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屏蔽“谷歌学术”对中国弊大于利

“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在中国大陆被屏蔽已经大半年了,似乎有必要评估这一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决定下一步的政策措施:是继续全面屏蔽、还是改为选择性屏蔽、抑或干脆不予以屏蔽?

屏蔽谷歌学术的原因大概有三种:(1)惩罚谷歌,原因在于谷歌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必要的合作,却不愿意与中国政府进行类似的合作。所以,中国屏蔽了包括谷歌地图、谷歌电邮在内的所有功能,尽管百度地图缺乏全球搜索功能,谷歌邮箱的强大功能让用户享有很好的体验。殊不知,由于谷歌学术对学术文献的强大搜索能力,这一功能对中国学者的价值已经难以替代。谷歌学术功能对教育网用户定向开放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2)难以区别学术与非学术内容。但这是技术部门的事情,不应该让全中国的学者为此付出代价。而且,理论上,通过“反向爬虫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强化技术部门、给予更多的人力配置。(3)这是一种尝试措施,试探一下是否有必要。如果是基于这种认识,那么,显然属于拍脑袋决策,把无法使用这一功能的学者乃至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心理上的反对派。即使是教育网用户,也很难对这一政策有好感,因为这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互联网用户天然享有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并无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这一政策的最大弊端是:突破了政府管理学术的伦理底线,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缺乏必要自由的典型例证。众所周知,政治学理论的常识是:政府是必要的恶。而屏蔽谷歌学术的举动,相当程度上等于把学者观察外部世界、进行全球比较的那部分眼睛与耳朵功能给堵上。这不但不明智,而且跨过了政府行为的底线,构成一种不必要的恶,所以,学界对这一行为的反应是:一边倒地从内心表示反感。政府不会希望一种政策产生这种效果。还有,屏蔽谷歌学术对于像笔者这样不喜欢翻墙的学者来说有影响,但对于会翻墙者的影响并不大。那么,屏蔽政策不是在鼓励学者们翻墙,而且带着正当感与正义感?显然,产生上述效果的政策措施有修正的必要,继续全面屏蔽既不合适也不合理。

那么,该如何修正?

选择性屏蔽不可行且无必要。政治不正确的普通网络文章,只要输入少量的敏感词就可以过滤掉或者选择出来。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文献不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专业性强,如果要对所有内容进行甄别,需要建立一支涵盖大部分语种、大部分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庞大鉴别队伍,操作起来技术难度太大。何况,对于海外学术文献数据库也没有采取类似措施,单单对谷歌学术这么做不合适。

因此,现在的合适做法是:开放谷歌学术功能。毕竟,“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政府对于学术研究行为如果比照宣传行为进行管理,将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其中之一是,影响到学者对情况的了解与把握,相应地,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将是片面而有缺陷的,这将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质量。这种情况过去屡屡发生(尤其是在陆上边界、南海、东海等所谓敏感问题的研究上)。这在没有开放时期难以避免。现在不同了,为实现中国梦,新一届中国政府正在转为采取主动进取外交,为此越来越多地问政于学者,学者的建议对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学者的局限性很有可能转变为政策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显然应该尽量避免。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谷歌声称“不作恶”是企业的经营理念,却又依据美国政府的要求提供信息,而对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其他国家的类似请求却以“不作恶”作挡箭牌,比如,法国政府曾要求谷歌就搜索结果中指向法国新闻网站的链接付费,而谷歌则威胁将在搜索结果中移除所有的法国新闻网站。这似乎展示了谷歌伪善与双重标准的一面。其实这不过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现代版。一个间接的例子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受到的惩罚似乎不怎么明显,而其他任何国家这么做将有一系列后果,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对此都深有体会,并抱怨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一个直接例子是,谷歌的强大搜索功能让欧洲消费者害怕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欧盟因此制定法律,要求谷歌让欧盟民众享有“被遗忘的权利”。谷歌对此虽然不情不愿,却不得不执行。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对于很重视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中国政府可以施加明显的影响力。对于不很在乎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考虑的重点应该是:中国消费者受影响的程度。不能用惩罚中国消费者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影响力,特别是不能用限制中国学者知情权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影响力。这无异于对谷歌说:你不听我的话?那好,我打自己,我还要把自己的耳朵与眼睛捂上。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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