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倒下的那一晚

Otto Dettmer

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25年前的這個周日，柏林牆的開放標誌着冷戰令人驚訝的歡樂結局，那場衝突曾有演變為核武器戰爭的可能。那以後的幾十年來，許多美國人開始相信，柏林牆的倒塌是因為羅納德·里根總統個人的直接干預。1987年，在分裂的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前演講時，他對蘇聯領導人說，「推倒這座牆。」我們被告知，因此，他們就那麼做了。

這種對柏林牆倒塌實際情況的誤讀，從最好的角度來看是不完整；從最壞的角度來看則是危險的，因為它讓人們產生一種信念：即美國的領導人可以「從柏林到巴格達」，無視當地的複雜現實，一手塑造世界事務。

事實上，柏林牆在1989年11月9日夜裡的開放，不是按照計劃進行的。在那年的大多數時間，東德保持着其幾乎不可逃避的現實存在：柏林牆下最後的一個警衛槍殺人事件發生在1989年2月；最後一次開槍射擊發生在4月份，只是差了一點沒有打中；最後一次因試圖逃越東德邊境的其他部分而被射殺的事件發生在距柏林牆倒塌僅僅10天之前。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讓這個重兵把守的邊界在一夜之間變得暢通無阻呢？答案可以在東德官員的一連串失誤中找到。這些錯誤給1989年秋天的緊張氣氛添加了危險的導火索，東德抵抗運動的興起與崩潰政權之間的衝突已經讓當時的氣氛充滿了火藥味。

是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S·戈爾巴喬夫拉開了這些事件的序幕。在四年的執政期間，他在蘇聯控制的東歐推出了一系列社會和政治改革措施，為的是加強共產黨的統制，而不是結束之。

這些改革讓東德的強硬獨裁者們進退兩難。他們覺得，他們也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東柏林的政治局成員決定稍微修改該國嚴格的旅行規定，仍保留他們可以隨意拒絕旅行許可的權力。

當局在11月9日晚上一個電視直播的國際新聞發佈會上宣布這個虛假的改革方案時表現糟糕。常馬虎出錯的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攝像頭前第一次宣讀新聞發佈，之前沒有看過稿件。他的宣讀錯誤百出，但有幾個短語人們聽得很清楚：出國旅行對「每個公民都將成為可能」，而且「很快、馬上」開始。脫離了上下文，這些短語給記者和電視機前的觀眾一個錯誤印象：柏林牆的大門敞開了。

但他的錯誤本來不一定會致命。政治局委員們犯錯誤不是什麼新鮮事，而且他們的要旨並沒有改變：該政權的武裝崗哨仍在牆上執行保持大門關閉的命令。

發生了變化的是人民的自信。抗議運動到1989年秋天的時候，已經取得了足夠的信心來利用政府的這種無能。人民已經知道當局會退縮：一個月前，參加萊比錫和平示威的人數如此龐大，安全部隊不得不退下，我們現在知道，當局當時已經計劃了天安門式的鎮壓。

而且，人民知道他們可以相互信任。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審訊人員曾經詢問一名叫卡特琳·哈藤豪爾(Katrin Hattenhauer)的年輕反叛者，她和與自己一樣持不同政見的同事們，是怎樣不顧斯塔西針對他們的行動而保持團結的。她回答說，共同的苦難把人們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比共同的成功更強大：「凡是鎚子錘下來時，無論下面是什麼，都會更緊地聯在一起。」

相比之下，斯塔西的檔案顯示了政權的成員如何不信任自己的同事，或自己的下屬，這種信任的缺失嚴重損害了他們抵禦革命浪潮的能力。所以，當數萬的柏林人在新聞發佈會後幾分鐘湧向柏林牆時，整個體系瓦解了。

東德政權最忠實的下屬之一、一位名叫哈拉爾德·耶格爾(Harald Jäger)的斯塔西官員11月9日夜間在柏林牆的一個關鍵檢查站值班，他多次打電話給自己的上司，準確地報告不斷增長的人群，他們不信任他，或不相信他的報告。他們稱他是有自我錯覺的膽小鬼。他受了侮辱，感到十分氣憤，也十分害怕，於是決定對人群放行，啟動了當晚橫掃所有檢查站的連鎖反應。

簡言之，柏林牆的倒塌是幾個因素的複雜相互作用的結果，有蘇聯的改革，也有東柏林的無能，而關鍵是東德老百姓日益增長的反抗。正如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瑪麗安·勃特勒爾(Mariane Birthler)所說的那樣，西方人認為，「打開柏林牆讓我們獲得了自己的自由。」其實不然，「正好相反。首先是我們爭取自己的自由；然後，因為我們爭取自由，柏林牆倒塌了。」

這並不意味着西方毫不相關。西方在政治和商業上的自由有很大的吸引力，成為大批東德人行動的動力，這在他們後來支持按照西方條件快速實現德國統一的投票上清楚地表現出來。而且，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其在西歐的盟友、以及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支持，幫助創造了柏林牆得以開放的環境。

但全靠那種支持本身並不能打掉障礙。在這個紀念日之際，華盛頓不需要對它沒有做的事情為自己祝賀，而是應該從它做的事情上學點東西。着眼於長遠，華盛頓幫助創造了一種環境，讓當地人能夠抓住機會戰勝自己的獨裁者。這的確是值得慶賀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