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女性与苦难

我在近39度的发烧和头痛流泪中写下以下的文字。想了一阵要不要把它放进“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救夫行动”的系列,然后决定不放,原因跟我之后想说明的有关。

两个说明:第一,我并不是仅仅因为小树最近被刑拘才这样痛苦的,各样道理我都明白:在里面的人其实不会受到多少虐待,在外面的往往比在里面的痛苦;小树涉及的事情很简单,很快就会出来的……我甚至对他在里面的身体、心理状况和出来的时间都某程度上是乐观的,所以我希望他能出来陪我过圣诞节,圣诞节不行就新年。

我痛苦的原因,有许多重,我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妻子,当然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是。有一天我可能会全部掏出来,但肯定是小树出来后的某一天。

跟抑郁症相处的时日算算已经不短了。小树的被拘,只是让我不得不为这迅速膨胀的伙伴找一个出口,也让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想要关心我的痛苦。

第二,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在《女权救夫1》里面已经说过,她不是简单地为救一个人而生出来的(我的文字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而是,她是我必须承担的生产和反思——许多为丈夫受难而站出来的女性,自己本身就是卓越的人权捍卫者,但她们很少做出具有自己主体性的表达,更少用性别/女权的意识来批判自己和说出这些批判——那我相信这就是此刻的我必须做的,是小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残暴的世界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并不想要,但既然来了,就不能辜负。

何况,受难者家属(绝大多数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经历是我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妇女与革命”更加是我最致力于发展的理论范畴。所以我必须反思和写下这些文字,作为文本的记录,即使她让我那么沉重和痛苦。所以阿潘说我是用命写就这些文字,我觉得她明白我。

至于这篇文字,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凝聚的感受之一,但与“救夫”无甚关联,跟“革命”的关联,见仁见智,所以就不在我的“女权救夫”系列中。

另外,不要责怪我用了这么多“我”,因为我相信女性应该要勇于用“我”来写作。

好了,写了这么多有的没的,开始主题吧,希望主题不要比前言还短。

女性是最会写苦难的,因为她们最会感受苦难。

几年前看见刘晓波在一本美/哲学著作中写道:卢梭是一个被扒光了皮肤抛进风暴中的人。

这句话,让我瞬间爱上了刘晓波。有时候心灵的共鸣就是那么突如其来,尽管这是我看到他的第一本书,尽管我在21岁之前没有读过他的文字,尽管这是他还没有经历过那场大风暴前的文字。之后我发狂地找了所有能找到的刘晓波写的书,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失望和遗憾,在那些他流传更广的、风暴之后的、针砭时弊的文字中,我看见一个炙热得烫手的灵魂,因为坦克碾过,而变得生冷了。那些狠辣的时评,许多人都能写,而那一个未被伤害的、纯真而敏感的灵魂,却失落了。

好吧,又荡开了一笔……之所以要写刘晓波的这句话,因为我认为它是对“感受苦难”的最可怕的描述,最震人心魄的描述。

到读了越来越多女性作者的文字,我才发现,她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被扒光了皮肤抛进风暴中”的人,相比之下,连卢梭,都显得没有那么真诚,对苦难的敬畏和真诚。

这些女性比如说谁呢?萧红、伍尔夫、普拉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她们对痛苦真诚到“注定活不长”,不是早病而死就是自伤而亡。她们是女人,是才华出众、不默而生的女人,对苦难的无尽的感受和抗争在她们身上展露光华,甚至由此定义了女性写作、女权主义的坐标……

她们,不过是过去了、死去了的我们,我们还会这样不断地死去、早死,但我们不断重生……

至于卢梭和刘晓波,某程度上也是男性作者中较有“女性气质”的,女性气质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表述,而指的是被传统定义和构建的女性气质——敏感、细腻、情感丰沛、注重关系和感受等等。

女性,为什么是最会感受痛苦的?是社会教她们的。女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为家庭为男人付出,其实就是在要求她们去体会痛苦和承受痛苦,去自我牺牲,这方便了男权社会的剥削,也铸就了美好的生灵。不是有人说如果是女性统治世界,世界大概就会少许多冲突和战争吗?我觉得就是来源于这个构建。

女性,从生出来甚至还没生出来的一刻,就被一点一点地撕下皮肤,抛进世间的风暴中,她们打滚、尖叫,然后学会沉默,然后一边承受着痛苦一边为世间奉上她们鲜活的生命和智慧,又最终隐姓埋名——正义女神没有姓名,男性英雄才载入史册。

那当她们拿起笔,她们怎么可能不会写?

那如何避免让她们写得太多、太赤裸?就是要让她们少拿起笔……

在我刚生发出这些想法、并兴奋不已地念叨时,我身边的朋友,幽幽地说,女人,被限制了不能去成就更多,比如工作、比如战斗、比如革命,所以她们的价值就被局限于承受苦难和描述苦难,她们对这些的贡献大于其他,这不行,这必须改变。

乍听之下,我有一股愤怒,觉得他贬损了女性的价值,但我又选择了沉默,去思考这突然被打开的另一面向——是的,在这个世界,成就属于男人,苦难属于女人——她们不仅仅被教导去感受苦难,她们还被赋予苦难,她们被局限于苦难。就像异议者们的妻子,她们承受了那么多苦难,有多少人记住了她们的名字?如果一生的力量都耗费于感受和抵御苦难,她们如何腾出手和心去创造、去记录?

那么,这就必须被改变……女权主义的诉求的政治正确往往是要求社会改变:社会不再压迫女人,女人自然可以以更少的痛苦成就更多。这当然是首选,但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遇见这样乖的社会的。

所以,我们能做的,受难的女人自己能做的,就是鼓起勇气、决绝地承受更多的痛苦。把苦难握在手里、含在口里、蓄在心里,还要抵御它对自身的毒害,然后,记下它、说出它,转化它,最终用痛苦中训练出的韧性、生发出的力量,杀死把它强加给我们的暴徒,以及突破整个男权架构的封锁。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是赵思乐,一个女权主义行动者、媒体人,我从事公益的丈夫柳建树在11月26日被刑拘,在这之后我开始了对他的救援和发声,详情请见微博@赵思乐femin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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