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幻影公众》书摘
（阅读时间：2014年10月11日——10月20日，书摘内容原文在书中的位置为逆序）
1．“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只不过是旁观者的声音。因此，我坚持认为，旁观者一定要与行动者区别开来，二者所能采取的行动有本质上的差别。在我看来，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确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适当参与，而他们的参与在性质上不同于执行者。”
2．“民主的虚假理想只能走向幻灭和好管闲事的暴政。如果民主不能为公共事务指引方向，擅长于此的哲学会鼓励人们大胆尝试他们不可能承担的使命。这必将失败，但也将蛮横干预个人自由。公众须归位，做该做的事，以发挥优势特长，让每个人更有可能摆脱迷惑的野兽般的肆虐和怒吼。”
3．“培养公民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应该从公职教育中清晰地分离出来。公民权与公共事务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来面对。公众舆论是盲目而热情的、间歇性的、简单化思维的、表面化的。”
4．“问题本质在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他们与事件的关系有着根本性差别。只有局内人能够做决定，并不是因为他更有天赋，而是因为他被置于能够清楚地了解事件并采取行动的位置上。局外人总是无知的、不相干的、爱管闲事的，他们企图在陆地上驾船航行。”
5．“民主从来没有推动过公民教育的发展，它只是为需要尽责的人提供一些所需的浅显知识。事实上，它并没有塑造出优秀公民，而是造就了一群业余的管理者。它没有教过孩子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而只是给他一些粗糙的、不完整的建议，告诉他在乱掺和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
6．“民主理想从未定义过公众职能，它想当然地将公众当作所有事情笼统、朦胧的管理者。这个混乱的概念深深植根于神奇的社会观念中。“人民”被凝缩为一个人；他们的意愿被凝缩为一个意愿；他们的想法被凝缩为一个想法；他们被凝缩为一个有机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细胞。”
7．“传统民主概念的虚假在于未认识到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根本差别。它误入歧途的原因是希望局外人也能像局内人那样处理实质性问题。没有任何教育方案能预先教会他处理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没有任何宣传机制、教育机构能预先告诉他，危机中采取行动的细节和所需掌握的专业知识。”
8．“我的最后一招建议，如果公众不能用这些检验指导他们的行动，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如果能够克制住自己，保持中立，要比成为盲目的党派偏见者好得多。”
9．“习惯的养成和风俗的形成需要时间。演说者会在任何时候抓住机会展现自己的重要，但是一壶水不必一直沸腾，也不必因一些无关紧要的原因而搅动。”
10．“由于在所有的争论中坚持理性精神，我们便会形成长期保持理性思维的习惯。在理性习惯盛行之处，没有什么观点是绝对的，没有什么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至少会有一种折中的办法。”
11．“如果出现了任何经过凝练提升的公众舆论，它必定源自对当前重大问题整体判断的具体拆分，源自那些局部的、具体的判断。并不是所有公众感兴趣的问题都包括在政治视野内，或者通过政党系统得以解决。因此，在具体论战中，构想出帮助旁观者判断的标准，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12．“在成熟而完善的社会里，总会存在某种虚伪而严肃的竞选战役。让人激动的不是国家命运，只不过是游戏的结果。有些人的激动是真诚所致，如同任何陶醉中产生的热情；更多人的激动是被煽动起来的，金钱的投入可以帮助广大选民克服惰性。”
13．“经验表明，即使最聪明的公众群体最终也必将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做出选择，由谁来执掌国家政权，组织国家和军队体系。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就不会形成民意政府，那将是独裁者和政治阴谋家制定规则的舞台。”
14．“他们提出的异议可能是错的，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愚蠢的，但是，以个人冒险的方式提出公开批评，这是规则不得人心的一个信号。因此，广泛的批评具有超越其自身价值的重要意义，从表面上预示规则的不稳定性。”
15．“开放性的辩论也许没有结果，或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它有助于识别出党派偏见者与私利维护者。如果能够在真正的公众中识别出他们，辩论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16．“在任何社会，建立在自我否定和个人牺牲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都毫无价值可言。它完全不能体现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为公共事业付出也是想获得其内在知识。”
17．“公众的组成人员并非一成不变，他们随事件变化而变化，一个事件的参与者可能是另一个事件的旁观者。在不同领域里，人们变换着身份，忽而是事件的决策者，忽而是一个普通的旁观公众。”
18．“我并没有摒弃公众所有的社会功能，我只是说，公众应该放弃名不副实的社会功能。当企图插手具体问题的时候，公众只能成为愚蠢而不明智的联合体。因为只有一个利益原则被普遍认可，这个原则是：所有的具体利益都受制于既定规则。”（李普曼：《幻影公众》）——可悲的是这是已有合理规则前提下的理性。
19．“公众利益并非体现在准则、契约、习惯之中，而体现在对准则、契约、习惯体系的维护过程中。公众关心的是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是法律的运行方式，而不是法律针对的具体情况；是契约的神圣，而不是契约的细节；是风俗习惯建立的基础，而不是这个或者那个风俗。”
20．“公众舆论认为，约翰·史密斯应不应该做，或者做什么，都不重要；公众无需知道史密斯的动机和需要，这与公众不相干。但是，约翰·史密斯必须依照承诺办事，也就是按规则办事，这对公众很重要，因为除非社会契约的制定、执行、修订有既定规则可依，否则社会就无法建构。”
21．“在我看来，公众并不是个体公民的集合体，而是对某一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一些人们，他们只能通过支持或反对执行者对事件施以影响。”
22．“理想状况是，当问题产生时，由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来解决。从长期来看，与利益相关者协商给出的解决方案相比，公务人员或者通勤车上只阅读报纸通栏标题的普通人不可能给出更好的方案。没有道德准则，也没有政治理论能够长期利用公众舆论直接达成一致意见，以令强权解除武装。”
23．“当公众舆论试图直接参政的时候，它无法摆脱失败或暴政的宿命。它无法理智地掌控或处理问题，唯一的方式是整体冲突。民主政治理论并没有揭示出这一事实，因为它将政府职能当作人民意愿的体现。这是一个幻想。”
24．“公众舆论的最高理想是保护那些为反对强制力量而随时准备依据理性采取行动的人。”
25．“公众舆论充其量也不会是一个具有持久性的、代表理性的革命力量。无论专制统治有多么深重，只要没有引发危机，公众舆论就不会发起挑战。所以必须先要有人对专制统治提出挑战，公众只能是支持他。”
26．“尽管我们乐于相信，公众行为的目的充满正义，承载真善美，但是，面对现实，这种信念无法自圆其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并不知道某一危机事件中，真理和正义究竟是什么，也就无法形成一个美好的、正确的统一意见。公众同样无法感知邪恶的存在。”
27．“公众在演出进行到第三幕的时候抵达，在演出结束前离场，只要能辨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做出这种判断，通常不需要什么天赋，只要看看表演，了解一点剧情，掌握粗略的信息就可以了。”
28．“我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基于多数原则的选举都是含有军事隐喻的，是内战的一种升华和变体，是没有流血的书面动员，就是这样的。”
29．“在政治领域中，为多数原则进行的辩护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它的道德优势，而只是强调，文明社会中，多数人的强权必需得以体现。我把选举称作是一种征募行为，是一种表达支持或反对的联盟，是一种动员。”
30．“多数原则被认为具有内在的道德与智慧的美德。19世纪，人们就通常认为，多数人中蕴藏着大智慧，那是上帝的声音。有时候，这种恭维是一种由衷的神秘信奉，也有时候，是一种与权力理想化相伴随的自欺欺人。本质上，它不过是君权神授的一种新面目。”
31．“公众舆论是决定公共事务次要的、间接的因素，这一认识为我们发现公众舆论的局限性，寻找公众舆论的可能性，提供了线索。”
32．“在人数庞大的群体中，无论其中每个人拥有多少明确的观点，这个群体都必须采取统一行动。人群越庞大、越复杂，最终的统一意见就会越模糊、越简单。”
33．“舆论意见整合的过程就是强化抽象感觉，弱化具体意义的过程。在庞杂的舆论转化为具体行动之前，最终的选择已经被限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中。究竟哪一个选项会最终胜出，做决定的不是公众，而是掌控着公众舆论的个别人。”
34．“个体公民并非对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不知道怎样处理，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将要发生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持神秘的民主主义者的想法，即无知个体的混合体能够给予公共事务持续的引导力量。”
35．“理想所表达的应该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否则它将颠覆真正可能实现的目标。在我看来，将公民视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十分虚假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这样的理想只能误入歧途。”
36．“如此种种优生的、教育的、道德的、平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弊端疗法都假设，选民们与生俱来拥有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且他们正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前进。我认为，这是个虚假的理想。我并不是说这理想不受欢迎，而是说这理想无法实现，如同一个大胖子想成为芭蕾舞蹈家。”
37．“社会主义者有关民主的设想，在根源上存在误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不可思议地认为，给已经无力承担现有负担的人们增加新使命，会让他们更加胜任公民责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假设是一个无止境的公民责任的怪圈，是一团由本已经非常复杂的政治利益扭成的乱麻。”
38．“在一些煽动性的言论中，比如政治竞选演说中，他听到自己和其他三亿民众被比喻成智慧、力量和正义的源泉，被誉为政治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他心中残存的判断力对此无法接受。他无法始终扮演一只光彩夺目、情绪饱满的公鸡，因为那必须每天早起叫醒太阳。”
39．“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
（据萧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