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正在北京召開。連日來，每天都能從媒體上看到國內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上訪民眾等等（即那些被政府內定為「不服管教」的人士）遭到抓捕與控制的消息，給社會一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恐懼感。北京維權人士胡佳日前對媒體現身說法，指控當局對他的監控遠比他蹲監獄時更嚴，在監獄時他還可以得到家人探監的權利，但現在，他被禁止接受任何家人和親友的探望。顯然，胡佳不是因為這次APEC會議受到嚴密監控的特例，據了解，還有大批在京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學者也受到類似的控制。事實上，從一個月前，北京為了這次會議就開始清查到京上訪的民眾，多次出動警力大規模抓押遣返在北京南站一帶的上訪冤民，許多違法侵權的事件接連發生。而與此同時，北京那些被當局認為不服管教的人，也紛紛遭到監控、軟禁，甚至強行送出北京到外地「旅遊」。
北京當局之所以如此大規模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下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做出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事，理由就是為了保APEC會議的平安。據媒體披露說，為了這次會議，北京當局增調了28000餘警力，動員了80萬志願者。如此嚴重勞民傷財，大規模違法侵權，借口是為了參會各國元首、政要、商魁的安全，是一種臨時性的特殊時期的特別控制。這種特殊時期對不服管教人士的特控，對於世界似乎有一定說服力，畢竟安全是大事，這在世界各國可能都有這種特殊情況下的特控。然而，只要仔細了解一下北京，會發現事實上這種特控絕不是這次APEC會議的獨創，而是多年來的一種習慣，早已成為了北京乃至中國的一種常態。
我們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北京乃至整個中國，在最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北京奧運會後，隨著穩定壓倒一切，維穩成為最高目標下，一年365天中沒有幾日不是敏感日，沒有幾日不是特殊日期，沒有幾日不是將被政府認定的不服管教者嚴密看管起來的。在當局眼裏，元旦是一年的開始，是節日，不能讓那些不服管制者胡說八道與互相聯繫，所以要特控；春節是中國傳統的大節，那更要提防各類不服管教人士的活動，限制他們座談論政，聚餐放言；三月有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會議，當然不能讓他們活動與言論影響大會團結和諧的氣氛，必須特控；進入四月，上半月有清明這個祭奠故人的傳統節日，由於歷史的原因，這片土地上有太多死去的冤魂，所以要嚴控人們的祭奠，因此是敏感而需要特控的日期。而到了下旬，又有林昭的忌日，這也是敏感而要嚴控的；五月上旬有五一勞動節，得提防勞工人士維權，有五四青年節，得提防青年們再舉起民主（德先生）大旗，所以這些都是特控日期；從五月底，因臨近「六四」，那更是個觸動人神經的日子，所以必須特控，前後一般在半個月以上變成特控時間；七月有七一中共建黨節，當然不能讓那些不服管教者借機給黨添麻煩，於是特控起來；八月又有建軍節，近年來那些不服管教者不斷呼籲軍隊國家化，所以建軍節也就變成敏感日了；九月，有毛澤東逝世的日子，近年來擁毛與反毛者都想借此表達，所以也需要嚴加控制；十月有十一的國慶節與民國的雙十節，這都是敏感日，自然需要特控；進入十一月稍稍清靜點，現在又有APEC會議，常年也在這個月有一些國際性論壇與會議，所以嚴控依自然也少不了；到了年末十二月，先有12月4日的法制宣傳日（現改為憲法日），再有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還有西方的聖誕節，這些都是特殊日子，都需要特別控制。
如此算來，一年中常規的被視為敏感日或特殊日期，需要對那些不服管教者特別控制的日子就每月都有，並且許多月還有幾個。中國當局在這些被他們自己內定的特殊日期中，為了實施對社會的所謂穩控，在如上的這些日子，前後都會控制幾天甚至十幾天，這樣每個月事實上被常規性定為敏感與特殊需要加強特別控制的日子就有差不多一半。由於有的月份還有兩個甚至三個敏感日，那就基本上全月處於特別控制狀態。除此之外，一年中總有那麼些國家的重大外事活動，如國際會議，元首到訪等等，自然被當作特殊日子而需要對國民嚴加控制。這樣一來，一年中就有一半以上是在敏感與特殊的控制日期中，事實上就將整個國家常年置身於一種特控狀態，使特別的日期與特殊的管治手段變成了社會一種常態。也因為如此，北京乃至中國不少地方的異議人士、學者、維權人士遭到長年軟禁、監控，使一種對外宣稱是特殊時期的特別控制，變成了社會大多數時間的管治常態。
當一個國家將全年絕大部分時間變成了特殊狀態時，也就使不特殊的日子反而成為了小數。當一個社會一年中大多的日子都變成了需要特別控制的日子時，這個社會就會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就如弦終日膨得緊緊的，社會就必不斷遭到扭曲、變形，就會產生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病態、怪象，公民的基本人權就會在這種特殊狀態下被侵害、蠶食、剝奪，直到蕩然無存。
一個社會怎麼會淪落入長年特控狀態中？原因當然極為複雜，除了極權主義本質上有侵佔一切權利的要求外，極權當局多年來製造了太多冤情與災難，使社會民怨沸騰，官民矛盾日熾，各種衝突四起，社會深陷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狀態，也是顯而易見的原因。在這種社會官民關係高度緊張中，極權當局將一切可能引起人們聚集、聯想、思考及可能與外面交流的日子，都視同對己統治的威脅，因而全部定為需要特殊控制的日子，就成為一種順理成章。這種將全年大多日子定為特控日，從表面直接看來是一種不自信，其實根子還是權力合法性缺失，權力造孽太甚，積怨太深所致。如此下去，只要極權統治延續到一定日期，最後肯定會將全年365天都變成特殊日子，而成為需要特別控制的。這樣也就將特控變成了徹底的常規，將違法侵權變成了社會的常態。
極權當局將社會生活以一個個特殊日期需要特殊控制為借口，進而將整個全年365天變成特殊日子加以控制，這正是極權統治的本質需要。多年來，中國社會沒有隨著現代文明進步而使民眾一天天感到舒心與寬鬆，而是一天天感到自身權利的喪失，自身生存環境的惡化，正是這種極權一次次將特控變成常態的結果。
(據：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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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 極權特控的常態化
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正在北京召開。連日來，每天都能從媒體上看到國內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上訪民眾等等（即那些被政府內定為「不服管教」的人士）遭到抓捕與控制的消息，給社會一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恐懼感。北京維權人士胡佳日前對媒體現身說法，指控當局對他的監控遠比他蹲監獄時更嚴，在監獄時他還可以得到家人探監的權利，但現在，他被禁止接受任何家人和親友的探望。顯然，胡佳不是因為這次APEC會議受到嚴密監控的特例，據了解，還有大批在京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學者也受到類似的控制。事實上，從一個月前，北京為了這次會議就開始清查到京上訪的民眾，多次出動警力大規模抓押遣返在北京南站一帶的上訪冤民，許多違法侵權的事件接連發生。而與此同時，北京那些被當局認為不服管教的人，也紛紛遭到監控、軟禁，甚至強行送出北京到外地「旅遊」。
北京當局之所以如此大規模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下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做出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事，理由就是為了保APEC會議的平安。據媒體披露說，為了這次會議，北京當局增調了28000餘警力，動員了80萬志願者。如此嚴重勞民傷財，大規模違法侵權，借口是為了參會各國元首、政要、商魁的安全，是一種臨時性的特殊時期的特別控制。這種特殊時期對不服管教人士的特控，對於世界似乎有一定說服力，畢竟安全是大事，這在世界各國可能都有這種特殊情況下的特控。然而，只要仔細了解一下北京，會發現事實上這種特控絕不是這次APEC會議的獨創，而是多年來的一種習慣，早已成為了北京乃至中國的一種常態。
我們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北京乃至整個中國，在最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北京奧運會後，隨著穩定壓倒一切，維穩成為最高目標下，一年365天中沒有幾日不是敏感日，沒有幾日不是特殊日期，沒有幾日不是將被政府認定的不服管教者嚴密看管起來的。在當局眼裏，元旦是一年的開始，是節日，不能讓那些不服管制者胡說八道與互相聯繫，所以要特控；春節是中國傳統的大節，那更要提防各類不服管教人士的活動，限制他們座談論政，聚餐放言；三月有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會議，當然不能讓他們活動與言論影響大會團結和諧的氣氛，必須特控；進入四月，上半月有清明這個祭奠故人的傳統節日，由於歷史的原因，這片土地上有太多死去的冤魂，所以要嚴控人們的祭奠，因此是敏感而需要特控的日期。而到了下旬，又有林昭的忌日，這也是敏感而要嚴控的；五月上旬有五一勞動節，得提防勞工人士維權，有五四青年節，得提防青年們再舉起民主（德先生）大旗，所以這些都是特控日期；從五月底，因臨近「六四」，那更是個觸動人神經的日子，所以必須特控，前後一般在半個月以上變成特控時間；七月有七一中共建黨節，當然不能讓那些不服管教者借機給黨添麻煩，於是特控起來；八月又有建軍節，近年來那些不服管教者不斷呼籲軍隊國家化，所以建軍節也就變成敏感日了；九月，有毛澤東逝世的日子，近年來擁毛與反毛者都想借此表達，所以也需要嚴加控制；十月有十一的國慶節與民國的雙十節，這都是敏感日，自然需要特控；進入十一月稍稍清靜點，現在又有APEC會議，常年也在這個月有一些國際性論壇與會議，所以嚴控依自然也少不了；到了年末十二月，先有12月4日的法制宣傳日（現改為憲法日），再有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還有西方的聖誕節，這些都是特殊日子，都需要特別控制。
如此算來，一年中常規的被視為敏感日或特殊日期，需要對那些不服管教者特別控制的日子就每月都有，並且許多月還有幾個。中國當局在這些被他們自己內定的特殊日期中，為了實施對社會的所謂穩控，在如上的這些日子，前後都會控制幾天甚至十幾天，這樣每個月事實上被常規性定為敏感與特殊需要加強特別控制的日子就有差不多一半。由於有的月份還有兩個甚至三個敏感日，那就基本上全月處於特別控制狀態。除此之外，一年中總有那麼些國家的重大外事活動，如國際會議，元首到訪等等，自然被當作特殊日子而需要對國民嚴加控制。這樣一來，一年中就有一半以上是在敏感與特殊的控制日期中，事實上就將整個國家常年置身於一種特控狀態，使特別的日期與特殊的管治手段變成了社會一種常態。也因為如此，北京乃至中國不少地方的異議人士、學者、維權人士遭到長年軟禁、監控，使一種對外宣稱是特殊時期的特別控制，變成了社會大多數時間的管治常態。
當一個國家將全年絕大部分時間變成了特殊狀態時，也就使不特殊的日子反而成為了小數。當一個社會一年中大多的日子都變成了需要特別控制的日子時，這個社會就會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就如弦終日膨得緊緊的，社會就必不斷遭到扭曲、變形，就會產生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病態、怪象，公民的基本人權就會在這種特殊狀態下被侵害、蠶食、剝奪，直到蕩然無存。
一個社會怎麼會淪落入長年特控狀態中？原因當然極為複雜，除了極權主義本質上有侵佔一切權利的要求外，極權當局多年來製造了太多冤情與災難，使社會民怨沸騰，官民矛盾日熾，各種衝突四起，社會深陷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狀態，也是顯而易見的原因。在這種社會官民關係高度緊張中，極權當局將一切可能引起人們聚集、聯想、思考及可能與外面交流的日子，都視同對己統治的威脅，因而全部定為需要特殊控制的日子，就成為一種順理成章。這種將全年大多日子定為特控日，從表面直接看來是一種不自信，其實根子還是權力合法性缺失，權力造孽太甚，積怨太深所致。如此下去，只要極權統治延續到一定日期，最後肯定會將全年365天都變成特殊日子，而成為需要特別控制的。這樣也就將特控變成了徹底的常規，將違法侵權變成了社會的常態。
極權當局將社會生活以一個個特殊日期需要特殊控制為借口，進而將整個全年365天變成特殊日子加以控制，這正是極權統治的本質需要。多年來，中國社會沒有隨著現代文明進步而使民眾一天天感到舒心與寬鬆，而是一天天感到自身權利的喪失，自身生存環境的惡化，正是這種極權一次次將特控變成常態的結果。
(據：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