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一個違憲違法的基層選舉樣本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依憲治國”和憲法實施的重要性，但是長期以來，由於缺乏有效的行憲機制，政府違憲行為屢屢發生，卻得不到及時糾正，致使憲法承諾淪為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

事實上，不僅憲法得不到落實，即便被公認為具備約束力的法律也往往落實不下去。尤其到了各級地方政府，地方“紅頭文件”經常比憲法和法律更管用。河南省新鄉市關於村委會選舉的規定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最近，不少地方正在進行村委會選舉。河南省新鄉市就村委會改選發布了一則通告，明確規定了十來種“不能”或“不宜”作為村委會自薦候選人的人員，其中包括“因故意犯罪被判處刑罰或者刑滿釋放（或緩刑期滿）未滿5年的”、“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未接受處理的”、“政治素質差、道德品質低劣的”、“熱衷於搞宗派活動、長期鬧不團結的”、“參與邪教組織、長期搞封建迷信活動、影響極壞被查實的”、“纏訪、鬧訪、非法上訪的”。如此限制候選人資格，既違憲也違法。

對於任何真正意義的選舉，候選人的自由產生都至關重要。否則，一旦候選人被上級內定，選民選來選去就是那麽幾個人，如同孫猴子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這樣的“選舉”形同虛設，顯然不成其為選舉。正因為如此，1982年憲法第34條特別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3條也有相同的規定。而民政部頒布的《村民委員會選舉規程》第四章第3條雖然規定了候選人限制，但也只是規定“無行為能力或者被判處刑罰的，不得提名為候選人”。

憲法第34條規定本身已經足夠清楚：任何18歲以上公民都有被選舉權，也就是作為候選人的權利，除非“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首先，只有依照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規定的“法律”才能限制候選人資格。新鄉市的規定則連法規或規章都算不上，只能作為“規章以下的規範性文件”，根本不具備限制被選舉權的法律效力。在形式上，這樣的規定是完全無效的。其次，只有候選人觸犯刑法並犯有足夠嚴重的罪行，以至被剝奪政治權利，才能被剝奪被選舉權。在新鄉市所規定的限制當中，沒有一條符合要求。最接近的一條是“因故意犯罪被判處刑罰或者刑滿釋放（或緩刑期滿）未滿5年”，但是也遠夠不上憲法允許剝奪的條件。

最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新鄉市列舉的限制大都模糊寬泛，譬如“政治素質差、道德品質低劣”、“熱衷於搞宗派活動、長期鬧不團結”、“長期搞封建迷信活動”。這些用語全非法律概念，根本不可能獲得準確定義，因而很容易縱容政府濫用公權、任意剝奪候選人資格。特定候選人是否“政治素質差、道德品質低”，人際交往是否屬於“宗派活動”，批評同事算不算“鬧不團結”，宗教信仰是否屬於“封建迷信”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一概沒有法律標準，最後統統變成領導說什麽就是什麽。這不僅不是依憲治國，而是赤裸裸的人治。“纏訪、鬧訪”甚至“非法上訪”也是很難界定清楚的概念，地方官員完全可以對積極維權的村民貼上“纏訪、鬧訪”的標簽，進而剝奪其競選村委會的資格。事實上，這些現象在新鄉市下轄的某些村選舉中已經發生。

要杜絕任意剝奪候選人權利的現象，必須強化憲法實施機制，而選舉權的落實離不開公民的積極推動。《立法法》第90條規定，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法律規範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雖然新鄉市的規定“級別不夠”，並不嚴格符合啟動常委會審查的條件，但是鑒於目前行憲機制尚不完善，除此之外並不存在適當的憲法救濟渠道，村民們仍不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建議，由其責成河南省人大或相關政府部門撤銷新鄉市的違法規定。村民們也可以就此向法院或上級政府部門提出行政訴訟或復議，要求撤銷違法規定。雖然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規定尚未生效，法院不妨參照行政訴訟受案範圍的修正規定，在審查具體行政行為過程中附帶審查違法的規範性文件。

新鄉市規定的資格限制嚴重侵犯了村委會候選人的憲法權利，因而缺乏法律效力，由此選舉產生的村委會也同樣無效。這是一個地方規定違憲違法的標本，是和依憲治國和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當然，壞事也可以轉變為好事：及時撤銷這樣的規定可以成為落實四中全會精神的起點，甚至成為完善中國憲法審查機制的契機。

（《金融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