轻人们毕恭毕敬地叫他们校长……实在是斯文扫地啊。
今日教育沉疴，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也难辞其咎。明茨伯格在新著《社会再平衡》中，再三强调，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政府（公权）、市场（私权）和社会（共权）齐头并进的发展，尤其是容易为大家忽视的为第三部门，包括各种NGO（非政府组织）、Not-for-profit（非营利组织）和合作制组织，应该成为教育、医疗、慈善等行业的主导治理形式。上个世纪，学术界反思，为什么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的效果远胜过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名校培养出来的那一批经济学博士主导的南美和苏东转型，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这么一批指手画脚、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第一个回国的美国经济学博士林毅夫是在1987年）！而轮到要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有了一大批口含天宪般的“著名经济学家”，很奇怪，他们除了政府，好像只知道市场，所以什么都要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所以，很不幸，教育首当其冲，成了这个简单二分法的最大牺牲品。
下一代的未来还是梦？
在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两只巨手的蹂躏之下，中国教育奄奄一息，有钱有路的人各自逃离，可怜中国教育瘫在原地，连喊一声救命的力气都没有。人文社科因为看起来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关系远一些，在两只巨手的挤压之下，问题应该相对更大，但还好，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还有体制外的各路高人，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和互联网也帮上大忙，所以问题也许反倒没那么严重。真正出大丑，估计还是会出在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关系更密切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学科。按理说，这些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教育的强项，可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旦形成系统性的溃败，中国在这方面，估计连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可悲的是，估计也只有在这些领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才能唤起大家对高等教育的问题的充分重视，从而倒逼出有关方面政策的放开。近年推出的中外合作办学，内行人都知道，确实代表着传统体制的一个较大突破。但是，比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下一步，放开民间自主办学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中国教育报》载，2014年，六成以上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已无法正常运营；另外一个方面，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用人单位需要投入巨资再培训毕业生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如果这些高校能成为真正的非营利机构、私立大学（反正也挣不到钱了，还不如交出去，相信那些生意人也明白），成立社会化的董事会，让有用人需求的企业家捐款成为校董，负责聘任专业的管理层，自主管理，自主运营，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
新一代的成功企业家也逐渐意识到，创造财富之后，更大的挑战和成就感来自于如何利用好这些财富，造福大众，造福社会。环保、医疗、教育三大领域，是大家下一步关注的焦点。这三个领域中，最具挑战、也同时最有成就感的，是教育。稍微有点远见的企业家，也能看出，教育领域这些层层叠叠的矛盾和问题中，蕴涵着多少造福大众、造福社会的机会。三十年为一世，世变而道更。上一个三十年的主题是发展经济，下一个三十年的主题是重建社会。上一个三十年，大家拼命挣钱，下一三十年，大家更应该花更多时间想一想的的是如何花钱。如何挣钱留下威名，如何花钱留下的却是美名。
例如，美国有无数有钱人，但洛克菲勒，却永远只有一个。他在日记里写到“我财源滚滚，如有天助，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它们用到该用的地方”。别的不说，整个二十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就接近8亿美元，例如，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就源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时候会纠结，感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世”之类。如果他们看到，2007年协和医学院成立九十周年典礼上，洛克菲勒的第五代被满怀敬意、眼怀热泪的人们包围着出现在现场，为老洛克菲勒的雕像揭幕的那一瞬间，也许会更为释然？“我们得到了很多，但我们也必须找到帮助我们人类同伴的方法，这一体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根本信仰”，洛克菲勒家族代表在发言中说。是的，没有什么是真正不朽的，但洛克菲勒所达到的，也许至少是人力的极限？
人人都有一个教育梦。往大里说，教育事关国运，大家都责无旁贷；往小里说，教育事关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对得起身边孩子期待的眼神。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你我今日的行动，他们的未来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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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知兴：被出卖的教育——是谁让我们世代为奴?
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职后，碰到很多让我非常感慨的事情。例如，我认识的朋友中，但凡稍有点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的，几乎都在忙叨着把孩子往国外送。前些年，还有英国、澳州，这些年几乎瞄准美国名校；前些年大多是出去上大学，这些年，高中、初中送出去的也不少；前些年大多只是孩子出去，现在，为了孩子上学，全家移民的情况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父母是企业家，通过巨额捐款给孩子铺路。而且，这雪崩甚至是血崩一样的留学大潮，从社会上层开始，一层一层向下拉动，现在其实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统计数字表明，2013年一共有27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留学，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
另一方面，常青藤级别的高校对亚裔申请者内部实行比例控制，已经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对中国留学生比较开放的高校如南加州大学（USC）、伊利诺斯大学（UIUC）等，中国留学生已占到国际学生近半数。很多学科，整个实验室、大半个教室都已经是中国人，大家生活、学习中都用中文，“跟没有出国一样”。再往下走的各层次各类型高校中，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增加，种种问题也越来越多，各种斗殴、赌博、吸毒、凶杀案层出不穷，原来集中在澳洲、英国“留学的垃圾”现象，如今慢慢地在美国也出现了。赖骆家辉等亲华人士之助，中国人留学美国大门打开了，可门开了，新的问题也来了。再往下，何去何从？
“世代为奴”
1912年，庚款二期留学生胡适写下了著名的《非留学篇》，喊出“留学，吾国之大耻也”的口号，“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乎此者乎！”希望中国人能争口气，早日学成，“使后来学子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莘莘学子，却还走在留学的老路上，而且还变本加厉，以今为烈。他老人家要是知道这个情况，不知会作何想？教育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竞争力。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行，即使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上去了，事实上也还只是个二等国家。
不无刻薄的一个类比是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造成的一个现象。户口不在北京的家长为孩子争取平等教育的权利而上访、静坐等，被称为“异闹”。2013年，北京教育部门出来的政策居然是，孩子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却只能上高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这背后的潜逻辑其实是，反正这些高职，毕业后也拿不到进京指标，无法转为北京户口，爸妈是外地人，子女也还是外地人，改变不了你们外地人、二等公民的身份。总之，让你们这些人世世代代做二等公民，“世代为奴”。
同理，教育发展不上去，中国世世代代都是二等国家，什么GDP世界第一、多少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航空母舰建了多少艘之类，其实都是浮云。不管网上受蒙蔽、被利用的那些人怎么叫嚣，观察一个国家的权富阶层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哪里，才是理解这个国家的深层脉络和内在逻辑的最好方法。例如，非洲的很多独裁统治者往往习惯把子女送到西欧国家受教育，在西欧的大都市拥有豪宅官邸。不管这些独裁者唱什么“我是农民的儿子”之类的高调，如果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财富都在A国，A国则成为这个国家统治阶层事实上的宗主国，到了关键时刻，最毫不犹豫拿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国家利益去与宗主国做交换的，往往也是这些统治者。
听话，不出活
中国教育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熟悉中国革命史的朋友，对于这种现象自然不会感到惊讶。枪杆子里出政权，笔杆子下出江山。教育这条线，是一定要抓到自己手里的，也就是清华大学建国后第一任校长蒋南翔的著名四字方针“听话，出活”。可惜，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听话”就往往不“出活”， 越是“听话”的，就越是不容易“出活”，至少出不了创新性、高水平的“活”。而且，还有各种假装“听话”的，在投机取巧方面无孔不入地出“花活”，在贪污腐败方面花样百出地出“坏活”。
所以，2005年的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所谓“钱学森之问”），其实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三次撰文论证亩产万斤的时候，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但愿他这样问，只是他为了阐述problem（难题）的一种表达技巧，如果真把它当成一个question（课题），那除了在探访者面前“卖萌”，真是很难为他找到其他解释的依据了。你做秀？我做得比你还厉害，爱做秀的碰到一个做秀界的宗师，热闹。
教育这么不堪，怎么好像一时间并不影响经济的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各行各业都可以大力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已经研究出来的科学、技术和诀窍来支持经济的发展（想想一个西方引进的互联网，就给中国经济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当西方可供我们使用的知识存量基本消耗殆尽的时候，中国教育落后的负面影响就会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尤其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反过来给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压力的时候，他们在教育、创新、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采取一些更强硬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2014年5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提醒大家不要高估中国的影响力：“我敢说，你们说不出任何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就是这种后发优势和这种优势带来的压力的一种集中体现。
商业化的枷锁
可叹的是，建立在后发优势基础上这种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能够反哺教育，反过来在权力的枷锁基础上，给中国教育又加上了商业化的铁链。财政有钱了，拨款多了，基建之外，体制内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在逐渐丰厚甚至是堪称巨额的科研基金的牵引下，逐渐变得越来越逐利化。大多数学者，在丧失了自由探索真理的乐趣后，很自然地就会把重心转向了金钱。于是出现了一些外人难于理解的现象，例如，老师带研究生，居然还要向学校交钱，相当于老师给校方提供贿赂，让校方提供廉价劳动力；再例如，为了一点科研经费，老师们到处找各种假发票、假票据报销，相当于荒唐的制度把几千万体制内的科研人员系统地变成了小偷……
无底线、无边界的商业化，同时也毁掉了很多体制外的学校的前途。燕京大学只办了33年，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多少传奇。而我们这些所谓的民办高校，自80年代起，到今天也有30多年的历史了，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扩招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万人民校”，9月1日收了两个亿学费，9月2日能调一个亿去做生意；打着教育的旗号拿地，打擦边球把地皮放在（举办人控制的）教育投资公司名下，想方设法用土地抵押贷款，甚至直接更改规划，把教育用地变成科研、商业或者住宅用地；食堂、住宿另收费，加装热水器、网络另收费，甚至连选修课另收费……最后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挣钱手段都用上了。平心而论，与谋财害命的毒奶粉、地沟油、皮鞋胶囊相比，这些事也算不了什么。但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作为人文精神最后堡垒的大学里，这些脸呈猪肝色、眼神飘忽、领带都不会打的小生意人，居然让年轻人们毕恭毕敬地叫他们校长……实在是斯文扫地啊。
今日教育沉疴，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也难辞其咎。明茨伯格在新著《社会再平衡》中，再三强调，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政府（公权）、市场（私权）和社会（共权）齐头并进的发展，尤其是容易为大家忽视的为第三部门，包括各种NGO（非政府组织）、Not-for-profit（非营利组织）和合作制组织，应该成为教育、医疗、慈善等行业的主导治理形式。上个世纪，学术界反思，为什么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的效果远胜过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名校培养出来的那一批经济学博士主导的南美和苏东转型，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这么一批指手画脚、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第一个回国的美国经济学博士林毅夫是在1987年）！而轮到要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有了一大批口含天宪般的“著名经济学家”，很奇怪，他们除了政府，好像只知道市场，所以什么都要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所以，很不幸，教育首当其冲，成了这个简单二分法的最大牺牲品。
下一代的未来还是梦？
在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两只巨手的蹂躏之下，中国教育奄奄一息，有钱有路的人各自逃离，可怜中国教育瘫在原地，连喊一声救命的力气都没有。人文社科因为看起来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关系远一些，在两只巨手的挤压之下，问题应该相对更大，但还好，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还有体制外的各路高人，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和互联网也帮上大忙，所以问题也许反倒没那么严重。真正出大丑，估计还是会出在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关系更密切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学科。按理说，这些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教育的强项，可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旦形成系统性的溃败，中国在这方面，估计连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可悲的是，估计也只有在这些领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才能唤起大家对高等教育的问题的充分重视，从而倒逼出有关方面政策的放开。近年推出的中外合作办学，内行人都知道，确实代表着传统体制的一个较大突破。但是，比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下一步，放开民间自主办学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中国教育报》载，2014年，六成以上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已无法正常运营；另外一个方面，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用人单位需要投入巨资再培训毕业生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如果这些高校能成为真正的非营利机构、私立大学（反正也挣不到钱了，还不如交出去，相信那些生意人也明白），成立社会化的董事会，让有用人需求的企业家捐款成为校董，负责聘任专业的管理层，自主管理，自主运营，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
新一代的成功企业家也逐渐意识到，创造财富之后，更大的挑战和成就感来自于如何利用好这些财富，造福大众，造福社会。环保、医疗、教育三大领域，是大家下一步关注的焦点。这三个领域中，最具挑战、也同时最有成就感的，是教育。稍微有点远见的企业家，也能看出，教育领域这些层层叠叠的矛盾和问题中，蕴涵着多少造福大众、造福社会的机会。三十年为一世，世变而道更。上一个三十年的主题是发展经济，下一个三十年的主题是重建社会。上一个三十年，大家拼命挣钱，下一三十年，大家更应该花更多时间想一想的的是如何花钱。如何挣钱留下威名，如何花钱留下的却是美名。
例如，美国有无数有钱人，但洛克菲勒，却永远只有一个。他在日记里写到“我财源滚滚，如有天助，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它们用到该用的地方”。别的不说，整个二十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就接近8亿美元，例如，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就源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时候会纠结，感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世”之类。如果他们看到，2007年协和医学院成立九十周年典礼上，洛克菲勒的第五代被满怀敬意、眼怀热泪的人们包围着出现在现场，为老洛克菲勒的雕像揭幕的那一瞬间，也许会更为释然？“我们得到了很多，但我们也必须找到帮助我们人类同伴的方法，这一体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根本信仰”，洛克菲勒家族代表在发言中说。是的，没有什么是真正不朽的，但洛克菲勒所达到的，也许至少是人力的极限？
人人都有一个教育梦。往大里说，教育事关国运，大家都责无旁贷；往小里说，教育事关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对得起身边孩子期待的眼神。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你我今日的行动，他们的未来不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