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舟：罗湖口岸的柏林墙

11月9日，是柏林墙倒下25周年的纪念日。在东德长大的总理默克尔主持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两百万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8,000个发光的白气球沿柏林墙原址组成约15公里长的「灯光边界」，并于9日晚放飞夜空，向极权统治下的丧生者致意；倒墙幕后推手、83䰄的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出席多项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称「绝不会忘记当年，东德人勇敢地走向街头，拆毁象征独裁政权的柏林墙的那一天」。
    
    世界没有忘记柏林墙，中国亦以异样的方式讥讽了这个象征冷战结束的纪念日到来，11月7日，香港学民思潮一名成员，经罗湖口岸前往深圳时，被内地边检部门以参与「违反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拒绝入境。一个普通中学生，并非学民组织的核心成员，亦从未于媒体曝光，是日应约去深圳与亲友吃晚饭，没想到却成中共维稳的对象，见证了罗湖口岸「柏林墙」依然屹立。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对此感到震惊，称「唔知政府掌握有几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认为，事件反映内地海关设有港人黑名单，质疑港府是否容许中央在港监控港人。
    
    「国家安全」、「黑名单」，这些都是柏林墙时代为人熟识的字眼。当年东德政府称柏林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旨在防范西方势力的侵略威胁，另一个理由是阻挡西方间谍前往东欧。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东德境内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
    
    据统计，前东德公民中每66人中就有1人常年为秘密警察服务，远远高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的比例。前东德1,8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就有1人上了「黑名单」，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极权统治下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贫困，导致了东德人纷纷外逃。战后至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陆续有近30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18%。155公里的柏林围墙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演绎了无数令人泪下的命运悲剧。
    
    在柏林墙纪念馆内，你会读到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让世人想起秦始皇暴政，更让港人想起那凄风苦雨的「大逃港」岁月。众所周知，深圳河曾是中国的柏林墙，就逃亡人数和死难者而言，柏林与香港，是小巫见大巫。昔日逃港者、现旅居伦敦的陈通教授着有《偷渡香港》一书，他指出，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陆有二百多万人成功偷渡香港，而三百万人死在偷渡路上。梧桐山上的坟茔，深圳湾海面曾经遍布的浮尸，等待着最后数字的揭密。
    
    高墙是暴力的象征，人类自由选择的动力却无法长期压抑。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民的自主创造力空前释放，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日趋活跃。然而，中国禁锢思想的制度化高墙依然存在。今天的禁锢，与三十年前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统辖已大不相同，而是政治精英集团维持其特权的必然结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与另外两位作者2009年合作出版《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解释了上述政治禁锢存在的缘由。诺斯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存在两种社会秩序，一种是「受限进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另一种是「开放进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
    
    在前者的秩序中，国家设定受限的进入而创造经济租，而这些租金被精英阶层分享用以支撑社会秩序，「从而产权的发生和法律制度亦为精英的权利所界定。」诺斯认为，经济中的竞争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竞争，因而那种「开放进入经济组织」和「限制进入政治组织」的失衡体制格局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
    
    对于中国而言，「受限进入」的高墙，不仅是指禁止包括学民成员在内的许多境外异议人士的入境栅栏，也是指至今仍然囚禁刘晓波和无数背负「寻衅滋事」罪名的维权抗争者们的监狱高墙，更是指臭名昭著的、旨在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内容的「国家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
    
    《国际歌》唱到：「让思想冲破牢笼」，作为信奉者的中共却在用各种「柏林墙」继续筑构思想的牢笼，学民成员被拒入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描述的那种「因为缺乏包容、贪婪和恐惧而造成」的高墙现象，而更加坚定了「鸡蛋碰高墙」的抗命信念。
    
    （据：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