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进程将使人类形成新的普世文明，中、西文明将成为这个普世文明内部的两个亚文明。西方文明成为强势文明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个人主义，西方文明扩张的结果是使其他文明越来越个体化。而随着文明的个体化，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宪政都会接踵而至。即使没有历史传统，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其他条件，现代的民主宪政照样能够在中国建立起来。唯有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才能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人有着“爱恨交织”或“羡憎交织”的复杂情感。但是，无论我们是爱是恨，我们都不能回避它的挑战和冲击。自鸦片战争时期西方文明兵临城下以来，能否正确认识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政治文明，并制定出正确对待西方文明的文化战略，关乎我们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以及外交的荣辱。这里，我尝试着从几个新的角度去认识西方政治文明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一、人类文明的统一与分殊
文明是一个个的文化实体，它是人类内部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这意味着，在一个文明内部，人们有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同时，将其他文明视为文化上的“他者”(the other)。
人类分为不同的文明单元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当代的史学家们在讲述着从人类基因中发现的一个秘密：今天的人类都起源于非洲的某个地方。在大约数万年前，人类的始祖为追求自己的生活，流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而后，在相互比较隔绝的特定地理条件下，经过了特定的历史道路，形成了一个个的文明单元。①
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往往着眼于从人类内部去识别和发现各个文明间的巨大差别与冲突，因为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观察的角度，着眼于人类整体，就会发现这些文明的共同性。无论存在多大差异，它们都属于人类文明。假如真存在所谓外星文明的话，与它们相比，它们同属于地球文明。人类有共同的感受、情感、审美观念、价值选择。各种文明“殊”中有“同”，因为它们的创造者都属于人类，而且属于超越了新石器时代发展水平的人类，所以文明的共性必然超过个性；因为人性相通，所以各个文明都有着共同的根源，能够相互理解、沟通和融合。
这就决定了每个文明中都含有普世性的成分，这是他们能够交流融合的基础。进一步来说，地中海周围的文明相似程度更高些，其次是欧亚大陆（含北非）的文明，再次是所有的农业文明（即含美洲文明）。欧亚大陆由于地理上的整体性，与地理上较为隔绝的其他地区文明或原始人类（如黑非洲、美洲、澳洲）相比，其产生的文明也有较多的相似性。即使在古代人类交往相对较少时期，欧亚大陆的文明“也显示出程度很强的一致性，甚至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形态相似性。”②古代各文明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在相互隔绝的条件下形成的，但即便如此，人们仍能从中发现一些普世性内容。列奥纳德·斯威德勒就从来自不同文明的13种重要的宗教和世俗学说中，发现了对“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金规则”（或译“黄金规则”）及与其相似的表述。③
不过，在人类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时期，所谓人类文明的共性或普世性只是潜在的或自在的状态，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有限的和局部的，人类一体的观念也只是偶尔在人类思想的星空中闪过。从15世纪末起，西方文明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将全世界都卷入全球化的漩涡。它渗透或重新塑造了其他文明，改变了它们特定的发展轨道，也使各文明中普世性的成分迅速增长，个性化成分的比重下降。没有一种文明能够逃避这个进程。全球化的发展，指向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普世文明，它不仅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共性成分极大增加，相互渗透，差异缩小，还意味着追求普世价值成为人类自觉的选择。于是，普世文明由潜在的发展为显在的，由无意识的发展为自觉的，借用黑格尔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由“自在”的状态发展为“自为”的状态。
当代世界正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引用雷蒙·阿隆的话说：“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多元文明的阶段正在走向终结，无论如何人类正在开始一个新阶段。”他接着补充说：“单数形式的文明概念将会适用于一切文明。”④
普世文明初现端倪的主要标志，是当代人类普世价值的形成。从这几十年人类签署的公约、发布的宣言和制定的章程中可见，人类在广泛的领域里已经达成共识：人的平等、对人生命和人格的尊重、保障基本人权、民主自治、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民族文化、反对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歧视、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等。⑤尽管人们对普世价值有不同的理解或概括，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某些普世价值的存在。⑥人类能够和平地相处、交往、交流、合作，这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存在的明证。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我们就得承认，未来的人类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明。表面上看，全球化加剧了文明的冲突，因为文明之间有了更多、更直接、更深入的交流，渗透和融合。从深层次和长过程看，文明间冲突的过程也是相互融合的过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而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所以，他更多地强调文明的差异而非共性，互相冲突而非可融性，但他由此刻意否认普世文明的存在，没有看到当代文明的冲突正是普世文明形成过程中特有的现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普世价值日益处于主导地位，原来各文明的差异处于次要地位。在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内部，原来各个文明降为亚文明的地位，而每个亚文明内部还有次一层级的亚文明。⑦如果说原来各文明关系是异中有同，那么今后将变为同中有异，以同为主，但各文明仍将顽强地保有其数千年中形成的某些个性特征。
这也许是我们认识中西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新思路：中西文明都属于人类文明，是地球文明内部的亚文明，我们共享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我们虽然有许多差别，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差别会越来越小，最终，这种差别也许并不比我们文明内部的亚文明相互之间的差别更大。
对文明史的考察告诉我们，这个进程是文明形成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人类文明单元的形成，主要在于人类交往的地理空间的障碍。越是在人类交往手段较为落后，交往较为困难的时期，人类文明的规模越小。随着人类交往手段的发展，人类群体会发生更多更大范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形成一些较大规模的文明。这些较大规模文明在形成过程中，都整合或吸纳了许多其他文明或原始人类群体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文明或文化消失了，但它融为新文明的要素，或在新文明内部作为亚文明存在着。
史学家将从新石器社会直接成长为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的称为“初始文明”，这样的“初始文明”只有6个，即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玛雅、印加文明，其中处于欧亚大陆的4个文明相互之间都有着交流和融合。这几大初始文明都是在融合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部落、部落联盟的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⑧其余均为“衍生的文明”。⑨这些“衍生的文明”是建立在其他相邻文明高度发展的成果之上的，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都吸收、移植或嫁接了相邻文明的成果，形成一种混合文明。⑩
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从纵向上说，是中世纪日耳曼人吸收了希腊罗马文明而形成的。而希腊文明在历史上受到古代埃及和西亚地区文明的重大影响，罗马文明本身就是复合型的，它在扩张的过程中，融合了包括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希伯莱文明等地中海周围多种文明。特别是吸纳了来自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可以说，没有这样多种文明的融合，就没有15世纪以后征服世界的现代西方文明。从横向上看，也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从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周围匀质分布的过程。比如，欧洲的基督教化用了上千年时间，罗马和意大利是基督教化运动的中心。西方文明内部不同的亚文明中，英国文明（包括英国移民建立的国家）在近代最初几百年处于强势。自由主义观念、宪政民主、工业化都是英国的产物。在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扩张的同时，西方文明本身也经历了英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到二战后德国和意大利走上宪政民主道路，结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走上现代民主道路。(11)
这个文明的整合过程今天在全球规模上进行，它将目前人类存在的几个较大规模的文明整合入统一的全球文明之中。现代的交往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使人类的空间距离夫去意义，而以空间障碍为条件的文明的区分也会被抹平。托马斯·弗里德曼(T.Friedman)称“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实际上这也符合文明间关系的发展趋向。(12)
二、西方文明何以成为强势文明？
部分国人拒绝普世文明概念，是因为这个全球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而正在形成的普世价值大多带着西方文化的印记。
的确，全球化进程也是现代化进程，西方率先创造了现代文明，并通过全球化进程将其带给现代人类。所有其他文明都属于农业文明，唯独西方文明演化出工业文明并创造出信息文明。所有非西方民族或文明走上现代化道路都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后被迫做出的选择。在这些非西方民族或文明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又不断受到西方文化后续冲击波的冲击。由于西方国家还在不断地创新发展，从而不断地释放出新的能量，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形成一波波新的冲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就是西化。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普世文明逐渐呈现出来，因为现代文明就具有普世性特征。而现代文明，无论作为理念基础和技术手段，还是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从整体上说，是西方人创造的。迄今为止，其他民族对于创造现代文明的直接贡献是有限的。这就形成了西方文明、现代文明、普世文明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的现象。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种重合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不是其他古老的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中处于主流或主导地位？西方文化为何会成为强势文化？
我的回答是：主要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使西方文明成为强势文明。(13)这种个人主义使个人从其所依附的共同体中独立出来，将其作为社会的基础和终极价值。个人因此而具有独立的人格，成为社会的目的。它确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享有人的尊严，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它以个人的需要为基准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做法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划出一道界限，确认个人的某些生活范围属于个人的权利，社会、国家和他人不得侵犯。作为承认个人独立自由平等的补充，它要求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崇推己及人的利他行为和以个人为基点的公共道德。它也培养自制自律的人格和自组织行为方式，认同对抽象的公共权威的服从等。
亨廷顿曾引用一项研究成果证明，一项对50个国家的分析表明，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中，包括了除葡萄牙以外所有西方国家，外加以色列。“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个人主义认作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核心标志。”(14)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或主干。实际上，西方政治文明的其他要素：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宪政等，都是由这个主干伸展出来的枝杈。
所有的文明在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中，都精心构筑起特定的文化堤坝或堡垒，围堵和压抑个人的本能和欲求。这样，为了社会整体，就将个人非法化了。西方文明原本也是如此，但是，它在演进的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使其找到了一种新的调整个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方式，一种新的组织社会的模式：它在个人的欲求与整体的需要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方面承认个人欲求的合法性，同时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还是可能的。
我们看到，所谓自由、平等和人权表达的是个人的社会政治诉求，是个人对自己社会地位、自己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期望，它成为新的社会共同体建立的基础，市场经济使个人的经济欲求合理化并予以规范，使个人在合法谋求自己利益时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民主是对个人的尊重，承认个人权力欲的合理性，以点人头的方式代替砍人头的方式解决政治共同体内权力竞争问题；宪政是对个人权利的制度保障，使实现社会秩序与保障个人权利得到协调。此外，文学艺术是个人体验、情感、意志、理想等的表现或表达；宗教是个人的灵魂拯救；科学是实现人的精神价值、满足人的好奇心的求知活动；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个性的展现与发展。总之，西方文明就是承认个人、解放个人。它是以个人为基点构筑起来的文明。
恰是这一点使它成为强势文明。当这样一种文明向外扩张的时候，对其他文明就产生了我称之为“释放魔鬼”和“拆除堤坝”的效应。人的内在欲求与西方文明对它的召唤（诱惑）里应外合，共同瓦解着其他文明数千年精心构筑的文化堤坝和堡垒。所谓西方文明的扩张和渗透，其具体表现就是解放个人，使其他文明越来越个体化。这个趋势不可遏止，不可逆转。
一种表面的观察认为，西方文明的扩张靠其一时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还有人认为，西方人靠着三个Ms，即Merchants（商人），Missionaries（传教士）和Militaries（军队），将西方文明扩张到全世界。(15)这是非常肤浅的认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在西方直接的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即殖民主义结束后，西方文明的扩张仍在继续。
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发现了“身份平等”的大趋势，认为它是一切变化的根源，势所必至，不可遏止，而民主就是它在政治上的表现。(16)后世的人们赞叹托克维尔惊人的观察和预见能力。但是，在身份平等的后面是什么？托克维尔并没有看到。在我看来，身份平等与民主一样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深层涌动的不可遏止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其实是社会的个体化。
在西方文明拆除了压抑个人的堤坝后，个人被解放出来，社会个体化潮流便势不可挡。个人一旦被释放出来，他就在为自己不断拓展空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提供了第一推动力，而后各个文明便朝着人性进步的方向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它既是对西方文明的融合，也是自身文明潜质的开发。西方文明只是现代文明的源头，而现代文明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方向是由人类各个文明参与的一种合力形成的，它必然符合各文明内部人类的共同需要。
随着个人能力的发展，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社会必然日益个体化。只要社会的个体化不可避免且日益深入，生长在个人主义基干上的其他社会效应就会接踵而至。人们会越来越要求自由和平等，越来越在意自己的权利，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民主和宪政。
试想，今天中国人还能不能压抑自己，像他们一百年前的祖先那样，过四代同堂的生活？不能了，传统的大家庭已经分解为最小最自然的家庭模式。年青人能否接受由父母包办婚姻？女性能否接受传统的男尊女卑、当小妾或为丈夫守寡？不能了，人们要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双方排他性的相互忠诚），这是社会个体化在家庭私生活中的表现。西方的价值观念一旦渗入，被压抑的个性就被释放出来。民主是什么？它是社会个体化必然在公共事务上的表现。人们终有一天，要求承认每个人都是共同体平等的成员，在涉及自己命运的公共事务上有平等的参与权，不能容忍别人包办。也就是说，要求在公共事务中得到尊重。很少有人想到，政治民主与自由恋爱其实有同一心理根源，即个人要求平等、自主和得到尊重。不同在于，一个表现在私人事务上，一个表现在公共事务上。
三、中西文明的沟通与融合如何可能？
人们会说，中国与西方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是气质迥异的两种文明，我们如何能够接受源于西方的价值呢？
按几十年来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是一条轨道，世界各民族都走在同一条路上，奔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只不过西方先走一步，我们落后一些。根据这种历史观，人类最终必然会建立普世文明，甚至实现一体化。
而按我的理解，中西两种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走在平行的轨道上，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两者或许永远也不会相交。只是中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化的向外扩张，遮断了中华文明正常的进程，使中华文明被裹挟着进入西方文化的漩涡。设想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到来，让中华文明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即使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中国也不会出现民主和法治。就像中医即使再发展一万年，也必然是沿着阴阳、五行、经络、穴位、望闻问切的方向发展，不会出现细胞、病菌、病毒、CT、核磁共振一样。从根本上说，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走在不同的轨道上。
更进一步说，中西文明形成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历史上没有直接相遇，间接交往也较少，这意味着，每一方中都很少有对方的因子。这给中西文明的沟通造成较大困难。(17)尽管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很尖锐，但伊斯兰与西方是近邻，有亲属关系，它们同为叙利亚文明的后裔甚至还可以将亚伯拉罕攀为共同的祖先。所以，它们之间的交流和相互融合的因素远远超过中华文明。
那么，中西文明沟通与融合的基础在哪里呢？第一，如前面所说过的，尽管两者相互隔膜和生疏，但两者都属于人类文明；第二，两者都已经进入了文明，虽然属于不同类型，但毕竟都达到了文明的水平；第三，中华文明发展程度在古代是比较高的，从发展水平上说，与现代西方文明只差一个阶梯，(18)这使其具有学习现代文明的能力。
自从西方文明兵临城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迷茫、醒悟、愤懑、挫折，尽管一步三回头，跌跌撞撞，但毕竟已经远远地告别了传统社会，走在了建设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回首中西文明交流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中华文明融合西方文明的过程，尽管充满挫折与痛苦，但也充满成功与欢乐。将我们今天的生活与一百多年前祖先们的生活对照一下，就会意识到西方文明融入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多大，由于两者都属于人类文明，根源于共同的人性，所以，两者是可以交流与融合的。
在西方，现代文明是纵向出现的，而在中国，它是横切过来的。这就出现一个困难：现代文明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中缺少相应的支撑。人们问，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如何能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呢？
考察文明交流的历史就会发现，形成西方文明及其诸要素的原生性条件，并非其在其他文明中出现的必备条件，一种文明的要素完全可能在没有基础的异质文明中扎根。所谓异质文明只是在一定层面上的“异”，在更深的层面或更大的范围内是“同”。更何况，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各要素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人们往往只看到纵向的历史条件，没有从横向上看到其互为条件。现代文明的每一个要素都成为其他要素的条件。所以，没有历史传统没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其他条件，借助于这些要素间的相互支撑。说到底，只要个人被解放，个人在成熟、在成长，现代文明的一系列成果都会从中结出来。
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绝大部分内容。对西方的技术文明、自然科学精神与方法，我们没有保留地接受了；对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管理模式我们正在努力学习；对西方的文学和艺术我们也在模仿；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的生活方式、两性关系和家庭模式也越来越接近西方；在法律领域，我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法治观念并正在致力于法治建设，我们的私法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传统而趋近于西方。时至今日，我们还拒绝西方文明的什么内容呢？我们拒绝的主要是政治文明的一些内容，在法律文明中我们拒绝的主要是西方公法文明中的部分内容，而它与政治文明是交叉的。但即使在政治文明和公法文明领域，我们也已经从西方学了很多。我们的民主法治观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和通过一个政党来管理国家的制度、现代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都不是我们的传统，它们都是西方政治理念影响的结果。(19)像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这的确构成我们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一大难题，但却不能构成绝对障碍，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资源可以利用。比如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人们在市场经济下生活，从生活经历中产生的自然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政治诉求等，就会与民主宪政产生共鸣。一个人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行为习惯，使个人成为负责任的独立个体，相互平等相待，其行为比较理性，善于讨价还价和妥协，能够维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也了解和尊重他人的利益等等，市场教会他这些，而这种行为方式是与政治民主合拍的。市场经济是人们竞争经济资源的一种机制，而民主是权力竞争的市场化。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很容易转变成为政治上的公民。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文明，人越来越平等，眼界越来越开阔，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个性在觉醒，自主意识在增强，个性、尊重、自由、权利在人们的选项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这种变化在政治上的指向就是民主，亦即以民主的方式来分配政治权力，以民主的方式来做出公共决策。(20)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也必然要求限制、规范和监督国家权力，也就是说，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宪政制度，没有政治上的宪政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两者的发展是这样一个公式：“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步的宪政——成熟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宪政”，这样，市场经济就是建设发展宪政制度的主要驱动力。所以，历史上没有传统并非绝对障碍，借助于其他横向条件，现代的民主宪政照样能建立起来。
同理，中华文明的某些传统要素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有相应的生存条件，但在现代社会，这些条件不存在或发生变化，它就失去了支撑。比如“忠”和“孝”曾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对于前者而言，随着社会由君臣共同体转向平等的公民共同体，它就失去了基础；对后者而言，它的两个基础性观念即祖先崇拜和养老的考虑日渐淡化，其在当代社会的命运也就注定了。(21)
中西方文明可融性的另一个理由在于，我们需要建设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有其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形成内在耦合的有机整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现代文明都必然具备其关键的要素。
人们可以从水平方向上区分出一个个文明单元，还可以从纵向维度按其发展水平将其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文明三种形态。单看同一时代的各文明单元，人们会突出它们的个性特征，但换个角度，将其与纵向上另两种文明形态对比，就会发现它们属于同一个类型的文明。文明史家们发现，每一类的文明都有一组基本特征。(22)笔者将人类经历的三种文明的特征大体归纳如下：
农业文明：青铜器和铁器、农业、定居生活、文字、城市、城邦或帝国、等级制度、神权政治。
工业文明：蒸汽机、电、工业化、城市化、普及教育、大众传播、民族国家、代议制民主、基本人权。
信息时代文明：计算机、航天、信息化社会、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小众传播（互联网）、普遍社会福利、人权的扩大、参与制民主、弱势群体保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文明。虽然它们起源于西方，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但它一旦出现和传播，就具有普世性。就如当初农业文明虽然起源于美索布达米亚和古埃及，但无论其传播到哪里，其关键性的要素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建设现代文明？我们是否有能力建设现代文明？(23)只要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不能拒绝现代文明中的西方因素，不能因为其起源于西方而拒绝它，因为我们无法建立一个不含西方因素的现代文明。
四、吸纳西方文明的精华以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如果将尼罗河下游、爱琴海和两河流域之间划出连线，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西亚和东地中海的三角地带是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网络的中心。在古代世界，是否能够与这个中心相沟通，学习其文明成果，对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至关重要。
中华文明独居东亚一隅，与这个交换中心距离遥远，又有沙漠和高原阻隔，仿佛一个孤独的文化巨人。这样一种不利条件，使西亚和东地中海一带许多文明成果很晚才传到中国。但是，中华文明毕竟处于欧亚大陆，所以，与这个交换网络中心之间的沟通虽然困难，但毕竟是可能的。有史以来，与这个中心的交流总是中华文明丰富和发展自身的一大动力。而非洲、美洲、澳洲和太平洋上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由于长期与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其发展水平很低，多数根本就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世界文明史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明间的交流融合，从来就是文明生命力的源泉。纯粹的文明必然是停滞和落后的，甚至是怪诞的。
正因为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是文明丰富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人类曾经创造过的重要的文明都含有异质的成分，都不是纯粹的单一文明，而是复合型的文明。前述几大初始文明都整合了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衍生文明更是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嫁接与整合。每个类型的文明都有一个发源地，而后传播到其他地区。农业文明起源于美索布达米亚，工业文明产生于西欧，信息文明创生于欧美，然后它们再传播到全球广大的范围。也就是说，一种类型的文明的发源地是有限的，但它通过文明的传播，成为人类一个历史时期普遍的文明形式。
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就如农业文明起源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一样，其他地区的现代文明只能是西方文明传播的结果。既然西方在现代文明领域领先于我们，我们就需要向它学习。诚然，我们有古老的文明传统，但那是农业文明。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它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实，换个角度看，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成果，就是使我们具有较强的学习现代文明的能力。虽然对于现代文明的创造我们很少贡献，但我们已经证明有能力学习和建设现代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员，并为其丰富发展做出贡献。那种认为中国人不适于接受现代文明的思想是文化歧视。这种歧视主要来自于一部分国人，是以文化自信姿态表现出来的自我歧视。而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面对外来文化。也有一些西方人（文化多元主义者）希望中国成为古代文化的保留地，供他们欣赏，而反对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的努力，但那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我们有过一次次的教训。从远处说，自清初赶走西方传教士到鸦片战争，我们对西方关起门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鸦片战争后，我们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中一步步走向现代文明，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近处说，1949年，我们曾拒绝西方，它带给我们30年的停滞和徘徊；1979年，我们又主动地引进西方，它给我们带来了30年的巨大进步。所谓“改革”就是向西方主流文化学习，“开放”主要是向西方社会开放。一百年来与西方文明交流交往的经历，特别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只有将西方文明的精华融入中华文明，才会使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出生命活力。
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种种要素能够立足于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取舍。文化的传播有其本身的规律。一种文化能够广泛传播，往往是因为它更符合人性，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阿拉伯数字（实为印度数字）、拉丁字母、公元纪年、十进制等，都因为其文化上的优越性而被广泛采纳。我们对异质文明要素的取舍应该立足于我们的需要，这样吸纳西方文明要素的结果，是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使其实现向现代文明的成功转型。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时应该是文化世界主义者。
由于现代政治文明起源于西方，所以，表达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一套概念都源于西方。因为这些价值在我们传统文化中都是相当匮乏的，所以都需要按西方的语言传统来进行诠释并将其移植到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我们讲民主，得从希腊人对民主的理解谈起，不然，按中国的传统诠释，就是为民之主，为民做主；谈选举，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的选拔和推举之意，而是基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讲自由，我们需到西方的语境中去理解，那里才有政治法律自由，在我们祖先那里，自由主要是一种心境；至于人权，我们传统的语汇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到西方的政治法律传统中去理解它。我们的老祖宗也创造了一整套政治概念，今天，其中许多都陆续被我们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不是我们偏要与自己的祖先过不去，实在是因为这套语汇已经无法表达现代人类的期望和追求。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与西方对着干，为了显示我们文明的伟大，就非要抛弃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和民主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价值。相反，我们应该将其融入中华文明，使其成为中华文明有机的组成部分。
当然，中华文明融合西方文明是一个过程，西方政治文明的不同要素依其与中华文明的相融性程度的差别，其融入中华文明在时间的序列上就可能有差别。比如，来自西方的三个“先生”中，最早是赛先生（科学）被接受，然后是德先生（民主），最后是李先生（自由）。
就民主价值而言，其融入中华文明的一般程序大体上是：从对民主的反感到对民主的理性接受，接着是养成民主的习惯，最终是形成民主的政治人格。在制度的层面上，一般经历了由专制到形式上的或仪式性的民主，然后逐步过渡到真实的制度民主。制度性的民主一般还会经历由卢梭式民主到洛克式民主（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的转变。
现代文明融入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推进过程，这中间可能会有反复。历史上民主失败的经历不能证明当前中国民主行不通。对当代的调查分析也不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未来下结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必然吸纳越来越多的现代成分，越来越深地融入现代文明。我们还会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回归传统的现象，但这种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假象。我们注意到，每次回归的落脚点是不同的，它往往比前一次回归更远离了传统。而被选中的传统的内容，也是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所发现的和重新诠释过的传统。一个文明就是这样在融合其他文明的过程中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的。(24)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许多国人担心我们自我迷失。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我们产生文化的失重感，在每个历史时期，我们都会抓住某种东西，认为那是我们文化之“本”，民族之“根”。我们极力抓住它，似乎那是我们命脉所系，唯恐西方文化将我们连根拔起。
19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三纲”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就是所谓的“本”。“无君无父，禽兽也”，这曾是中国人的共识。后来，我们丢弃了“三纲”，可是，我们的根还在，中华文明还在。原来，那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本”，丢掉了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官方理论强调在西方文化威胁下要突出维护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一个是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和相应的伦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东西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而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某种东西，经过一两代人，就忘记了它的源头，将它当成我们自己的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而是源于西方，只是它们不属于西方的主流文化。如今，它被表述为“中国特色”。(25)我们没有意识到，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和相应的伦理是西方人的传统，不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它现在变成了我们的传统。我们似乎还成了它的卫道士，甚至比西方人还热情地捍卫它。
当年佛教来华，被视为异族异教的异类，似乎与本土的儒教、道教传统格格不入，经过几百年磨合后，人们开始大讲三教合流，“三教原来是一家”。今天，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甚至当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衰落后，中国反倒成为其主要基地。今天的音乐舞台上有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之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所谓民乐队使用的乐器，在两千年前孔夫子“制礼作乐”的时代，有几种是华夏民族的？而为孔子所熟知的某些乐器，为何今天已不见使用了呢？其他文明的要素渗入我们的文明，得到我们的认同，就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我们的后人就会把它当作传统。(26)而我们传统文明的某些要素也会随时代变化而转型或被淘汰。
可见，没有一个静止的中华文明的形态。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其内涵是变化流动的。它要根据环境变化和生活的需要不断调适变革，并通过吸收其他文明的养分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升华。
注释：
①对人类文明应该划分为多少个单元，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亨廷顿曾列举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史学家汤因比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人类文明区分为21或23个单元，另一个史学家布罗代尔区分出9个文明。亨廷顿本人将当代人类文明分为8个单元，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p.44-46.中译本见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页。中译本在这里漏译了“东正教文明”。
②阮炜著：《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③列奥纳德·斯威德勒著：《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见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152页。
④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⑤参见拙著：《中国公民读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九章特别是第201页。
⑥可参见《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近些年的努力有列奥纳德·斯威德勒的《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以及《全球伦理普世宣言》，见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由26个国家的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字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载赫尔穆特·施密特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⑦这里所谓“亚文明”指在一个文明内部水平分布的相互区别的文化实体，这种用法与法国年鉴史学代表布罗代尔一致，而与汤因比按垂直方向分布的文明的“母体”和“子体”的概念不同，也与巴格比将亚文明或次级文明视为主级文明的派生物的概念有别。
⑧如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整合了黄河流域中心地区的各种文化，还融合了远至从北方的红山文化到巴蜀的三星堆文化等边缘地区的文化，同时也吸取了大量来自西域的文化成果。
⑨阿尔弗雷德·韦伯将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称为“第二程度的文明”，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纲》，第62页。
⑩阮炜概括人类文化或文明共同体演进的模式为：家族→部族→文明（其本身的过程又体现为部族联盟→国家→帝国→大型现代民族国家或现代民族国家的集合）→地缘文明（可体现为跨文明的区域性联盟）→全球文明。“地缘文明的最终归宿，将是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这是较小共同体不断扬弃局部认同而融入更大共同体的过程。但在更大共同体形成后，原有的认同还部分地保留着。“与统一的全球文明相比，个别文明、文化和个别宗教信仰是区域性和局部的，不妨称之为‘小认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全球文明的认同，或‘大认同’。”阮炜著：《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236-237、254页。
(11)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世界存在这样的疑虑，德国是否属于他们的文化圈？而德国保守主义知识界人士明确坚持自己国家与西方文化的距离性。参见哈拉尔德·米勒著：《文明的共存——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12)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13)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创新的思维方式，在此不论。
(1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72.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页。“individualism”在中译文中译为“自由主义”，这里根据原文改译为“个人主义”。
(15)Serge Latouch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Scope and Limits of the Drive towards Global Uniformity, trans. By Rosemary Morris, Polity Press, 1996. p.8.
(16)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and Random House, Inc. 1945, p.3.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页。当然，托克维尔的视野主要局限于西方社会，但也适合于全世界。
(17)如果真像一些人相信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远也不会走到一起”，那用来形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更为合适，因为两者距离最为遥远。
(18)就政治文明而言，中国在古代就已经初步具备了西方在政治现代化过程才完成的某些内容，如政治世俗化、中央集权制度、系统的官僚体系和常备军、国家控制的财政税收制度、社会的平民化、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向全民开放等。
(19)中国历史上真正全盘西化时期是毛泽东时代。只不过那个时代从西方学来的是西方文化的支流而非主流，且经过了苏联的二道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后，那个时代残留下来的许多东西都被今天一些人理解为“中国特色”。
(20)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如互联网的普及）等，是与民主化正相关的变量。这方面研究的奠基者是李普塞特。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于1960年出版，而后又有大批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并对李普塞特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卡特莱特(P.S.Cutright)，桑向(J.Sunshine)，卡普罗(Theodore Caplow)，辛普森(Dick Simpson)，科尔曼(J.S.Coleman)，阿尔蒙德(G.A.Almond)，奥尔森(M.E.Olsen)，达尔(R.A.Dahl)，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等。
(21)关于市场经济瓦解传统伦理、解放个人的作用，参见陈志武著：《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见“陈志武的博客”，http://chenzhiwu.blog.sohu.com/71221957.html。
(22)不仅同一水平的文明有共同特征，考古学家确认，史前人类也有共同特征。人类的“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是一个奇迹，它使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人类群体都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某些共同特征。后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也是如此。
(23)巴兹从消极的立场上称，全球所有文化都受到了“现代性的诅咒”，引自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页。
(24)当代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强调文化是可变的，并大胆预言，中国的“文化特征将逐渐和西方文化接近”。哈拉尔德·米勒著：《文明的共存——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第43页。
(25)热心维护传统文化的学者甘阳甚至明确地将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与孔夫子的传统并列，作为他努力要“通”的“三统”的组成部分，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参见甘阳著：《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版。
(26)根据霍布斯鲍姆的研究，现代人所熟知的许多“传统”其实并非真正的传统，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他详尽地考察了西欧种种“被发明的传统”。参见E·霍姆斯鲍姆、T·兰格著：《被发明的传统》，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文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京)2008年6期第2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