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法治社会要开放言论自由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新年期许”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经作者本人审定，天则所／中评网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台湾学者每年都会召开一个新年期许会，为沟通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和领导的期望。台湾的情况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学台湾。今天我的题目是“共和意味着开放言论自由”。

共和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从英文的Republic翻译过来的，牛津大辞典中“共和”的意思很模糊，我们翻译成共和是随着日本人翻译的。但我觉得翻译的非常恰当。不管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能把一个国家的体制称为“共和”，就是大家讲和平，不许动武。

一个国家的问题很复杂、意见很不一致，如果任何问题都不许动武，那怎么解决问题？那就是要坐下来谈，谈不拢怎么办？谈不拢继续谈，一直到谈拢为止。最终一定能谈拢，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的目标是一样的，即全国人民的福祉、大家的幸福。如果谈不拢就动武了，那就不是共和了。

回顾改革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是很了不起的。改革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而且一直是用枪杆子维护政权，不但动武，而且杀人，杀掉的人比三年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杀死的人还多好几倍。这一数字我都调查过，即毛泽东时代杀了多少人。以后多次运动都杀人整死人，特别是文革。改革以后，中国一个政治犯都没杀过，但还是抓了很多政治犯，关了很多政治犯，这对言论自由是极大的伤害。

改革以前，中国的政治文明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斗死了，命就没了，从刘少奇到林彪，还有彭德怀、贺龙等等都未能幸免——斗输了，命就没了。现在中共的政治文明往前迈了一大步，不杀政治犯；而且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即便斗输了也不会杀人，赵紫阳就是一个例子斗输了还活着，一直到他病死。我们看北朝鲜的张成泽，没几天就判处了死刑，那就是政治上野蛮。中国是文明政治，也就是说对政治家而言是安全的，政治斗争是讲道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最安全，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不安全？显然，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制度对政治家是安全的。反过来讲，一个独裁制度对政治家极不安全，他自以为很安全，实际上是很不安全。有好多的例子，从齐奥塞斯库到萨达姆、到卡札菲，这些独裁者一个一个都死于非命。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当然他们也有遭暗杀的问题，但是非常罕见，大部分是能够平安下台。当前中国的政治不但不杀政治犯，告密制度也取消了。曾经的情况是，你说了和党中央不一致的想法，我告密，就能把你整了，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有，但是越来越少了。这说明国家已经不能再对老百姓的思想实施控制了，其实告密的目的就是控制思想，一个人不小心说一句话就可以被定罪，现在告密制度在体制内还有点市场，在体制外则完全没有了。

怎么能使所有人更安全，政治家安全、老百姓安全，那就需要法治，要讲道理。中国的法治有进步也有退步，大家知道最近有好几起冤案，被定罪的不是杀人犯，但被处死，后来真凶认罪，或者被杀的人活着回来了，都是很明显的冤案。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冤案？就是安全没有保障，屈打成招。而且已经是冤案了，要平反，要纠正是难上加难，这说明中国的老问题——权大于法没有解决。

共和就是要讲道理，所以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共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从这方面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有所倒退，因为抓了好多政治犯，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今天的新年期许会，我的期许就是言论要自由。这一条是最根本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别的统统都谈不上。而言论自由是争取得来的，不是恩施的。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中国是强大起来了，但中国的强大只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远远不是在国际上受尊敬的一个国家。我们有中国梦，但这个梦要实现，不是在经济上怎么了不起，而是要受到全世界民众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这还差的很远。差在什么地方？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什么都谈不上。

来自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