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阻力重重。
4月11日,北京户籍改革实现突破。为了顺利迁出部分企业至沧州渤海新区,北京许诺迁出人员保留北京户籍,等于变相扩容。
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但是,中国户籍改革最难的,是大城市。真改革,就要有啃骨头的勇气。
中央在大城市户籍改革方面,瞻前顾后,未来需痛下决心,舍得放血。
关于人均城镇化的户籍成本是多少,学界有多重计算模式,最流行的估算是,每个人平均13万,全国需要40万亿。这种算法,大致是以大中城市为准,其实考虑到地区差异,可能还不需要这么多。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14万亿,如果按照20年最终完成城镇化进程,则所耗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过10%。有足够的能力负担。
在北京闹得轰轰烈烈的通州外地家长游行,源于外地人的孩子无法在通州上学。而江西姑娘占海特在上海高考,引起了上海本地家长的巨大反弹。亦反应了在资源有限情况下,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夺。
区域分裂,,病在地方,根在中央。
户籍改革的破局,关键在中央。中央政府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统筹兼顾,而不能让地方互相扯皮。
按照城市大小分步改革,不如按照领域,进行分项改革。未来,中央政府可主导进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的改革,并且为此准备付出改革成本,不能让地方扛。
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是中央政府出钱,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解决全体公民的最基本保障问题。
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居民的社保,基本是地方负责,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同时,社保亦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为此,地方政府不愿意搞户籍改革,一个直接原因是,未来成为本地户籍人口,当地政府必须掏钱给他们上社保。
为此,中央政府应该为所有公民社保兜底。全国设立一个统一标准,按照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设定一个平均值或者中位值。由此通行全国。至于各地的差距,再根据当地的收入水平,在公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扣除部分,以保持动态。同样,公民迁徙到哪个城市,这笔财富就归哪个城市暂时保存。这样,社保基金对于当地政府,就不是负担,而是财富。地方政府抢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把人往外推?
当下出现的所谓地方抗拒户籍改革,只是假象,根本在于中央政府缺位,你请客,你买单,才是真情意。中央号称要请客,搞户籍改革,却要求地方买单,效果自然不彰。
就中央政府的财力而言,建立统一的社保基金,根本不在话下。财政连年增收,是最大的保障。未来推动机构改革,减少一半“吃皇粮“的财政供应人员,至少可每年节约一万亿。此外,国企分红比例过低,未来可加大国企分红比例,充作社保基金。未来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卖的钱也可充作社保基金。
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也需要中央政府兜底。
此前,国家对于几个直辖市照顾过多,财政支付不太公平,未来不仅需要一碗水端平,而且需要扶持弱势城市。2008年以来,几个直辖市砸了上万亿,不少是中央的钱,或者央企投资的钱,中小城市可就没有中央的小灶吃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未来不可持续。
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央需直接负责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公平调配资源。尤其是在高校和央企两个领域。地方在这两个方面没有调配权限。
北京最近几年对于外地小孩上学的政策日益严厉,想通过卡孩子的方法,减少人口总量。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资源。如果按土地面积算,北京的国立大学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30倍以上。央企也是一样,北京巴掌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竟然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央企总部,。所以,北京的户籍改革,光靠控制人口显然不行,不能既占有太多资源,又嫌人多。笔者早在2012年,即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将部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将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迁出北京,但这事只能中央政府来做。纵使北京舍得,它敢动央企吗?敢动清华吗?
相对均衡行政资源和服务资源,是中央政府对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也唯有中央政府有这个能力。
中国的城市,很多时候资源的拥有是按政治地位排队。这样,大城市最后不仅没有起到改革的表率作用,反成为改革的壁垒,日益封闭保守,浙江德清索性取消农业户籍,武汉毕业两年的本科生,可随便落户,反是京沪等几个大城市,户籍改革最落后,拖了全国改革的后腿。
连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壁垒都铲平了,户籍改革才算成功,要不就是拈轻怕重,改革仍是半吊子。
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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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不踏平北上广,户籍改革就是失败
户籍改革,阻力重重。
4月11日,北京户籍改革实现突破。为了顺利迁出部分企业至沧州渤海新区,北京许诺迁出人员保留北京户籍,等于变相扩容。
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但是,中国户籍改革最难的,是大城市。真改革,就要有啃骨头的勇气。
中央在大城市户籍改革方面,瞻前顾后,未来需痛下决心,舍得放血。
关于人均城镇化的户籍成本是多少,学界有多重计算模式,最流行的估算是,每个人平均13万,全国需要40万亿。这种算法,大致是以大中城市为准,其实考虑到地区差异,可能还不需要这么多。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14万亿,如果按照20年最终完成城镇化进程,则所耗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过10%。有足够的能力负担。
在北京闹得轰轰烈烈的通州外地家长游行,源于外地人的孩子无法在通州上学。而江西姑娘占海特在上海高考,引起了上海本地家长的巨大反弹。亦反应了在资源有限情况下,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夺。
区域分裂,,病在地方,根在中央。
户籍改革的破局,关键在中央。中央政府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统筹兼顾,而不能让地方互相扯皮。
按照城市大小分步改革,不如按照领域,进行分项改革。未来,中央政府可主导进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的改革,并且为此准备付出改革成本,不能让地方扛。
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是中央政府出钱,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解决全体公民的最基本保障问题。
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居民的社保,基本是地方负责,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同时,社保亦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为此,地方政府不愿意搞户籍改革,一个直接原因是,未来成为本地户籍人口,当地政府必须掏钱给他们上社保。
为此,中央政府应该为所有公民社保兜底。全国设立一个统一标准,按照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设定一个平均值或者中位值。由此通行全国。至于各地的差距,再根据当地的收入水平,在公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扣除部分,以保持动态。同样,公民迁徙到哪个城市,这笔财富就归哪个城市暂时保存。这样,社保基金对于当地政府,就不是负担,而是财富。地方政府抢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把人往外推?
当下出现的所谓地方抗拒户籍改革,只是假象,根本在于中央政府缺位,你请客,你买单,才是真情意。中央号称要请客,搞户籍改革,却要求地方买单,效果自然不彰。
就中央政府的财力而言,建立统一的社保基金,根本不在话下。财政连年增收,是最大的保障。未来推动机构改革,减少一半“吃皇粮“的财政供应人员,至少可每年节约一万亿。此外,国企分红比例过低,未来可加大国企分红比例,充作社保基金。未来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卖的钱也可充作社保基金。
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也需要中央政府兜底。
此前,国家对于几个直辖市照顾过多,财政支付不太公平,未来不仅需要一碗水端平,而且需要扶持弱势城市。2008年以来,几个直辖市砸了上万亿,不少是中央的钱,或者央企投资的钱,中小城市可就没有中央的小灶吃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未来不可持续。
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央需直接负责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公平调配资源。尤其是在高校和央企两个领域。地方在这两个方面没有调配权限。
北京最近几年对于外地小孩上学的政策日益严厉,想通过卡孩子的方法,减少人口总量。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资源。如果按土地面积算,北京的国立大学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30倍以上。央企也是一样,北京巴掌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竟然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央企总部,。所以,北京的户籍改革,光靠控制人口显然不行,不能既占有太多资源,又嫌人多。笔者早在2012年,即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将部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将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迁出北京,但这事只能中央政府来做。纵使北京舍得,它敢动央企吗?敢动清华吗?
相对均衡行政资源和服务资源,是中央政府对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也唯有中央政府有这个能力。
中国的城市,很多时候资源的拥有是按政治地位排队。这样,大城市最后不仅没有起到改革的表率作用,反成为改革的壁垒,日益封闭保守,浙江德清索性取消农业户籍,武汉毕业两年的本科生,可随便落户,反是京沪等几个大城市,户籍改革最落后,拖了全国改革的后腿。
连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壁垒都铲平了,户籍改革才算成功,要不就是拈轻怕重,改革仍是半吊子。
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