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我是为理想而生的


我的许多作品虽然快了一拍,尽管引起一些人瞠目结舌,但我坦然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受访者:白桦

采访者:王力

 

一只早叫的公鸡

 

30多岁时,白桦的头发就全白了。

 

“可能是遗传。”白桦说。

 

“或许是起得太早。”我想。

 

20多年前,法国蓬皮杜中心。白桦曾对法国公众介绍自己“是一只公鸡”,引起哄堂大笑。为什么是一只公鸡?“我说我而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公鸡,别的公鸡大概到了五点钟开始叫,我可能三点钟就已经叫了,所以主人有些不高兴。”

 

建国后第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有接吻镜头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出自他的笔下;

 

描述“左倾”思想带给红军的灾难,但因歌颂的是贺龙而终获上演的话剧《曙光》,出自他的笔下;

 

因“刻意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数审未过、后经邓小平亲自过问才公映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出自他的笔下;

 

曾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老百姓却从未看过的电影《太阳与人》(即《苦恋》),出自他的笔下。

 

当然,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的典型代表,50多年来,从“胡风案”到“反右”,从“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自由化”—–白桦一次也未漏网。

 

W:我们现在都很奇怪,你和胡风年龄相差很多,当时怎么也扯进去了?

 

白桦:其实,我俩只打过一次交道。当时一起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东北采访抗美援朝交换回来的一个俘虏,在这个团里,他年纪最大,我年纪最小,我们之间很少说笑,仅此而已。但后来就脱不掉干系了,失去8个月的自由,连去厕所,也有人跟着。

 

W:那时候你已经很出名了,正是年少得志,突然遇到这么大的变故,怎么扛过来的?

 

白桦:扛不过,想自杀。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莲花池,当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旁边有一个芦苇荡。我想突然跑进去,在里边从从容容结束自己,但因为看得紧,没成功。后来他们发现了我的遗书,看得更紧了。这样一直等到秋天,叶子落了,再没办法逃进去。写《苦恋》时,主人公在“文革”中逃到芦苇荡里生活,搬的就是我自已的这段经历。

 

我会将《苦恋》的背后故事全写出来

 

W:提起《苦恋》这部片子,很多人听说过,但极少人看过。

 

白桦:没公映,肯定看不到。拍成片子后,改名为《太阳和人》。崔永元也问我,哪里能找到这部片子?我说,你去长春电影制片厂试试看。

 

旁白:1981年4月,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提出要看《巴山夜雨》和《太阳和人》,并征得有关方面的批准同意。他同时看了这两部片子后,流了泪,两次说:“我的意见说出来,可能挨批评。”杨振宁说,他很感动,“两部片子都很好,很美,很动人。”“听说对《太阳和人》有争论,我不便说什么”,“听说《太阳和人》正在修改,白桦本人参加修改了吧?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改法,就是按作家的想法改下去” ——注: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W:能说说这部片子的前前后后吗?

 

白桦: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个剧本,是1979年早春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这部戏,实际上不是写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它写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探讨的是理想者的道路问题。剧本发表时,似乎也没引起多大注意。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年轻导演彭宁把剧本搬上拍成影片,更名为《太阳与人》,内部审看时,有人有些意见。

这个时候,黄钢等人主编的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出了一期专批《苦恋》的增刊,这是部队和地方一些老同志合办的刊物。1981年4月份,《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否定爱国主义。

 

W:《苦恋》中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你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吗?”这句话当时成了争议的靶子。

 

白桦:在剧本和影片中,这句话都出自主人公的小女儿之口,原话是:“您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这是可以查证的。但起草批判文章的人做了手脚,把“国家”改为“祖国”。这一偷换概念,蒙蔽了所有粗心大意的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国家”和“祖国”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祖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没办法不爱。

 

W:当时其他作家的反应如何?

 

白桦:当时姚雪垠激烈反对这部片子,还有我很尊敬的剧作家曹禺。据说,会前曹禺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也很义愤填膺,说不参加这样的会,“又搞大批判”,结果到了会上,他又激动起来,甚至说:“我看到这个影片,恨不得一头撞在银幕上。”

 

当然,这个会上也有一些朋友非常仗义执言。比如吴祖光,他评价这部影片时,用了“温柔敦厚”四个字。但支持我的声音,不多,很少。

 

W:我看过唐达成的传记,当时《文艺报》撰文批《苦恋》,他是主笔的“两唐”之一。唐达成说,后来你俩见面时,你对他的批评文章还表示了感谢。

 

白桦:这一节,我也听朋友转述了。其实我们见面时,他一边对我拱手,一边说“冒犯,冒犯!”当时我也是淡淡一笑,回应“可以理解。”

 

W:庆幸的是,《苦恋》最终没有酿成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白桦:当时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文化部的负责人有过一次谈话,归结起来就是一条,《苦恋》有错误,应该批评,但不应像《解放军报》那样的批评,而应该采取“稳妥”的批评。说到底就是,不要搞成一场“批判运动”或“风波”。

 

旁白:胡耀邦同志谈话后,当时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找到文化部理论组组长、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顾骧,要求他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写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顾骧以“顾言”的笔名,发表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文章很短,但文中有针对性地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做法,从正面作出批评,公开批《苦恋》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图注:“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1229日的中国作家代表大会,那是一次空前轻松、空前透明、空前自由的大会。”

 

白桦:我至今感谢胡耀邦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曾经请求他看看这部片子。他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有两派。我的儿子赞同你们,我的秘书就不赞同。”那次见面,是在胡耀邦同志的一间小客厅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W:有关《苦恋》的评说,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各种版本都有,但几乎见不到你的解释。今后会披露一些事实吗?

 

白桦:这部片子,我看过7遍,并且至今珍藏这部影片惟一的一张电影海报。我以为《苦恋》事件是中国解放思想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苦恋》的背后故事全部写出来,而且会写得很长。

 

“二次入伍”的军人

 

W:回望过去,你的第一部剧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写云南的,你曾经戴过的那顶“右派”帽子,怎么也是云南给的?

白桦:“反右”时,我在总政。在北京,我没有发言,没有参加任何座谈会,但那个时候我到云南体验生活去了,要到高丽公社写一部长诗,高丽公社是一个很落后、很艰苦的地方,结果去到那里时,不巧那一年他们骚乱了,当时不止是西藏骚乱了,还波及到傈僳族、布依族……你说我怎么办?所以我就离开了,搭军车回昆明,正赶上昆明“反右”,当时召开文艺座谈会,就请我去,说你虽然调北京了,但你熟悉这边的情况,结果我就发表了意见。

那时作协刚刚成立,我就提出一些建议,说作协不应该成为一个党政机关,应该是文化人自己的一个协会,这有利于从事文化研究和促进创作,其实,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说对作家要宽容一点。 然后我就回北京了。

没多久,我戴上了“右派”帽子,好在萧华将军为了照顾我的家庭,送我到上海劳动改造,在全国,右派送到上海劳改的没有,就我一个人。做了三年的钳工,又到了绍兴当农民。后来,部队首长又为我“开口子”,1964年,我成了全军唯一二次入伍的军人。但“文革”中,我又完了,在武汉被关了7年。

 

图注:军人时期的白桦

 

W:二次入伍?第一次参军时多大年纪?

 

白桦:1947年参军,当时17岁,所有的大战役都让我们赶上了。我家是河南信阳的,我8岁时,家乡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我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活埋的,房子也被日本人拆光了,以前我的家境条件可以,经过这样的变故,穷得非常潦倒。从那时候,我失去了孩子所有的稚趣,一下子由孩子变成了成人,并且开始有了思考,从十几岁开始,我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W:什么时候开始创作?

 

白桦:上中学时,我和我哥一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撰写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诗文,在当地报刊和上海《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国民党要抓我们,我和我哥就分头跑了,失散了多年才得以相聚。解放后,我在云南蒙自部队驻防,一直到1953年。这个期间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刊发在1953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上。

 

W:当时拿了多少稿费?

 

白桦:3000元。当时算是天文数字了。连贺龙贺老总都说:“你发财了!”当时部队是供给制,贺老总虽然级别高,但家里孩子多,钱紧,他也羡慕我拿到这么多的稿费。要知道,我在蒙自三年,只吃过三次米线,还都是别人请的,当时部队不发薪水。

 

W:哈哈,这笔稿费怎么花掉的?

 

白桦:我花了100块钱,在昆明包了两桌席,请摄制组的人吃饭。那时吃的是50元一桌的酒席,在昆明算是顶级了,饭馆要提前一星期预约和准备。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在说:白桦太奢侈了!

 

那时候年轻,我也没成家,拿了大把的钱,不知道怎么花,反正钱没花完,第二个剧本的稿费又来了,4000元!我买丝绸被面,还买了一辆当时非常罕见的摩托车,在街头呼啸来去,所有的人看得掉眼珠子。

 

W:那是你最风光的日子,听说还是卢汉的座上宾?(卢汉曾任云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率部起义,后任西南军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

 

白桦:卢汉对团结各界人士比较用心,时不时开场舞会,或请大家吃个饭什么的。我去他家吃过几次饭,他家里有一道菜叫“乌鱼锅贴”,做得很不错。多年没尝过,没想到前一段时间竟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家馆子吃到了。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

 

W:你怎样评价你的孪生哥哥叶楠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剧本的三分之一,都出自你们兄弟俩之手。叶楠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写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电影,如《巴山夜雨》、《傲雷·一兰》、《甲午风云》。

 

白桦:他是个老实人,也一辈子活得拘束。他就是做到海政创作室主任的位置上,也羡慕我,说我活得自在,还说当弟弟舒服,下辈子要跟我换过来。其实我挨整时,他倒没怎么挨整。

 

图注:白桦(左)与孪生哥哥叶楠

 

W:你有这么自在?枪林弹雨不说,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又被迫中断了创作。我好奇的是,你给人的印象总是这么温和、宽厚,但你的作品又是那么“标新立异”,几乎每一部作品的面世,都伴随着巨大争议。

 

白桦: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几年前,上海为我的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这是我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研讨会,而对我的作品批判会,我倒是参加过百次以上。所以这样的会对我来说很新鲜,当时都不好意思参加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年,丁玲特意赶到云南个旧参加作协的会议,为的是看看我的发言如何标新立异?胆量又是如何地超人?会议结束后,她却颇为失望地说:“你很温和嘛!”

 

我还记得“文革”后,钢琴家傅聪第一次回到上海,大年夜在我家,两瓶茅台,和我对饮通宵。我问他在外面最难耐的痛苦是什么?他说,最难耐的痛苦,是文化的隔膜。那20多年来,他在国内人的目光中是一个“叛国分子”,可在这个“叛国分子”的梦里,是龙井茶,是茅台酒,是渴望用中国的俚语和成语,与朋友们交谈。

 

当年写《曙光》,是我在“文革”结束前后跑到湘鄂西、洪湖走了一圈以后,从民众的情绪里提炼出来的。当时那个地方有位领导人叫段德昌,在当地名声仅次于贺龙,非常勇敢的将领,上世纪30年代因为“窝里斗”,被自己人毙了。我一听说段德昌临死前留下的“三个不要”,我的眼泪马上“哗”地流出来了。段德昌说:第一, 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二,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离开了老百姓就要遭殃;第三个特别让我震撼,他说,不要用枪弹打死我,为什么?留一颗子弹打敌人。

 

W:——

 

白桦:我这一生,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了。但到我这个年纪,名利已是身外之物,我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我做的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心?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是帕斯卡尔的话。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我曾说过,我也不过是一根苇草,虽然飓风总在试图折断我,甚至把我压得倒伏在泥土上,最终我还是站起来了,因为我有思想,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思想了,我是为理想而生的。

 

所以,我的许多作品虽然快了一拍,尽管引起一些人瞠目结舌,但我坦然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我相信将来,人们重新看到那个哀婉的故事的时候,会想到有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一个作家,后来老死了,但留下了一些诗一样的很温柔的话。

 

 

人物简介: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生于河南信阳。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及总政任职。

代表剧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最后的贵族》、《吴王金戈越王剑》、《滇池上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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