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創傷熄滅了柏林的雄心

柏林牆遺址已經成為了一個旅遊景點。

Raymond Depardon/Magnum Photos

柏林牆遺址已經成為了一個旅遊景點。

柏林——自從柏林牆在25年前的今天(本文發表於11月9日)被推倒,這座城市的發展便一帆風順。它是世界狂歡之都;同時也是年輕藝術家和音樂家的聚居地,不僅生活成本低廉,還有層次豐富的歷史,足夠一個小說家寫上好幾輩子。此外,創業浪潮的興起讓它的經濟受益匪淺。德國大多數城市都很宜居,但卻顯得單調乏味,柏林則是這個國家一個真正國際化的大都市。

這些成果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德國作家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寫進了他的新書——《今日柏林:一座後柏林牆時代的城市》(Berlin Now: The City After the Wall)。施耐德說得沒錯,最近數十年間,沒有哪座城市「發生過像柏林這麼大的變化——而且是變得更好了」。他對它的開放性稱讚有加,正是這種特質吸引來了移民,讓遭到毀滅性打擊的猶太人群體恢復了生機,並把這所城市變成了吸引創意階層和尖端企業的磁石

所有這些都值得慶祝,但對我這樣的長期居民而言,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舉措早在大約20年前就已戛然而止。從那時起,這座城市一直在放任自流,它把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各種瑣碎議題上,而非用於抓住時機,以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城市。柏林將自己定位為不那麼光鮮亮麗的倫敦或者巴黎——用即將卸任的柏林市長的話來說,「雖然窮,但是很性感」——並竭力善加利用這種定位。由此卻反映出,它的雄心甚少超越一個相當狹隘的範圍。

鑒於二戰期間和戰爭結束以來所發生的一切,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移民潮和大屠殺讓20世紀早期最有活力的一座城市失去了精英階層;隨後,狂轟濫炸和巷戰又讓它的基礎設施毀於一旦。接下來,大企業紛紛撤離——安聯(Allianz)和西門子(Siemens)搬到了慕尼黑,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搬到了法蘭克福——剩下的中產階級也為了逃離廢墟和隔離狀態而四散各方。

柏林勉強撐過了45年,但那一時期的它更像一道冷戰奇景。一邊是呈現波將金式繁榮的東柏林;另一邊是充斥着擅自佔用房屋者和藝術家,靠補貼度日,因大衛·鮑伊(David Bowie)而聞名的西柏林。該時期即將結束的那幾年,我居住在西柏林。對我而言,當時的這座城市有一種病態的迷人氣息,如同《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的男主人公夢遊者凱撒(Cesare),睡在棺材般的箱子里,被人通過催眠加以控制,成了一個怪物秀,以吸引那些遠離大眾景點的旅行者。

柏林牆的倒塌讓這座城市蘇醒了。東西兩部分及其腹地之間的地鐵和輕軌線路重新連了起來,博物館的藏品又被擱在了一處。德國還決定把首都從波恩搬過來,該舉措最終為柏林帶來了成千上萬名薪酬可觀、受過良好教育的公務員,這對中產階層的復興頗有助益。

兩德統一後的最初幾年,住在柏林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我記得自己曾在1992年搭乘最初的幾班輕軌列車之一,前往位於柏林之南的波茨坦,一座到處都是公園和宮殿的城市。通向那裡的交通當時已被切斷了好幾十年,卻突然間就出現了,如同一個來自過去的普魯士幽靈。那時候,柏林要躋身世界大都會的行列,彷彿就是打開幾個開關那麼簡單。

不料,隨後到來的竟是碌碌無為的20年。柏林的確把幾件重要的事情辦得不錯:作為一種警示、一個旅遊景點以及城市規劃的一部分,市中心的那座大屠殺紀念館就建得很好,好得遠遠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像。另一項成就是德國國會大廈的改建。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需要一個良好的精神中樞,諾曼·福士特(Norman Foster)爵士摒棄了國會大廈原有的浮誇風格,把它變成了能夠恰如其分地展現一個共和國生機勃勃的精神風貌的標誌性建築。

但自從那時起,這個城市的問題不斷累積:寒酸的中央火車站,屋頂很矮,天花板很低;沒能重建老舊的滕佩爾霍夫機場(Tempelhof Airport);搞了一個飽受爭議的方案,非要把該市一座舉世聞名的歐洲繪畫博物館塞進一個較小的空間;又弄了一個類似的旅遊驅動型規劃,要縮小民族博物館(Ethnological Museum)的規模,並把它搬到一座冒牌的巴洛克式宮殿里去;還有就是沒能找出避免紳士化的有效辦法。再來說說新機場。柏林早在20年前就需要這個新機場,原本應該在2011年投入運營,但現在看來,在2016年之前是不可能開業的。等到那時候,相對於預計的客流量而言,它已經顯得太小了。

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簡單地搪塞,比如運氣不好,比如滿懷豪情的大型項目常常會事與願違。的確,所有的大城市都有各自的問題。可在柏林,這些問題卻可以顯示,這座城市的止步不前,柏林的許多榮耀,都來自25年前的劇變,而非在那以後市政府的治理努力。

這種停滯的緣由,可以追溯到冷戰時代。最初,西柏林的確有過一些享譽國際的市長,如恩斯特·羅伊特(Ernst Reuter)和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但到了1970年代,這座城市就成了一灣死水。鮮少會有哪個有志向的政治人物,希望領導柏林的西半部,更不用說東德一黨制國家統治下的東柏林了。這座城市成了二流政治人物的同義語。

柏林牆倒塌時,這些目光短淺的官員接管了統一後的城市。可想而知,他們的視野狹隘到了滑稽的地步。1993年,擔任市長已久的艾伯哈·迪根(Eberhard Diepgen)表示,柏林的新市中心要像「老黑白照片里見過的那種城市空間」。

這種缺乏想像力的念頭在建築規章里得到了體現,法規要求多數的新建房屋尺寸要小,看起來不能太現代。日積月累,市中心裡填滿了枯燥的仿古建築。這個時代遺留下了另一個長期的後果。柏林的領導人合并了幾家當地銀行,而合并產生的那家腐敗的銀行,卻催生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這場泡沫最終導致迪根丟掉了工作,也讓柏林背上了沉重的債務。

迪根在2001年由現任市長克勞斯·沃維雷特(Klaus Wowereit)接替,後者是社會民主黨人,文質彬彬也很上鏡。正是在他的領導之下,這座城市才緩慢地復蘇。然而他的政府所做的,大部分也只是不去妨礙德國統一所引發的一種長期歷史趨勢。或許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戳破沃維雷特的前任造就的房地產泡沫。這給柏林留下了許多廉價的公寓,於是它像磁石一般,吸引了年輕、富有創造力的人群,以及許多創業企業。

但是當柏林採取切實行動的時候,其結果常常更接近柏林新機場造成的痛苦。不僅拖延了幾十年,而且像中央火車站一樣,是以極低的成本建成的。沒有對接地鐵、沒有專用的輕軌線,而且越來越常見的問題是,飛機在夜間降落時似乎會遇到很大的麻煩。這樣一來,它絕對成不了一座樞紐。

就像柏林的許多大項目一樣,機場長期拖延背後的原因似乎是腐敗。一些官員因此辭職,官方也展開了調查。

多年來,我總是這樣安慰自己:柏林之所以能繁榮,是因為領導層管理不善。畢竟,如果不是因為城市管理不善,房地產價格就會高漲,年輕人和創業的科技企業就會被擠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實,但卻像是在告訴中國應該繼續受窮,因為一旦富起來,低工資的競爭優勢就會消失。

我在想到柏林時,頭腦里經常會浮現出與中國首都北京的比較。在過去25年里,除了三年之外,我一直往返於這兩座城市之間。我喜歡柏林遠遠超出北京,因為它有活躍的公民社會、博物館更好、住房更便宜、心態更開放也更寬容,當然霧霾也要少得多。

然而北京正在以有些癲狂的步調追趕未來,這是柏林所無法企及的,或者說不願企及的。可能是因為柏林在過往承受了太多苦痛,不願沉湎於這種競賽之中,但北京卻感覺自己站在一個奇蹟的中心,偶爾讓人驚懼,不過還是激動人心。雖然北京過於擁擠也有點臟,但是它處在一個每年都新建一條地鐵線的歷史階段。與此同時,柏林卻一直做不到用地鐵線,把已經落成八年的主火車站,與三分之二柏林人口居住的城市西半部連接起來。

厭倦世界恐怕無可厚非,但不應該以此為借口,一直枯燥、羞怯。然而,在見證了這座城市在柏林牆倒塌後的命運的許多人看來,在畫廊和創業企業背後,彷彿掩藏着一座傷痕纍纍,甘願當二線城市的柏林。

(据:張彥(Ian Johnson),《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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