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公民.抗命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是一波波的公民.抗命，而不是革命及政党运动，成为民主.化的最大推动力。无论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还是近期已经溢出阿拉伯世界的「茉.L.花.革命」，大部分都始于公民自发的抗命行动。台湾的民主运动和独立.运动，也可以放置于全球公民.抗命的大背景下审视与思考。
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在公民抗命的道路上，「以身试法」者络绎不绝：甘地是违法者，不遵守英国殖民政府的专卖法令，率领印度群众去海边自行采盐，以非暴力不合作显示弱者的力量；马丁‧路德‧金恩是违法者，挑战美国歧视黑人的法律体系，与百万民众一道进军华盛顿，表达人人平等的梦想；曼德拉也是违法者，不接受南非种族隔离的法律，不惜坐牢二十七年。
如果没有这些各具特色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印度怎能摆脱英国的统治，最终获得独立？美国的非裔族群怎能奔向自由，与白人拥有「同一个梦想」？南非怎能埋葬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走向全国和解的「彩虹之路」？
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好公民》（The Good Citizen）一书中，讨论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权和社群衰落的表现。他指出，有这样一些衡量指标：投票率、社会信任程度、社会组织的成员状况、公共话语的质量、贫富悬殊的程度以及底层人民无助的感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的强弱、受政府保护的个人权利的多寡。如果我们以这些指标衡量台湾目前的状况，其中既有相对进步的项目，也有相对退步的项目。虽然认定公共生活呈现衰退的趋势还为时过早，但整体情形并不让人乐观。
那麽，未来的希望蕴含在什麽地方呢？
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故事：
那位抱着小孩向总统扔鞋的仙杜拉妈妈，遭到当局立案起诉之后，寻求民间的司法救济。司改会打电话给曾威凯律师，问他是否愿意为之辩护。曾威凯律师一口答应下来。
而后，仙杜拉妈妈打电话过去，跟曾律师聊完案情，很客气地问：「曾律师，那费用是？」
曾威凯律师回答说：「你已经付了律师费。」
仙杜拉微愣，以为听错了，自己并没有付过律师费呀。
曾律师用一句话回答说：「当你丢鞋的时候，就已经付了律师费。」
曾威凯律师向仙杜拉妈妈伸出援手，既是对「公民.抗命」这一基本人权的认同，本身也成为对「公民.抗命」的有益的补充。在网络上，有人评论说，这是2013年度「最感动台湾」的一句话。是的，台湾社会的可爱之处，就在于有这样一些超越功利、坚持真理、关切公共利益的好公民。如果有更多像曾威凯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站出来，公民.抗命运动就能保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强大的渗透力，而这正是分裂的台湾社会走向整合与共荣的第一步。
迈克尔•舒德森认为，「知情的公民」、「关注权利的公民」与「公民美德」的复兴是建构「伟大社会」的根基。他强调说，「好公民」的标凖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承认他人与自己在人格和政治上平等的前提下展开相互对话；第二，将少数族裔的权利牢记在心中；第三，不仅自己持有这样的观念，而且还要让他们的后代也秉持这样的观念；第四，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以己之力收集信息并参与公共生活。而「公民抗命」也是非常时期必须作出的「非常之举」。所以，公民抗命绝非某些御用文人所批判的那样「幼稚、野蛮、捣乱」，而是「顺人心、合天道」。那些起而行道的公民个体和群体，是推动社会向上、向前的健康力量。
唯有每个社会成员先成为公民，然后国家民族才能走向独立与自由。臣民与公民彼此对立的台湾，不可能赢得独立；即便有某种形式上的独立，也会因为缺乏普世价值的坚实根基而摇摇欲坠。独立意识与公民意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公民意识为支援的独立意识，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头来免不了成为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俘虏。而有了公民意识支援的独立意识，则能锻造出新一代有愿景和智慧的台湾人，如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那一代开国之父们一样，不仅从英国的羁绊下赢得独立和自由，更为新的国家建构起良好的共和宪政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台湾从困境中突围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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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公民美德的复兴
二十世纪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公民.抗命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是一波波的公民.抗命，而不是革命及政党运动，成为民主.化的最大推动力。无论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还是近期已经溢出阿拉伯世界的「茉.L.花.革命」，大部分都始于公民自发的抗命行动。台湾的民主运动和独立.运动，也可以放置于全球公民.抗命的大背景下审视与思考。
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在公民抗命的道路上，「以身试法」者络绎不绝：甘地是违法者，不遵守英国殖民政府的专卖法令，率领印度群众去海边自行采盐，以非暴力不合作显示弱者的力量；马丁‧路德‧金恩是违法者，挑战美国歧视黑人的法律体系，与百万民众一道进军华盛顿，表达人人平等的梦想；曼德拉也是违法者，不接受南非种族隔离的法律，不惜坐牢二十七年。
如果没有这些各具特色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印度怎能摆脱英国的统治，最终获得独立？美国的非裔族群怎能奔向自由，与白人拥有「同一个梦想」？南非怎能埋葬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走向全国和解的「彩虹之路」？
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好公民》（The Good Citizen）一书中，讨论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权和社群衰落的表现。他指出，有这样一些衡量指标：投票率、社会信任程度、社会组织的成员状况、公共话语的质量、贫富悬殊的程度以及底层人民无助的感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的强弱、受政府保护的个人权利的多寡。如果我们以这些指标衡量台湾目前的状况，其中既有相对进步的项目，也有相对退步的项目。虽然认定公共生活呈现衰退的趋势还为时过早，但整体情形并不让人乐观。
那麽，未来的希望蕴含在什麽地方呢？
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故事：
那位抱着小孩向总统扔鞋的仙杜拉妈妈，遭到当局立案起诉之后，寻求民间的司法救济。司改会打电话给曾威凯律师，问他是否愿意为之辩护。曾威凯律师一口答应下来。
而后，仙杜拉妈妈打电话过去，跟曾律师聊完案情，很客气地问：「曾律师，那费用是？」
曾威凯律师回答说：「你已经付了律师费。」
仙杜拉微愣，以为听错了，自己并没有付过律师费呀。
曾律师用一句话回答说：「当你丢鞋的时候，就已经付了律师费。」
曾威凯律师向仙杜拉妈妈伸出援手，既是对「公民.抗命」这一基本人权的认同，本身也成为对「公民.抗命」的有益的补充。在网络上，有人评论说，这是2013年度「最感动台湾」的一句话。是的，台湾社会的可爱之处，就在于有这样一些超越功利、坚持真理、关切公共利益的好公民。如果有更多像曾威凯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站出来，公民.抗命运动就能保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强大的渗透力，而这正是分裂的台湾社会走向整合与共荣的第一步。
迈克尔•舒德森认为，「知情的公民」、「关注权利的公民」与「公民美德」的复兴是建构「伟大社会」的根基。他强调说，「好公民」的标凖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承认他人与自己在人格和政治上平等的前提下展开相互对话；第二，将少数族裔的权利牢记在心中；第三，不仅自己持有这样的观念，而且还要让他们的后代也秉持这样的观念；第四，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以己之力收集信息并参与公共生活。而「公民抗命」也是非常时期必须作出的「非常之举」。所以，公民抗命绝非某些御用文人所批判的那样「幼稚、野蛮、捣乱」，而是「顺人心、合天道」。那些起而行道的公民个体和群体，是推动社会向上、向前的健康力量。
唯有每个社会成员先成为公民，然后国家民族才能走向独立与自由。臣民与公民彼此对立的台湾，不可能赢得独立；即便有某种形式上的独立，也会因为缺乏普世价值的坚实根基而摇摇欲坠。独立意识与公民意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公民意识为支援的独立意识，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头来免不了成为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俘虏。而有了公民意识支援的独立意识，则能锻造出新一代有愿景和智慧的台湾人，如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那一代开国之父们一样，不仅从英国的羁绊下赢得独立和自由，更为新的国家建构起良好的共和宪政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台湾从困境中突围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