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时，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经历了当地的文革运动；文革中期，我参军到了总后第三军医大学，经历了军队中的文革时期。把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事情写下来，和大家一起反思。
初中生里的文革受难者
文革是一场人人遭难的浩劫，不仅老师不幸，学生也不幸。这里，我想说两桩学生的遭遇。
（1）一个初二男生的猝死
文革开始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我们学校是由清末状元张謇创议开办的，文革前是全省重点中学，1980年代后是全国重点中学之一。我们中学的学生，家庭出身多是两头“尖”：或者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红五类”，或者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弟。文革开始后，不同家庭成份的学生心理状态也不同。
1966年6月起，校园里陆续流传北京的各种消息，空气中飘荡着骚动不安的气息。终于有一天，高三学生贴出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张大字报，革命开始了！起初，学校由全天上课转入半天上课半天运动，再接着就停课闹革命。
“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对搞运动极为兴奋，狂热而虔诚地读社论、贴大字报、批斗老师，把这看做是神圣的革命行动，并用此来衡量自己的同学立场是否坚定、政治是否正确，而这给了当时“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极大的政治压力。“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红五类”出身同学的脸色，不敢有稍许的言行不驯。为了挣政治表现，他们被挟裹进了运动。他们被要求必须参加控诉资反（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必须写大字报，必须坚决批斗老师。这对性格开朗外向的同学来说还能应付，但对性格内向沉闷的同学就很是煎熬。
一天下午，我们初二年级各班都在开批斗会。突然，隔壁教室搬腾桌椅一阵大乱，有人大叫“快去叫人啊！”“快去校医室啊！”我们班学生呼啦一下冲进隔壁，只见一男生象一滩软面蜷在单人课桌下的空档里，他的同学正使劲往外拽他。校医赶来了，再一会儿，医院救护车来了。他班里同学说，他正在发言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说着说着没了声音，接着人就瘫下去，滑到了课桌下面。第二天早上，校长办公室里哭声阵阵，这男生的家人到学校来报丧，说他死了。死了？！我们极为惊惧愕然，昨天还鲜活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后来听他们班同学说，这男生好像出身黑五类，成绩很好，但一向胆小怕事，从不敢说不。他家人哭着告诉我们，自从班级布置他发言批判，他就连着几天睡不好觉，不知如何是好。为了写发言稿，头天晚上写了撕、撕了写，几乎一夜没睡。那天中午到家吃不下饭，又回到学校。有同学想起开会前他曾说自己不舒服，嚅嚅地央求别发言了，但没被同意。结果，居然是他死了。
这男生的死很快被淹没在校园的“革命”浪潮里，没有谁再提起他来，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老师游校游街日甚一日……
（2）如果不是我，也许那男生还不会被打得更惨
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都卷入了派别武斗，我们当地的武斗一样血腥。一派占据了城里，另一派退守到城郊。我们学校后门即是护城河，河上有一座桥，连通着市区和郊区的路。占据城里的一派将我们学校的后门修成了碉堡，日夜监视着桥和路。而退守郊区的这派则隔河布阵，伺机夺回城区。有一天夜里枪声不断，双方大打起来，后来听说那天晚上死了人。最后是城外的攻进了城里，我们中学就成了俘虏营，教室里关着城里那派我们学校守碉堡的学生。
第二天上午，我随着城外这派大队人马去了学校。为什么去，已经记不得了，但后来发生的事40多年来一直在咬噬我的内心，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非常非常愧悔。那天我路过一间教室，战胜者们正在教室里围打一个男生，男生哭叫着央求着，无处躲避。我赶紧进去劝拦，但没用。于是，我赶紧去找战胜者队伍的“头头”，他曾经作为工宣队队员进驻过我们学校。
恰好在校园里碰见了他，我连想都没想，迎上去急急地对他说：“你快去看看吧，他们在打人，快别让他们打了。”
“打人？”
“是，打轰派学生。”（当时我们那里分成对立的两派：拥派和轰派。）
“走，看看去。”
我以为他要去制止殴打，转身加快脚步领着他去那间教室。没想到，这“头头”一进了教室就大声咆哮起来：“打！给我狠狠地打！打断他的腿！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和我们打！”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狰狞的一张脸，他的鼻子、眼睛、嘴似乎都被他的咆哮拧歪了。
“轰”的一声我象当头挨了一棒，扭头仓皇逃出教室，眼泪哗哗漫流满面，身后传来那男生撕心裂肺的惨叫。此后我一直不敢问、也没处去问那男生后来怎么样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连向他说声“对不起”都没能做到，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他长什么样，只知道他似乎是初三年级的学生。
在军队经历文革的几件事
1969年底，我参军了。接着是在部队经历了文革中后来发生的事情。
（1）“九．一三”给我带来的思想地震
文革中，邱会作当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时，1969年三个军医大学换移驻地，我们第三军医大学从重庆调到上海。相对而言，上海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最好， 于是1971年春军医大学恢复招生后，不少军内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到我们医大上学，其中有一些人的爹妈是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人。9.13前，这些人俨然是“骄傲的公主”、“高贵的王子”，在学校很招摇。9.13后，连军级干部都没听到中央文件传达时，那些爹妈上了“林彪贼船”的几个学员就突然被上面一个命令悄悄地先集中起来，接着神秘地消失了。
那时我在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政治处工作，比别人听到的自然更多。9.13事件逐级传达后，我明白他们“被处理”了。他们本来和我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作为同是军队干部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彻底颠翻，给我带来的思想震惊不亚于八级地震。电影“集结号”放映后流行一句话“组织靠不住”，而那时我突然感到“爹妈靠不住”。如果爹妈一摊上事，孩子跟着就遭殃。“爹妈倒台了，孩子能靠什么活？”这个问题不断地缠绕着我。自此以后，“政治太残酷，权势不可靠，靠本事活”成为我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个信念改变了我的选择，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
（2）两次全军一级战备
我在军队的10个年头，经历了9.13，经历了两次一级战备。两次一级战备与林彪、毛泽东直接相关。
1971年，我被抽到军医大学文艺宣传队，我们经常与地方群众、友军单位联欢演出。当时空四军军部离我们军医大学校部很近，那年夏天，我们在空四军军部大礼堂联欢演出。礼堂内的四周墙上高挂标语：“第七军医大学誓死与空四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注：我们当时是第七军医大学，1975年后改为第三军医大学）”。9.13以后，南京军区工作组进驻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师以上干部全被集中到上海财经大学隔离审查。
据说我们那次联欢演出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勾结；墙上的标语被认定是反动标语。据当时清查9.13事件的通报说，空四军军长卷入了林彪集团，据说参与了林彪儿子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四大金刚”之一，作为邱会作的部队，我们军医大学和空四军联欢有很大的政治嫌疑。
9.13期间，南京军区工作组进驻之前，有一天突然全院紧急集合，领导宣布我们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战备，所有人按战时要求打好背包，把多余衣物统一交到军需仓库保管，个人资料2 小时内全部销毁，全体人员随时待命。
上交衣物简单，难在销毁个人资料。按规定所有的照片、家信、日记本、笔记本、通讯本统统都销毁，等于要把自己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抹去，只剩下一个符号：战士XXX。照片，烧！信件，烧！日记，烧！工作笔记，烧！通讯本？犹豫了。一旦烧了，同学、家人、朋友，我都还能联系上，而唯一担心会失去联系的是一位老外婆。掂着通讯本，我犹豫不决。
9．13前的2个多月，我一场重病，住院20 多天。我的同室病友是一位上海姑娘，她外婆每天来陪护她。 外婆也很心疼我，在照顾她的同时把照应我吃喝拉撒的事全都包下了。姑娘出院时我要了外婆家的地址，想请到假就去看他们。倘若烧了通讯本，以后去哪里找她们呢？可是军令如山倒，容不得我违命，我只好把外婆家地址匆匆默记在心里。
解除一级战备的第一个休息日，我请假去外滩十六铺寻找那条弄堂，但没能打听到。此后又去找了两次，都是失望而回。一定是我记忆出错了！几十年来外婆的笑脸刻在脑海中，同时刻上了我的自责和歉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告前的几个小时，中央下达了全军一级战备的命令。那天下午2点多我们接到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到位（即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待命；立即通知所有外出、探亲人员迅速归队。与9。13期间的一级战备不同，那次并没有要求我们销毁全部个人资料。战备动员时，首长说要严防北边苏修帝国主义乘全中国人民悲痛时搞突然袭击。那时我在医院政治处工作，要汇总各单位执行战备命令情况并向上报告。我的印象中，我们医院所有外出和探亲的人员都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部队，无一人拖延。
（3）邓小平与人头、猪头
1975年，邓小平二次出山。他一出来工作，就搞“三项整顿”，努力恢复各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那年中央军委决定三个军医大学再次换移驻地，我们军医大学又回重庆市。重庆是国家战备计划中的三线，60 年代初许多军工企业从沿海大中城市撤到这里的大山沟里。随企业内迁的有数万名职工及其家属，这极大地加重了重庆市生活消费品的供给负担，居民肉食品的供应更是严重短缺，这极大地影响了军工企业职工的人心稳定和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指示四川（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农民要多养猪，同时从外省调生猪进川，以改善职工生活安定人心。但好景不长。197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生猪进川计划据说也停了下来，重庆职工的生活刚稍有改善又再次陷入极度穷困。群众不满情绪不断蕴积，对批判打倒邓小平极为愤怒。当时有些批邓的人在重庆城里刷大标语：“打倒邓小平”，不远处另一幅标语针锋相对：“邓小平上台，千万个猪头落地，邓小平下台，千万个人头落地！”
（4）我们医院反动技术权威的文革处境
军医大学是军队知识分子的集结地，他们大多是医学研究的技术权威，在文革中也遭到各种批斗，处境很是困难。我到医大附属医院工作不久，有一次参加全院集体劳动，我们一群人在一起边干边说笑，很是热闹，只有一个很瘦小的老头，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一角干活，没有人搭理他。我们休息、喝水，他也不走近，一整天一声不响。他是谁？我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反动军人、反动技术权威“双料货”。这个老头是原国民党少将，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的院长。国民党从重庆溃败时他没有走，向解放军投诚了。解放军成立第三军医大学后，他作为医学专家，随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一起被编进了三医大附属医院。我参军已是1969年底，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式的大批斗已经过去，一些反动医学权威边恢复工作边接受群众监督，一些反动权威没能回到业务岗位，继续做惩罚性的劳动。想来这个小老头是属于后者，他被罚去每天打扫医院厕所，一直到我离开部队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恢复正常待遇。
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反动技术权威，是泌尿科专家，姓蒋，待人非常和善。经过文革前期的大批判，他被半解放，即一边干业务一边接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一些革命群众故意整治他，使他的处境极难。一天院长在全院大会上愤怒大吼：“手术室护士在反动权威给病人缝合刀口时，故意拿缝合表层皮肤的线，而不给缝合内脏的羊肠线，结果这反动权威既不敢说护士拿错了也不敢缝合，只好让开刀病人敞着刀口躺在手术台上！你们这是整谁呢？！是整反动权威吗？那病人不是劳动人民吗？！你们是在迫害劳动人民！院里宣布给这护士严重警告，今后谁敢在医疗上难为反动权威，我就直接处分了他！”我的战友告诉我，院长说的这个“反动权威”就是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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