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舟:罗湖口岸的柏林墙

11月9日,是柏林墙倒下25周年的纪念日。在东德长大的总理默克尔主持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两百万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8,000个发光的白气球沿柏林墙原址组成约15公里长的「灯光边界」,并于9日晚放飞夜空,向极权统治下的丧生者致意;倒墙幕后推手、83䰄的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出席多项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称「绝不会忘记当年,东德人勇敢地走向街头,拆毁象征独裁政权的柏林墙的那一天」。
    
    世界没有忘记柏林墙,中国亦以异样的方式讥讽了这个象征冷战结束的纪念日到来,11月7日,香港学民思潮一名成员,经罗湖口岸前往深圳时,被内地边检部门以参与「违反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拒绝入境。一个普通中学生,并非学民组织的核心成员,亦从未于媒体曝光,是日应约去深圳与亲友吃晚饭,没想到却成中共维稳的对象,见证了罗湖口岸「柏林墙」依然屹立。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对此感到震惊,称「唔知政府掌握有几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认为,事件反映内地海关设有港人黑名单,质疑港府是否容许中央在港监控港人。
    
    「国家安全」、「黑名单」,这些都是柏林墙时代为人熟识的字眼。当年东德政府称柏林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旨在防范西方势力的侵略威胁,另一个理由是阻挡西方间谍前往东欧。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东德境内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
    
    据统计,前东德公民中每66人中就有1人常年为秘密警察服务,远远高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的比例。前东德1,8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就有1人上了「黑名单」,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极权统治下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贫困,导致了东德人纷纷外逃。战后至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陆续有近30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18%。155公里的柏林围墙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演绎了无数令人泪下的命运悲剧。
    
    在柏林墙纪念馆内,你会读到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让世人想起秦始皇暴政,更让港人想起那凄风苦雨的「大逃港」岁月。众所周知,深圳河曾是中国的柏林墙,就逃亡人数和死难者而言,柏林与香港,是小巫见大巫。昔日逃港者、现旅居伦敦的陈通教授着有《偷渡香港》一书,他指出,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陆有二百多万人成功偷渡香港,而三百万人死在偷渡路上。梧桐山上的坟茔,深圳湾海面曾经遍布的浮尸,等待着最后数字的揭密。
    
    高墙是暴力的象征,人类自由选择的动力却无法长期压抑。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民的自主创造力空前释放,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日趋活跃。然而,中国禁锢思想的制度化高墙依然存在。今天的禁锢,与三十年前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统辖已大不相同,而是政治精英集团维持其特权的必然结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与另外两位作者2009年合作出版《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解释了上述政治禁锢存在的缘由。诺斯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存在两种社会秩序,一种是「受限进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另一种是「开放进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
    
    在前者的秩序中,国家设定受限的进入而创造经济租,而这些租金被精英阶层分享用以支撑社会秩序,「从而产权的发生和法律制度亦为精英的权利所界定。」诺斯认为,经济中的竞争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竞争,因而那种「开放进入经济组织」和「限制进入政治组织」的失衡体制格局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
    
    对于中国而言,「受限进入」的高墙,不仅是指禁止包括学民成员在内的许多境外异议人士的入境栅栏,也是指至今仍然囚禁刘晓波和无数背负「寻衅滋事」罪名的维权抗争者们的监狱高墙,更是指臭名昭著的、旨在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内容的「国家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
    
    《国际歌》唱到:「让思想冲破牢笼」,作为信奉者的中共却在用各种「柏林墙」继续筑构思想的牢笼,学民成员被拒入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描述的那种「因为缺乏包容、贪婪和恐惧而造成」的高墙现象,而更加坚定了「鸡蛋碰高墙」的抗命信念。
    
    (据: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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