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罢工一般是在谈判破裂后发生，作为不得已的最终手段。但在中国，工人表达不满的第一着往往就是罢工。
在中国，罢工事件有所增加：2014年录得1378起罢工行动，较2013年多出一倍，涨势在春节前更形加剧。广东既是出口制造业中心，也是最多工人骚动之地。该省罢工行动的组织协调愈见改善，而且规模也愈来愈大。去年，耐克（Nike）一家鞋履供应商近4万工人罢工；上月惠普（Hewlett-Packard）一家子公司有3千人罢工。
中国的罢工情况很独特，不但因为其频繁度，其形式也与其他地方不同。在西方，罢工一般是在集体谈判后发生，作为不得已的最终手段。但在中国，工人表达不满的第一着往往就是罢工。这是因为雇主甚少愿意谈判，除非有即时的经济原因。此外，由于欠缺行之有效的工会，当工人心生不满、考虑采取工业行动时，并未有可行的机制知会雇主。
这个区别有何重要？虽然报道称，这些工业行动当中，许多都达致了成果，让工人获得加薪或其他福利，但无论对雇员还是政府来说，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罢工行动，实际代价也很高。罢工领袖的代价尤其惨重：根据惯例，他们会被辞退，有时甚至会锒铛入狱。
广东当局最近实施新条例，建立集体谈判框架，以减少罢工事件。不幸的是，此举很可能无济于事，罢工和压迫的情况预料将持续。
中国的法律在实践方面，并未有给予罢工工人多少保障。以惠普个案为例，一名工人收集了4400个员工签名，反对资方的重组决定，但罢工开始后不久，该工人就被辞退。因参与罢工而被辞退的工人可以就公司终止雇员合同事宜诉诸法律，但几乎从未有人胜诉。
罢工领袖可能面对比失业更严重的后果。他们往往会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另谋他职。此外，曾有参与组织罢工的工人和倡议者被警方盘问、殴打及拘留，有时更会被含糊地控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有些工人甚至被判罪成，因而入狱服刑。
中国的劳资关系体制独特，工人并非唯一受累的群体。在广东的耐克供应商称，去年春天4万名工人罢工，导致的直接损失达到2700万美元。动员防暴警察出动，对地方政府来说开支也不菲。而且，对于执迷于维稳的官员来说，罢工也令人十分头疼。
因此在2010年，广东省政府决定要改变这个局面，目标是创立一个体制，让工人可以强制雇主就职场事宜进行谈判，毋须第一步就发起罢工。
初步条例草案公布后，关注工人权益的人士对情况感到乐观，因为条例方便工人要求谈判，而拒绝谈判、隐瞒信息或谈判时怀有恶意的雇主，则有可能被罚款。
最重要的是，如果雇主采取不合理行动，触发罢工或怠工，参与工业行动的雇员不得被辞退。换言之，部份罢工行动将得到合法化。条例草案还认可一点：要求雇主以谈判解决纠纷时，或需要以罢工作为要胁，而罢工行动将受到保护。
但广东省1月1日生效的条例，未有纳入上述改革措施，因此很可能无法减少罢工事件。
最终敲定的条例提高了工人要求谈判的门槛，并取消了对雇主的所有罚则。根据该条例，劳资双方一旦展开谈判，工人就不得参与罢工或怠工。
更关键的是，即使因为雇主怀有恶意而导致谈判破裂、触发工人展开罢工，该条例也没有保障罢工工人。相反，若是出现“谈判纠纷”，地方政府须要求警方等相关部门介入解决。
简而言之，最终实施的条例只不过是维持现状，没有新的规定迫使雇主严肃对待谈判。难怪广东一家钟表厂提出裁员后，1千名工人于本月发起罢工，事前并没有谈判。
广东企业东主事先曾游说当局修改条例初稿，据称他们视最终定案为一次胜利。他们错了。罢工代价巨大，若能减少罢工，工人、政府和雇主都会受惠。当局实施这样的条例，无疑是错失了一次机会，未能建立可行的集体谈判制度。
踏入羊年，广东有可能发生更多罢工事件──随之而来的是工人被辞退、受伤、拘留和被捕。
作者：何宜伦（Aaron Halegua）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研究学者。
来源：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