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正义”来得太不容易

发现错误之后，让错误的制造者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要让错误的制造者为此担责，这就如同让一个人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从案发到被执行死刑，呼格吉勒图案只花了62天，但是洗冤之路却走了18年，6762天。

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宣布呼格案再审结果，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并向呼格的父母送达再审判决书。内蒙古公安厅对当年办案人员的调查也于本月初启动。这不仅意味着扣在呼格头上“杀人犯”的帽子终于摘掉了，也意味着呼格父母漫漫18年的洗冤路终于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真凶赵志红所说的“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也终成现实。

正义从不会缺席，迟到的正义或许算不上“一等正义”，只能算是“二等正义”，但它仍然宝贵，而且恰恰因为它的迟到而尤其值得珍惜。它的价值还在于，这是对社会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的一次宣示。既然正义迟早会到来，那么不计代价去追求就是值得的。迟到的正义是对追求正义者的最高回报；既然公正难免恢复，权力不可能永恒掌握在某个人的手中，那么错事就不可做绝。给他人留一条活路，也就是为自己留一条活路。

“二等正义”也是正义，但是这正义未免来得太不容易。在为儿子洗冤的18年里，呼格的父母遭受到的是有关部门的百般刁难。真凶出现后，呼格的父母找遍了内蒙古政法系统，他们曾到北京上访，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又被截访，被“礼送”回家。等老人再想进京上访，最高检出了新规定，如果没有当地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将不予接待。而当地的检察系统，就是不肯把起诉书给他们。这种制度设计基本上就让洗冤陷入无法走出的绝境。

不仅仅是呼格案的洗冤路，聂树斌案的洗冤路也是如此。自王书金供述自己是真凶之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就开始了她的申诉、上访之路。起初，河北省高院以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其申诉申请，但是当初判决聂树斌时，不仅没有寄送判决书，甚至执行死也没有通知他们。后来，神秘人寄来了判决书，又不予立案。河北省虽然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并宣称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查清楚真相，但9年来，案件一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张焕枝每个月都要往返河北省高院3、4次，河北省高院却一直用各种借口回避、拖延问题。律师54次申请查阅案卷竟然无一不被拒绝。不仅仅是聂树斌的家人，从一开始，聂树斌案受害人蒙桦的父母蒙冬夫妇就质疑法院的判决，他们从1996年开始为女儿的事情申诉。19年来，诉状高达3米。

洗冤之路的艰难，当然有人为的阻碍，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司法系统自我纠错能力的缺失。如果没有真凶出现等其他偶然因素，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也好，赵作海、佘祥林也罢，要不就永远沉冤于黄土之下，要不就要把牢底坐穿，根本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可能。

发现错误之后，让错误的制造者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要让错误的制造者为此担责，这就如同让一个人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制造错误的人，既拿不出正视错误、纠正错误的勇气，也无法承受良知和舆论的压力，甚至还要受到来自更高一级权力的操控，所以就只能采用“拖字诀”，只能一遍一遍告诉洗冤者：等一等，再等一等。

等什么呢？他们等待的不可能是体制的自我纠错，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院，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呼格最后的平反，根本也不在于系统的自我纠错，而是政治风向的转化。这才是他们一直等待的。

对于当权者来说，等一等只是一句话，对于申诉者来说，这却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煎熬，是在拿生命与正义做交换。时间或许可以治愈某些东西，但是对于洗冤者来说，冤案一天没有查清，伤口就一天得不到愈合，时间越长只意味着伤口暴露越久，伤害越深。正义的实现或许本就是艰难的，但是纵观呼格家人和聂树斌家人的洗冤之路，还是不得不感慨，正义来得太不容易了。

所幸，他们还保存着对正义的朴素信仰，期待青天的出现，一直采取理性方式，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如果他们采用暴力或者其他报复社会的方式来寻求他们的正义，冤案或许就不能平反，甚或还要搭上自己，社会也要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

年逾7旬的聂树斌母亲说，她活着就是要为儿子讨回清白。所幸，耄耋老人等来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依法治国”的实施，为法院的独立办案，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带来了沁人的北风。但是如果没有这股风呢？

“二等正义”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让正义一开始就以“一等正义”的方式出现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最根本的莫过于让法院独立行驶审判权得到保障，把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落到实处。

( 杨三喜/ 左手肖邦右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