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不再“大陸化”才有中國化

台灣政治大學訪問學者 笑蜀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揮之不去的“大陸化”夢魘

2008年之後,“中國崛起”、“中國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官方話語的熱詞。到習近平時代,更發展為所謂“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而無論所謂“中國”還是所謂“自信”,都有一個參照系,即參照所謂“西方”國家而言。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所謂“西方”國家一直沒能走出衰退陰影,並由經濟衰退引爆政治社會危機,始有“占領華爾街”等抗議運動之風起雲涌。中國經濟則持續增長,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砝碼越來越重。用毛澤東的一句詩來概括,似乎“風景一片獨好”。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本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蘇東劇變以來,中國官方意識型態越來越趨於破產,以致官方自己都對其“弱者”心態不加掩飾,公開承認國際輿論“西強東弱”的格局,不得不在話語體繫上“內外有別”:對內盡可能固守其傳統意識型態的統治地位,對外則盡可能柔性,迎合國際社會的主流話語,避免對抗。這也是貫穿整個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韜光養晦”戰略的一部分。但2008年之後,可能中國官方自己都未曾料到,國際經濟格局幾乎一夜逆轉。本來忍辱負重的中國官方,突然發現天窗大開,心態隨之逆轉。

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決定性的分水嶺。奧運會之前,中國官方多少還有一些謙抑,而有如此廣告詞:“世界給中國一個機會,中國給世界一個驚喜。”怎樣的驚喜?中國官方自己的解讀,以及全世界的解讀,都是官方承諾奧運會之後將更開放、更開明、更融入國際主流。但奧運會之後,這樣的話語和心態消失得乾乾凈凈,取而代之的,是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得意,是比誰的拳頭大的傲慢,以及隨之而來的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的急劇抬頭。

這種抬頭,一方面表現為對外,即軍人政治越來越綁架國家政治尤其外交,軍人對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的挑戰越來越露骨,一度不惜四面出擊。另一方面表現為對內,即對普世價值、對公民社會、對憲政民主等所謂“西方話語”的絞殺。傳播這些所謂“西方話語”的“公知”群體,則被斥為所謂“帶路黨”,遭到定點清除。甚至警方抓人和央視示眾一條龍,以媒體審判這一極端形式,把污名化“公知”推向高潮。

以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為核心元素的所謂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不止對內對外,對處於東西方過渡地帶的台港澳,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擠壓。澳門的政治體量太小,毫無抵抗可能,除了賭場照開,黨的組織體系仍在幕後執政。其他方面,尤其在大學和媒體等意識型態關鍵領域,早已經充分大陸化了。其所謂一國兩制徒有其表,不復有實際意義。

值得玩味的是,雖然沒有公開論述,但澳門模式可能恰恰是官方最滿意的,是官方眼裡所謂政治回歸的標準版,亦即所謂一國兩制的標準版。既有“兩制”的面子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又有“一國”即充分“大陸化”的裡子讓黨放心,真是兩全其美。如果港台都能套用澳門模式,對北京而言豈非善莫大焉?把澳門模式復制到港台,其強大誘惑是北京可以抵擋的嗎?

於是,對外不再“韜光養晦”而不惜四面出擊的同時,按照澳門模式改造香港、影響台灣,就成了北京心照不宣的奮鬥目標。但畢竟港台的政治體量跟澳門不可同日而語,目標雖同,手段、路徑、方法卻不可直接套用,而只能溫水煮青蛙。所謂“一國兩制”的內涵,至此有了根本轉折。如果說鄧時代乃至江時代初期,對港“一國兩制”重心在“兩制”即尊重港陸差異,那麽2008年之後尤其最近兩年,“一國兩制”顯然重心僅在一國。在一些重大場合,甚至避而不提“兩制”和“港人治港”。所謂“一國”也越來越實體化,越來越從主權層面延伸到具體的治權。一旦延伸到具體的治權,則必然導致“一國”壓倒乃至淹沒“兩制”,必然如澳門一樣充分“大陸化”。於是,中國愈崛起,中國模式愈強勢,中國官方愈自信,對港台的擠壓就愈強烈,港台就愈難掙脫“大陸化”的夢魘。

台灣:與價值黑洞為鄰

溫水煮青蛙的戰略,應該說非常成功。

就台灣而言,溫水煮青蛙首先是煮出了一個盤根錯節的“跨海峽政商集團”,甚至民進黨中高層、台灣地方派系、台灣知識界精英,都不乏甘願被其網羅者。這是有形的滲透。至於無形滲透更驚心動魄。經典樣本是去年轟動中外的“大埔強拆”。“強拆”按說跟憲政體制不相容,不可能發生在早已憲政轉型的台灣,但它偏偏就在台灣發生了,社會運動也不能阻止它。社會運動不能阻止大埔強拆,同樣也不能阻止“都更”名義下範圍更廣泛的強拆。這似乎隱喻,推土機、挖掘機的恐怖抓手所代表的“強拆”模式、強權文化,轟隆隆地從大陸空降台灣。

台灣最近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乏善可陳,不僅趕不上大陸的發展勢頭,也趕不上原來並駕齊驅的韓國。不僅沒多少發展,而且越來越失去自主性,對大陸經濟的依賴越來越強。兩岸經濟上的同化程度,越來越高。台灣很多高官特別羡慕大陸政府的強勢,認為這是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認為台灣經濟之所以停滯,根本原因是政府太弱勢。因而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模仿大陸。這是“都市更新”名義下“強拆”模式橫行台灣的一個原因,也標志著台灣發展方式乃至政府思維及行為模式,越來越“大陸化”。

這才是對台灣最大的挑戰。台灣面臨著兩難境地,地緣政治及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註定台灣不可能離得開中國,兩岸經濟一體化是不可抗拒的趨勢。但另一方面,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社會政治成本過於高昂:不僅會把大陸的金權社會結構復制到台灣,改變台灣以平權為顯著特色的既有社會生態,而且尤其在文化上對台灣構成挑戰。彌漫於大陸的徹底的物質主義,無止境的原始欲望,瘋狂的金權勾結,不擇手段的互害文化,無不“隨風潛入夜”,對台灣人引為自豪的台灣價值構成致命威脅,對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構成致命威脅。兩岸經濟一體化必然以台灣本土文化的逐步消解為代價,並導致兩岸文化沖突,這不是什麽邏輯推演,而是已經發生而且還在持續的事實。

大陸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以掏空價值觀為代價,結果是把大陸變成了一個價值黑洞。你要跟它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要跟它在經濟上綁到一起,就得接受它對價值的破壞,就得接受一切的腐敗、權謀,接受一切的不公不義,接受不公不義導致的兩極分化,接受兩極分化導致的無休止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總而言之,你可以有經濟增長,但你必須支付基本社會倫理沉淪的成本,就彷佛是跟魔鬼做交易。

這整個過程,就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文化殖民的過程,而且是低度文明對優勢文明的逆向殖民。兩岸經濟一體化愈加深,逆向殖民的威脅就愈大,台灣人也就愈是狐疑、愈是焦慮。正當此時,兩岸服貿協議如一盆開水劈頭潑下,燙醒了一池驚恐的青蛙,而引爆“318學運”。這場學運固然有諸多訴求,但毋庸諱言,其最強烈的訴求就是抵制兩岸經濟一體化。不止反對兩岸服貿協議,而且反對後續的兩岸貨貿協議,及一切兩岸經濟合作協定,要求把後續的兩岸經濟一體化全程,都置於最嚴格的公民監督之下。明知不可能拒絕兩岸經濟一體化,仍要盡可能收縮,盡可能納入可控半徑。

這也不止是對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反彈,更是一場文化保衛戰,同時必然延燒到台灣的憲政體制。台灣新的一個動盪時代,即新社會運動的時代,到來了。

香港的痛苦與掙扎

相比香港而言,其實台灣已經足夠幸運。有台灣海峽起到屏障作用;更有實際上的獨立政治實體,給它的公民提供了就地反抗的合法空間。大陸化在台灣固然可以“隨風潛入夜”,但畢竟不可能大張旗鼓。

香港不然,區區一橋之隔的羅湖海關,根本抵擋不了“一國”即“大陸化”的千軍萬馬。所以香港更悲劇,其大陸化至少在以下三個層面大獲成功:

其一是完整復制了大陸的金權聯盟的社會政治結構。香港屬於典型的財閥社會,而所有財閥無一不聽命於中聯辦,所以香港實際上是中聯辦跟財閥的聯合統治。

其二是北京不僅通過中聯辦跟財閥的聯合統治控制了香港的上層建築,更通過每年多達數萬的內地移民,以及這些內地移民主導的同鄉會等形形色色民間組織,而在基層社會擁有強大的動員能力。

其三是香港自回歸之日起,即已淪為中國權貴資本進軍國際市場的橋頭堡,淪為國際資本跟中國權貴資本交媾的大本營。除了北京上海,中國權貴力量最集中最強大的地方就是香港。

十多年“大陸化”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鋪天蓋地的陸客自由行更是對香港本土文化、香港人傳統生活方式的最後一擊。至此,香港除了免稅,除了經濟自由程度更高,除了街頭更多洋人面孔,其他方面跟普通內地城市已經相差無幾,連社會問題都相差無幾:一樣的地產霸權,一樣的兩極分化,一樣無望的整個年輕一代和一樣無望的整個底層。連媒體的自我審查、自我恐懼,也都完全一樣。

絕望,壓抑,越來越彌漫香港。不是沒有反抗,反“23條”、反高鐵、反國教等社會運動,本質上都是反“大陸化”。但無論個案上怎麽贏,從長遠看,都像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無奈之下,有能力有辦法的香港人,紛紛選擇用腳投票,用移民來逃避“大陸化”。媒體報導:2013年上半年港人移民數字按年急升8.3%。這一記錄最近更創新高:9月10日至17日,香港中文大學對1006名香港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21%的受訪者考慮移民。

但這仍不是最危險的信號。最危險的信號的是,港大2013年6月的民調顯示,香港市民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創下自1999年調查以來的新低。即大陸化進程愈加深,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市民就愈多,香港市民的國家認同就愈是被削弱。這趨勢跟台灣也是一致的。今年7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的一項民調顯示,單一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僅占3.5%,創下歷年調查的新低。單一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達到60.4%,創下歷年調查的新高。

在“大陸化”進程開啟之前,港台民眾實際上並不瞭解具象的中國,基於血濃於水的樸素情感,他們對中國大陸還抱有一份美好的想像,對大陸人民還抱有一份真誠的同情與關懷。這無疑是國家認同的一種基礎。但“大陸化”進程開啟之後,他們看到的卻是想像之外的中國大陸,意料之外的大陸人民。中國經濟上愈崛起,港台“大陸化”就愈加深;而港台“大陸化”愈加深,港台民眾的日常生活方式、核心價值就愈受威脅,港台民眾就愈恐懼,對中國的認同就愈削弱。“大陸化”的本意是盡可能控制和同化港台,卻反而強化了港台民眾的離心趨勢,反而為分離主義火上澆油。

筆者之所以把同化態勢稱做“大陸化”,刻意將其與“中國化”有所區隔,是因為抱負家國情懷的筆者,還對“中國”兩字有所疼惜。但港台民眾尤其港台年輕一代不然,而往往把筆者所稱的“大陸化”乾脆稱作“中國化”,把“大陸化”的一切負資產,統統記到“中國”賬上。反“中國化”、去“中國化”,在他們看來也就無可厚非。“中國”兩字,在港台社會越來越神憎鬼厭。連港英時代都聞所未聞的“港獨”主張,近年居然漸成氣候。這顯然是“大陸化”刺激的結果,可見“一國兩制”的實踐何等失敗。

這種背景下爆發香港“和平占中”,是遲早要來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最後的警告,也是最後的機會。那些不願絕望、不願移民而是選擇抗爭、渴望改變的香港學生和市民,目前拒絕的還僅僅是“大陸化”,他們還沒有走到真正反中的地步。這是難能可貴的,最值得珍惜的。把握住這最後的機會,跟他們一起遏止“大陸化”,用事實告訴他們改變是可能的,中國是有救的,恢復他們以及整個華人社會對中國的信心。這是每個中國公民的責任。當然,尤其是當政者的責任。

(註:本文原載台灣《思想季刊》總第27期,原標題為《拒絕“大陸化”才有中國化》,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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