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 我的文革记忆片段

文革开始时,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经历了当地的文革运动;文革中期,我参军到了总后第三军医大学,经历了军队中的文革时期。把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事情写下来,和大家一起反思。

 初中生里的文革受难者

 文革是一场人人遭难的浩劫,不仅老师不幸,学生也不幸。这里,我想说两桩学生的遭遇。

1)一个初二男生的猝死

文革开始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我们学校是由清末状元张謇创议开办的,文革前是全省重点中学,1980年代后是全国重点中学之一。我们中学的学生,家庭出身多是两头“尖”:或者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红五类”,或者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弟。文革开始后,不同家庭成份的学生心理状态也不同。

 1966年6月起,校园里陆续流传北京的各种消息,空气中飘荡着骚动不安的气息。终于有一天,高三学生贴出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张大字报,革命开始了!起初,学校由全天上课转入半天上课半天运动,再接着就停课闹革命。

 “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对搞运动极为兴奋,狂热而虔诚地读社论、贴大字报、批斗老师,把这看做是神圣的革命行动,并用此来衡量自己的同学立场是否坚定、政治是否正确,而这给了当时“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极大的政治压力。“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红五类”出身同学的脸色,不敢有稍许的言行不驯。为了挣政治表现,他们被挟裹进了运动。他们被要求必须参加控诉资反(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必须写大字报,必须坚决批斗老师。这对性格开朗外向的同学来说还能应付,但对性格内向沉闷的同学就很是煎熬。

一天下午,我们初二年级各班都在开批斗会。突然,隔壁教室搬腾桌椅一阵大乱,有人大叫“快去叫人啊!”“快去校医室啊!”我们班学生呼啦一下冲进隔壁,只见一男生象一滩软面蜷在单人课桌下的空档里,他的同学正使劲往外拽他。校医赶来了,再一会儿,医院救护车来了。他班里同学说,他正在发言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说着说着没了声音,接着人就瘫下去,滑到了课桌下面。第二天早上,校长办公室里哭声阵阵,这男生的家人到学校来报丧,说他死了。死了?!我们极为惊惧愕然,昨天还鲜活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后来听他们班同学说,这男生好像出身黑五类,成绩很好,但一向胆小怕事,从不敢说不。他家人哭着告诉我们,自从班级布置他发言批判,他就连着几天睡不好觉,不知如何是好。为了写发言稿,头天晚上写了撕、撕了写,几乎一夜没睡。那天中午到家吃不下饭,又回到学校。有同学想起开会前他曾说自己不舒服,嚅嚅地央求别发言了,但没被同意。结果,居然是他死了。

这男生的死很快被淹没在校园的“革命”浪潮里,没有谁再提起他来,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老师游校游街日甚一日……

 

2)如果不是我,也许那男生还不会被打得更惨

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都卷入了派别武斗,我们当地的武斗一样血腥。一派占据了城里,另一派退守到城郊。我们学校后门即是护城河,河上有一座桥,连通着市区和郊区的路。占据城里的一派将我们学校的后门修成了碉堡,日夜监视着桥和路。而退守郊区的这派则隔河布阵,伺机夺回城区。有一天夜里枪声不断,双方大打起来,后来听说那天晚上死了人。最后是城外的攻进了城里,我们中学就成了俘虏营,教室里关着城里那派我们学校守碉堡的学生。

第二天上午,我随着城外这派大队人马去了学校。为什么去,已经记不得了,但后来发生的事40多年来一直在咬噬我的内心,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非常非常愧悔。那天我路过一间教室,战胜者们正在教室里围打一个男生,男生哭叫着央求着,无处躲避。我赶紧进去劝拦,但没用。于是,我赶紧去找战胜者队伍的“头头”,他曾经作为工宣队队员进驻过我们学校。

恰好在校园里碰见了他,我连想都没想,迎上去急急地对他说:“你快去看看吧,他们在打人,快别让他们打了。”

“打人?”

“是,打轰派学生。”(当时我们那里分成对立的两派:拥派和轰派。)

“走,看看去。”

我以为他要去制止殴打,转身加快脚步领着他去那间教室。没想到,这“头头”一进了教室就大声咆哮起来:“打!给我狠狠地打!打断他的腿!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和我们打!”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狰狞的一张脸,他的鼻子、眼睛、嘴似乎都被他的咆哮拧歪了。

“轰”的一声我象当头挨了一棒,扭头仓皇逃出教室,眼泪哗哗漫流满面,身后传来那男生撕心裂肺的惨叫。此后我一直不敢问、也没处去问那男生后来怎么样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连向他说声“对不起”都没能做到,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他长什么样,只知道他似乎是初三年级的学生。

在军队经历文革的几件事

1969年底,我参军了。接着是在部队经历了文革中后来发生的事情。

(1)“九.一三”给我带来的思想地震

文革中,邱会作当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时,1969年三个军医大学换移驻地,我们第三军医大学从重庆调到上海。相对而言,上海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最好, 于是1971年春军医大学恢复招生后,不少军内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到我们医大上学,其中有一些人的爹妈是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人。9.13前,这些人俨然是“骄傲的公主”、“高贵的王子”,在学校很招摇。9.13后,连军级干部都没听到中央文件传达时,那些爹妈上了“林彪贼船”的几个学员就突然被上面一个命令悄悄地先集中起来,接着神秘地消失了。

那时我在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政治处工作,比别人听到的自然更多。9.13事件逐级传达后,我明白他们“被处理”了。他们本来和我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作为同是军队干部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彻底颠翻,给我带来的思想震惊不亚于八级地震。电影“集结号”放映后流行一句话“组织靠不住”,而那时我突然感到“爹妈靠不住”。如果爹妈一摊上事,孩子跟着就遭殃。“爹妈倒台了,孩子能靠什么活?”这个问题不断地缠绕着我。自此以后,“政治太残酷,权势不可靠,靠本事活”成为我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个信念改变了我的选择,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

2)两次全军一级战备

我在军队的10个年头,经历了9.13,经历了两次一级战备。两次一级战备与林彪、毛泽东直接相关。

1971年,我被抽到军医大学文艺宣传队,我们经常与地方群众、友军单位联欢演出。当时空四军军部离我们军医大学校部很近,那年夏天,我们在空四军军部大礼堂联欢演出。礼堂内的四周墙上高挂标语:“第七军医大学誓死与空四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注:我们当时是第七军医大学,1975年后改为第三军医大学)”。9.13以后,南京军区工作组进驻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师以上干部全被集中到上海财经大学隔离审查。

据说我们那次联欢演出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勾结;墙上的标语被认定是反动标语。据当时清查9.13事件的通报说,空四军军长卷入了林彪集团,据说参与了林彪儿子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四大金刚”之一,作为邱会作的部队,我们军医大学和空四军联欢有很大的政治嫌疑。

9.13期间,南京军区工作组进驻之前,有一天突然全院紧急集合,领导宣布我们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战备,所有人按战时要求打好背包,把多余衣物统一交到军需仓库保管,个人资料2 小时内全部销毁,全体人员随时待命。

上交衣物简单,难在销毁个人资料。按规定所有的照片、家信、日记本、笔记本、通讯本统统都销毁,等于要把自己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抹去,只剩下一个符号:战士XXX。照片,烧!信件,烧!日记,烧!工作笔记,烧!通讯本?犹豫了。一旦烧了,同学、家人、朋友,我都还能联系上,而唯一担心会失去联系的是一位老外婆。掂着通讯本,我犹豫不决。

9.13前的2个多月,我一场重病,住院20 多天。我的同室病友是一位上海姑娘,她外婆每天来陪护她。 外婆也很心疼我,在照顾她的同时把照应我吃喝拉撒的事全都包下了。姑娘出院时我要了外婆家的地址,想请到假就去看他们。倘若烧了通讯本,以后去哪里找她们呢?可是军令如山倒,容不得我违命,我只好把外婆家地址匆匆默记在心里。

解除一级战备的第一个休息日,我请假去外滩十六铺寻找那条弄堂,但没能打听到。此后又去找了两次,都是失望而回。一定是我记忆出错了!几十年来外婆的笑脸刻在脑海中,同时刻上了我的自责和歉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告前的几个小时,中央下达了全军一级战备的命令。那天下午2点多我们接到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到位(即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待命;立即通知所有外出、探亲人员迅速归队。与9。13期间的一级战备不同,那次并没有要求我们销毁全部个人资料。战备动员时,首长说要严防北边苏修帝国主义乘全中国人民悲痛时搞突然袭击。那时我在医院政治处工作,要汇总各单位执行战备命令情况并向上报告。我的印象中,我们医院所有外出和探亲的人员都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部队,无一人拖延。

(3)邓小平与人头、猪头

1975年,邓小平二次出山。他一出来工作,就搞“三项整顿”,努力恢复各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那年中央军委决定三个军医大学再次换移驻地,我们军医大学又回重庆市。重庆是国家战备计划中的三线,60 年代初许多军工企业从沿海大中城市撤到这里的大山沟里。随企业内迁的有数万名职工及其家属,这极大地加重了重庆市生活消费品的供给负担,居民肉食品的供应更是严重短缺,这极大地影响了军工企业职工的人心稳定和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指示四川(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农民要多养猪,同时从外省调生猪进川,以改善职工生活安定人心。但好景不长。197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生猪进川计划据说也停了下来,重庆职工的生活刚稍有改善又再次陷入极度穷困。群众不满情绪不断蕴积,对批判打倒邓小平极为愤怒。当时有些批邓的人在重庆城里刷大标语:“打倒邓小平”,不远处另一幅标语针锋相对:“邓小平上台,千万个猪头落地,邓小平下台,千万个人头落地!”

(4)我们医院反动技术权威的文革处境

军医大学是军队知识分子的集结地,他们大多是医学研究的技术权威,在文革中也遭到各种批斗,处境很是困难。我到医大附属医院工作不久,有一次参加全院集体劳动,我们一群人在一起边干边说笑,很是热闹,只有一个很瘦小的老头,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一角干活,没有人搭理他。我们休息、喝水,他也不走近,一整天一声不响。他是谁?我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反动军人、反动技术权威“双料货”。这个老头是原国民党少将,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的院长。国民党从重庆溃败时他没有走,向解放军投诚了。解放军成立第三军医大学后,他作为医学专家,随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一起被编进了三医大附属医院。我参军已是1969年底,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式的大批斗已经过去,一些反动医学权威边恢复工作边接受群众监督,一些反动权威没能回到业务岗位,继续做惩罚性的劳动。想来这个小老头是属于后者,他被罚去每天打扫医院厕所,一直到我离开部队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恢复正常待遇。

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反动技术权威,是泌尿科专家,姓蒋,待人非常和善。经过文革前期的大批判,他被半解放,即一边干业务一边接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一些革命群众故意整治他,使他的处境极难。一天院长在全院大会上愤怒大吼:“手术室护士在反动权威给病人缝合刀口时,故意拿缝合表层皮肤的线,而不给缝合内脏的羊肠线,结果这反动权威既不敢说护士拿错了也不敢缝合,只好让开刀病人敞着刀口躺在手术台上!你们这是整谁呢?!是整反动权威吗?那病人不是劳动人民吗?!你们是在迫害劳动人民!院里宣布给这护士严重警告,今后谁敢在医疗上难为反动权威,我就直接处分了他!”我的战友告诉我,院长说的这个“反动权威”就是蒋医生。

 

历史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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