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是高耀洁老师87岁生日，谨以此文祝她生日快乐，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听到她的消息。
NGOCN特约撰稿 作者：于方强
第一眼见到高耀洁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推着扶手车，弓着腰，颤颤巍巍地走出来，面部的皮肤松垮而又浮肿，眼神相当浑浊。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始终张大着嘴，露出她仅剩的一颗牙。只说了一两句，我就发现，她其实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我凑到她跟前，在她耳边大声重复刚才说的话。她说，哥大啊，我知道。但实际上我说的是，我在哥大访问，会定期过来看你。
她真的是老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完全全地老了。2007年底的高耀洁，不会让自己的头发这么乱，也不会在谈话中出现长时间的停顿，更不会如此依赖于护工。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在河南郑州。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带着我们满屋子走，指这里指那里让我们帮忙干活，还不忘给我们介绍住在她家的艾滋孤儿，安排孤儿的晚饭。那时候，她完全是领着我们走路。尽管裹过小脚，她走的非常快。
但现在，小脚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本该经常走动，但只要稍微一运动，脚就会肿。脚一肿，某些常用药就得停。药一停，或许就会影响到血压、泌尿、心脏等问题。美国的护理医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来来回回谈了好多次，结论也只能是：适当走动。但其实，在这几个月里，除了看病，她只出过一次门，还是坐着轮椅出去的，不到半个小时。尽管如此，她的脚仍然会肿。
第一次的纽约见面，高耀洁留我谈了5个小时。老太太心情很好，护工却很担心她的身体。护工告诉我，老太太平时较少说话，从来没见过她说这么久的话。我赶紧告辞。
刚去看望她的那段时间里，老太太特别嗜睡。我去的时候把她从床上叫起，走的时候她就又要上床休息。彼时她再一次出院没多久，我和护工都很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新的状况。要知道，来纽约之后，她先后经历过静脉血栓住院治疗、心脏病急救、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眼科手术、头部摔伤缝合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救治。好在每周都有护士上门来做检查，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总体而言，高耀洁在纽约过的不错。她所住的公寓，尽管是政府的廉租房，但在纽约的福利制度下，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物业管理上，都要明显好过北京的一般小区。一周七天，每天都有护工上门服务8小时，帮她做饭洗衣服买东西。因为行动不便，又给她配备了免费的轮椅和扶手车。可以说，她享受到了纽约所有低收入老人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福利。但站在她一室一厅的屋子里，总觉得哪里不对。
应该是孤独。
上门护士很热情，每次都会拉着老太太嘘寒问暖，但她们不会中文。我去了之后，病患之间才正式有了交流，包括告诉护士”你技术不错，抽完血之后都没有淤青”。护工虽然是华人，但是听不懂她的河南话。整个屋子里，唯一充满生机的就是摆满了整个阳台的绿色植物。老太太把这些花花草草摆弄得很好，有些长到约一米高了。
门后的墙上，贴了几个电话。有她在芝加哥的70多岁的妹妹的，也有此前照顾过她、如今远在非洲的志愿者的。还有一些在纽约的拜访者的电话，要求护工在需要帮忙时给他们打过去。但是看起来老太太一个都不认识。她说，这是谁啊？他为什么把电话留在这？我没敢问为什么没有儿子、大女儿和小女儿的电话，怕她难过。她告诉我，她以前每天晚上10点都会在电话前等妹妹的电话。但现在，她严重重听，根本听不到电话响。我按门铃她也听不见。每天晚上6点，护工下班之后，她就一个人呆在这间什么声音都没有的屋子里。
哥大曾有不少学生过来看她。但到了2014年，不少人毕业了、回国了，这几乎成了她来美国之后最缺乏照顾的一年。当初那个纯粹靠着热情来关爱高耀洁的微信群，如今可能整整一周都没有人说话。曾有传言，有学生把房子短暂借给高耀洁住之后，身在国内的父母很快就被谈话，这也阻碍了学生和高耀洁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
有时我过去，护工会告诉我，刚刚有几批学生来过，有二十多个人，老太太比较累。听起来很有点国内爱心团体重阳节当天给老人洗十次脚的意思，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学生可能一学期就来一两次，但真正能从日常琐事和心理上给老人安慰的，还是长期的、固定的探访和照顾。至少，可以帮她和上门护士沟通，帮助记录她的健康状况。因此，我特别敬佩几个已经工作的志愿者。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常去看望老太太，但是一直和老太太保持邮件联系，帮助她处理和英文世界的各种事情，特别是和门诊医生的沟通。
此外，她也有老人特有的多疑。我刚去看她的那段时间里，她总是跟我念叨她的轮椅。据说被调包了。她保留了所有的证据材料，并让我一一扫描及复印。现在的这个轮椅使用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但她由此怀疑了许多人：涉事的护工被调离，一个不赞同她观点的学生被疏离，还有一些之前赞同她后来又和护工站在一边的学生也被列入不信任名单。我相信其中必然有一些误会，但她的文革经历、河南经历无疑加重了这种疑心。
并不是每一个照顾她的人，都可以帮她写邮件，尽管她很需要有人帮她打字。也并不是每个照顾她的人，都可以听到她的真心话，尽管她很需要有人陪她聊天。护理公司的人打电话过来，由护工交到她手上，问她对这个护工满不满意。即使她真的不满意的话，我想她也只能说满意。这个道理，她比谁都懂。她有时故意跟我用笔交流，写完后立即撕成碎片，扔到垃圾箱，再也不提起。有人发来邮件，说是她国内的某个亲戚捎带来一些礼品，想登门拜访。她也相当礼貌地婉拒了。尽管她后来非常气愤地跟我强调了好几遍，她家祖上十三代单传，根本没有这门子亲戚。
我不太清楚这封婉拒信是怎么措辞的，但她的确拒绝了很多拜访，拒绝了很多来路不明的捐款，拒绝了成立基金会的建议。这个倔强的老太太，除了学生，几乎拒绝了所有人。北大的翁永凯教授一心想接她回国，劝了几年，送的花都摆满了一桌子，她还是拒绝。好像完全不清楚自己是一个87岁的老人，是一个身体每况愈下、难得出门一次的老太太。作为一个读过私塾、裹过小脚、痛恨不道德现象、经历过多次政治磨难的典型老派知识分子，暮年之时还能说出频率如此之高的”不”，令人肃然起敬。
她多次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1941年前后，举国上下都有一股去延安的风潮。她的十个同学都受了地下党的影响，在教务主任的带领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随后，这十个同学就都去了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她笑着说，”我那时候小啊，才14岁。我又是小脚，跑不动，就没去延安。”但到了50年代末，这十个人在反右运动中无一幸免。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许多遍其中的细节，包括她下乡看病时与其中一位同学的偶遇：”太可怜了，全家都没有饭吃。他拉着一大车煤球，小孩浑身漆黑，饿的就剩下骨头了。真是可怜呵。当地没有人敢接济他们，我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们家。后来才发现自己连回郑州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又找别人借。”
也只有在讲到这个故事时，高耀洁才会谈一谈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听起来，她并不信任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她只关注那些在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她谈到美国黑人的热心肠，谈到因为要改变命运而去卖血的贫苦中国农民，谈到高家后人在历史面前的种种选择。但她从不谈起文革中如何遭受迫害，儿女如今如何疏离，也不谈起曾面对的种种刁难。好像，这些事情都不曾发生过。每次，她都要以一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作为这类谈话的结束。
其实，这句话更像是在说她自己。从69岁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开始，她的生活就被完全改变。最初，是她敢怀疑那个需要会诊的病人感染的是艾滋病；之后，是她敢相信艾滋病可以经血传播；再然后，是她敢说”输血感染艾滋病”不在政府的防艾资料中；最后，也是她敢说”血浆经济”竟是引发艾滋蔓延的源头。就在几个月前，哥大计划为久别公众视野两年的她组织一次讲座时，问她定什么主题好，她也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血祸。就在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
在这场讲座后的12月19日，她也将迎来87周岁生日。不去医院的日子里，她醒来就是写书，写累了就趟在床上校稿。她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一心希望明年春天就能付梓。虽然她多次说，书已经写完了，我的人生可以画上句号了。但其实我知道，她还想再写一本书，她会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一天。
昨天我见她时，她突然说，她不会回中国了，但是希望骨灰能够回去。她仰起头问我：不会连骨灰也不让回去吧？
于方强 写于2014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 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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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高耀洁87岁生日快乐
12月19日，是高耀洁老师87岁生日，谨以此文祝她生日快乐，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听到她的消息。
NGOCN特约撰稿 作者：于方强
第一眼见到高耀洁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推着扶手车，弓着腰，颤颤巍巍地走出来，面部的皮肤松垮而又浮肿，眼神相当浑浊。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始终张大着嘴，露出她仅剩的一颗牙。只说了一两句，我就发现，她其实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我凑到她跟前，在她耳边大声重复刚才说的话。她说，哥大啊，我知道。但实际上我说的是，我在哥大访问，会定期过来看你。
她真的是老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完全全地老了。2007年底的高耀洁，不会让自己的头发这么乱，也不会在谈话中出现长时间的停顿，更不会如此依赖于护工。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在河南郑州。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带着我们满屋子走，指这里指那里让我们帮忙干活，还不忘给我们介绍住在她家的艾滋孤儿，安排孤儿的晚饭。那时候，她完全是领着我们走路。尽管裹过小脚，她走的非常快。
但现在，小脚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本该经常走动，但只要稍微一运动，脚就会肿。脚一肿，某些常用药就得停。药一停，或许就会影响到血压、泌尿、心脏等问题。美国的护理医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来来回回谈了好多次，结论也只能是：适当走动。但其实，在这几个月里，除了看病，她只出过一次门，还是坐着轮椅出去的，不到半个小时。尽管如此，她的脚仍然会肿。
第一次的纽约见面，高耀洁留我谈了5个小时。老太太心情很好，护工却很担心她的身体。护工告诉我，老太太平时较少说话，从来没见过她说这么久的话。我赶紧告辞。
刚去看望她的那段时间里，老太太特别嗜睡。我去的时候把她从床上叫起，走的时候她就又要上床休息。彼时她再一次出院没多久，我和护工都很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新的状况。要知道，来纽约之后，她先后经历过静脉血栓住院治疗、心脏病急救、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眼科手术、头部摔伤缝合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救治。好在每周都有护士上门来做检查，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总体而言，高耀洁在纽约过的不错。她所住的公寓，尽管是政府的廉租房，但在纽约的福利制度下，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物业管理上，都要明显好过北京的一般小区。一周七天，每天都有护工上门服务8小时，帮她做饭洗衣服买东西。因为行动不便，又给她配备了免费的轮椅和扶手车。可以说，她享受到了纽约所有低收入老人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福利。但站在她一室一厅的屋子里，总觉得哪里不对。
应该是孤独。
上门护士很热情，每次都会拉着老太太嘘寒问暖，但她们不会中文。我去了之后，病患之间才正式有了交流，包括告诉护士”你技术不错，抽完血之后都没有淤青”。护工虽然是华人，但是听不懂她的河南话。整个屋子里，唯一充满生机的就是摆满了整个阳台的绿色植物。老太太把这些花花草草摆弄得很好，有些长到约一米高了。
门后的墙上，贴了几个电话。有她在芝加哥的70多岁的妹妹的，也有此前照顾过她、如今远在非洲的志愿者的。还有一些在纽约的拜访者的电话，要求护工在需要帮忙时给他们打过去。但是看起来老太太一个都不认识。她说，这是谁啊？他为什么把电话留在这？我没敢问为什么没有儿子、大女儿和小女儿的电话，怕她难过。她告诉我，她以前每天晚上10点都会在电话前等妹妹的电话。但现在，她严重重听，根本听不到电话响。我按门铃她也听不见。每天晚上6点，护工下班之后，她就一个人呆在这间什么声音都没有的屋子里。
哥大曾有不少学生过来看她。但到了2014年，不少人毕业了、回国了，这几乎成了她来美国之后最缺乏照顾的一年。当初那个纯粹靠着热情来关爱高耀洁的微信群，如今可能整整一周都没有人说话。曾有传言，有学生把房子短暂借给高耀洁住之后，身在国内的父母很快就被谈话，这也阻碍了学生和高耀洁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
有时我过去，护工会告诉我，刚刚有几批学生来过，有二十多个人，老太太比较累。听起来很有点国内爱心团体重阳节当天给老人洗十次脚的意思，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学生可能一学期就来一两次，但真正能从日常琐事和心理上给老人安慰的，还是长期的、固定的探访和照顾。至少，可以帮她和上门护士沟通，帮助记录她的健康状况。因此，我特别敬佩几个已经工作的志愿者。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常去看望老太太，但是一直和老太太保持邮件联系，帮助她处理和英文世界的各种事情，特别是和门诊医生的沟通。
此外，她也有老人特有的多疑。我刚去看她的那段时间里，她总是跟我念叨她的轮椅。据说被调包了。她保留了所有的证据材料，并让我一一扫描及复印。现在的这个轮椅使用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但她由此怀疑了许多人：涉事的护工被调离，一个不赞同她观点的学生被疏离，还有一些之前赞同她后来又和护工站在一边的学生也被列入不信任名单。我相信其中必然有一些误会，但她的文革经历、河南经历无疑加重了这种疑心。
并不是每一个照顾她的人，都可以帮她写邮件，尽管她很需要有人帮她打字。也并不是每个照顾她的人，都可以听到她的真心话，尽管她很需要有人陪她聊天。护理公司的人打电话过来，由护工交到她手上，问她对这个护工满不满意。即使她真的不满意的话，我想她也只能说满意。这个道理，她比谁都懂。她有时故意跟我用笔交流，写完后立即撕成碎片，扔到垃圾箱，再也不提起。有人发来邮件，说是她国内的某个亲戚捎带来一些礼品，想登门拜访。她也相当礼貌地婉拒了。尽管她后来非常气愤地跟我强调了好几遍，她家祖上十三代单传，根本没有这门子亲戚。
我不太清楚这封婉拒信是怎么措辞的，但她的确拒绝了很多拜访，拒绝了很多来路不明的捐款，拒绝了成立基金会的建议。这个倔强的老太太，除了学生，几乎拒绝了所有人。北大的翁永凯教授一心想接她回国，劝了几年，送的花都摆满了一桌子，她还是拒绝。好像完全不清楚自己是一个87岁的老人，是一个身体每况愈下、难得出门一次的老太太。作为一个读过私塾、裹过小脚、痛恨不道德现象、经历过多次政治磨难的典型老派知识分子，暮年之时还能说出频率如此之高的”不”，令人肃然起敬。
她多次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1941年前后，举国上下都有一股去延安的风潮。她的十个同学都受了地下党的影响，在教务主任的带领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随后，这十个同学就都去了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她笑着说，”我那时候小啊，才14岁。我又是小脚，跑不动，就没去延安。”但到了50年代末，这十个人在反右运动中无一幸免。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许多遍其中的细节，包括她下乡看病时与其中一位同学的偶遇：”太可怜了，全家都没有饭吃。他拉着一大车煤球，小孩浑身漆黑，饿的就剩下骨头了。真是可怜呵。当地没有人敢接济他们，我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们家。后来才发现自己连回郑州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又找别人借。”
也只有在讲到这个故事时，高耀洁才会谈一谈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听起来，她并不信任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她只关注那些在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她谈到美国黑人的热心肠，谈到因为要改变命运而去卖血的贫苦中国农民，谈到高家后人在历史面前的种种选择。但她从不谈起文革中如何遭受迫害，儿女如今如何疏离，也不谈起曾面对的种种刁难。好像，这些事情都不曾发生过。每次，她都要以一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作为这类谈话的结束。
其实，这句话更像是在说她自己。从69岁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开始，她的生活就被完全改变。最初，是她敢怀疑那个需要会诊的病人感染的是艾滋病；之后，是她敢相信艾滋病可以经血传播；再然后，是她敢说”输血感染艾滋病”不在政府的防艾资料中；最后，也是她敢说”血浆经济”竟是引发艾滋蔓延的源头。就在几个月前，哥大计划为久别公众视野两年的她组织一次讲座时，问她定什么主题好，她也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血祸。就在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
在这场讲座后的12月19日，她也将迎来87周岁生日。不去医院的日子里，她醒来就是写书，写累了就趟在床上校稿。她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一心希望明年春天就能付梓。虽然她多次说，书已经写完了，我的人生可以画上句号了。但其实我知道，她还想再写一本书，她会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一天。
昨天我见她时，她突然说，她不会回中国了，但是希望骨灰能够回去。她仰起头问我：不会连骨灰也不让回去吧？
于方强 写于2014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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