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谷歌学术”就是科学界公认最强大的学术搜索引擎,它不仅聚合了几乎所有学术数据库的资源,还收罗了很多由科学家自己上传到自己网站的论文。特别是在新的数码时代,很多科技的敏感和突破,都不是完全由正规科技杂志的文章发表来公布的. 比如说解决数学史上最重要问题之一"庞加莱猜想"的俄国数学家 Grigori Perelman,他的突破就是自己放在网站上后,才让全世界联合起来合作解决的。因此,自由地搜索学术网站和科学家的网站,是我们了解国际前沿发展特别重要的一条路径。而我们也只有知道巨人到底在什么地方,肩膀有多高,我们才会清楚怎么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彭凯平:长城防火墙,撤掉又何妨?
责编导语:做科学研究,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大量文献资料的搜索,著名心理学家彭凯平教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在中国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发出了“长城防火墙,撤掉又何妨?”的呼吁,表达了一名科学工作者的心声!
这次短暂的感恩节学术与探亲之旅,不光是让我在学术上得到了提升,也让我体会到在中国做科学研究面临的两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时间的挑战。
到美国后事情也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好像多了起来(居然有时间大早起床码字)。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事情总是那么多,各种的行政要求、填表、报数、提方案、开会、讨论,这无形中花费了科学家很多的时间。很多其实就是行政部门提出的各种规定,报表要求或规定实施。据说清华大学在这方面还算比较宽松的,但我已经觉得这些行政的要求让很多的科学家疲于奔命;甚至有些一流的科学家为了报销的小票焦头烂额,荒废了大量的时间,真是觉得不值。有的时候我干脆就不想去花时间找各种发票来弥补我们学校规定的报销要求。这种用行政措施限制科学人员的创新时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策略和政策。
第二个感觉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的挑战是文献搜索的困难。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科学研究的性质就是如此,没有人能够凭空变出新的课题、新得成果和新的方法。大部分科学研究主要是基于前人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研究,找到自己突破的前沿问题,迅速攀登最高点;然后努力勤奋地工作,完成科学的突破。
然而身在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这种攀登巨人肩膀就很吃力,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法回避、不得不面对的防火墙。这堵墙不光阻挡了我们中国学者对墙外科学信息的搜索,也挡住了世界科学家对中国科学信息的了解。因此,它不光是害了中国学者,也害了世界学者,更害了人类共同的科学事业。
比如说:“谷歌学术”就是科学界公认最强大的学术搜索引擎,它不仅聚合了几乎所有学术数据库的资源,还收罗了很多由科学家自己上传到自己网站的论文。特别是在新的数码时代,很多科技的敏感和突破,都不是完全由正规科技杂志的文章发表来公布的. 比如说解决数学史上最重要问题之一"庞加莱猜想"的俄国数学家 Grigori Perelman,他的突破就是自己放在网站上后,才让全世界联合起来合作解决的。因此,自由地搜索学术网站和科学家的网站,是我们了解国际前沿发展特别重要的一条路径。而我们也只有知道巨人到底在什么地方,肩膀有多高,我们才会清楚怎么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另外,google学术不光是有很多论文,还列出了每一篇论文所有被引用的情况,呈现出一副支持网络的全景图,方便科学家按图索骥,找到更多的相关研究。同时,它对学者和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指数排名,也成为评价学术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但正与Google推出的优质服务一样,学术搜索也被关在墙外。国内不会翻墙的科学人员,要想查找信息,却根本就打不开“google学术”;即使打开了,搜着搜着网页就无法连接。
不过学术被屏蔽之后,我们国内也有了自己的学术搜索,这就是著名的百度。但是,“百度搜索”和“google学术搜索”绝对是两码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的。
特别是在网络化的时代,推特网(twitter)与脸书(facebook)这两个社交媒体也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新宠。在大数据的时代,社交媒体已是许多学科研究者最重要的研究数据来源。我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就是借助了谷歌的大量数据,才完成了对人类社会过去两百年社会心理变迁的追踪分析。因此,语音学家已经开始利用用户在社交媒体的发言,来分析语言的变化;心理学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情感挖掘和心理学实验;政治学者用它们研究民意的变迁;传播学者更是要依赖这两个社交媒体来研究各种传播现象及其效果;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也都大量地利用社交媒体来完成学术科学的工作。而中国的研究者很少有机会和能力研究twitter和facebook的数据。
我们现在确实用了很多新浪微博的数据和腾讯的数据,这些数据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缺少了对世界上其他科学者都认可的、最重要的两个社交媒体的研究,我们也就丧失了与世界主流学界对话的基础,沦为了井底之蛙,真的有可能会变成夜郎自大。
前一段时间,我们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拜访了安徽桐城的六尺巷。六尺巷故事的主人是清朝宰相张英,他曾经就邻里之间的纠纷做出了非常智慧的处理。他对家人说:“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因此,长城是可以修,也有必要修;但是,修长城的主要作用不是用来防备我们自己人,而是用来抵御外敌。其实,六尺巷故事的核心是讲:让人三尺,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的大度、更加的智慧,更加的善良,更加道德。
因此,我就特别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有识之士,能够意识到防火墙给中国科学的伤害;希望能找到一种妥善解决国家安全和科学探索之间的平衡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探索其实是可以为国家的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的。毕竟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实力竞争,不是简单的人的数量的竞争,而是从事工作的质量的竞争。真心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网上的防火长城也能让出一定的空间,使得学术之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交往,得到科学的协助和努力,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带来价值和意义。
我们中共中央一直提倡“以人为本”,首先就是要相信人、理解人、信任人,而不是防备人、控制人、管理人。在这方面,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要有足够的自信,特别是要有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自信,对我们社会的自信,对中国人民智慧的自信,也包括对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自信。长城防火墙,拆掉又何妨?
作者简介: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导,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文化与认知实验室主任、终身教授、博导,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
转载并鸣谢:彭凯平个人公众平台
(终审:魏凤英;责编:温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