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會議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會上，習近平就智庫建設談到：「隨著形勢發展，智庫建設跟不上、不適應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質量智庫。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可見，中國在社會大轉型之際，產生了對高質量智庫需求的飢渴感。然而，面對千年變局，中國怎麼會沒有及時成長起適應這種歷史需要的智庫呢？
放眼今日存在於世的中國各種智庫，可以大而統之地劃分成兩種類型：其一、權力主導下設立的智庫，屬奉旨建庫，可稱官辦智庫；其二、民間一些志同道合者針對共同關心的一些問題而聚合起來調研求解的智庫，屬民間自發性形成的智庫，可稱民辦智庫。介於這官辦與民辦兩者之間的官民合辦或名民實官型的智庫，本質上都是官庫，只是形式上換了張皮而已，所以理應都劃歸官辦行列而在此就不必單獨探討。
縱觀文革之後，中國確定改革開放而向世界敞開大門以來，至今已近四十年，中國智庫發展以1989年為分界，可分為前期草創繁榮與後期壓制萎縮的兩個不同時期。
文革後至1989年期間，中國智庫由破土草創到迅猛發展，迎來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智庫繁榮期。這時期，中國社會各界在文革結束後痛定思痛，上層統治集團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改革勢力打破了諸多統治禁制，社會以反思為引擎而帶來了一個思想解放的「小陽春」，與之相應的各種智庫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社會蓬勃生長，全國各地各種社團、民刊、研究小組、沙龍風起雲湧，讓人應接不暇。雖然在1979年底出現過一波打壓，取締了全國許多民間社團與刊物，但高校與體制內自發性的社團與調研組織卻得以存續，進而形成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民間智庫與官方智庫的融合互動，產生了對中國歷史具有重大推動作用的高質量的智庫——官府中的「三所一會」（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民間獨立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走向未來叢書》編委等等。
從現在披露的一些材料來看，當年那些官辦或民辦的高質量智庫，都是在整個社會解禁，公民社會極為活躍的背景下，最初多是由幾個志同道合者自發組織開展起來的。如當年參與改革智庫、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王小魯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參加了當時一個自發組織的小組，叫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就是一批年輕人聚集在一起討論，研究農村問題，到農村做調查，寫研究報告。後來獲得了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開始從一個自發組織變成官方認可的組織，設在社科院的農經所下邊。因我當時還在社科雜誌社工作，沒把關係轉過去，但從小組成立開始，我就一直參加發展組的活動，主要是跑農村調查，研究包產到戶等等問題。當時這個小組寫了很多調查報告，對那時的農村改革起了不小的作用。」上世紀八十年代，整個社會思想極為活躍，到處可見「大家或者跑到公園裏找個沒人的地方討論問題，或者找個空閒的辦公室或什麼人家裏，星期天聚到一塊，一次一個專題，討論問題。」高校的社團、沙龍、讀書會等等，似乎每天都有各種講座、討論等活動。正是這種發育旺盛的公民社會的背景，促使了當時社會各種興趣愛好者的聯合，並就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展開專題性調查研究，為中國改革提供出了寶貴的建議，從而湧現出許多有開拓性的高質量的智庫。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這些八十年代為中國改革作出重大貢獻的智庫遭遇全軍覆沒，「三所一會」、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走向未來叢書編委等均被取締，主要負責人或被捕入獄，或者流亡海外，或被邊緣化。從此，中國自發性根據興趣與專長組織起來調查研究問題的智庫遭到嚴格控制，公民社會被統治集團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甚至定為威脅政權統治的「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地防範、壓制、剿滅，進而屢屢發生公民聚餐被拘禁，研討被沖散，調查被禁止等等，嚴重侵犯人權，破壞法制的匪夷所思的極端事件。
八九鎮壓之後，中國當局對公民社會的成長採取「露頭就抓，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方針，社會智庫不僅純民間自發性的完全被扼殺，不給任何生長空間，高校社團與沙龍被禁止，就是官府自辦的智庫也遭到了清理整頓，許多被取締，僥倖得以保全的也被嚴格控制調研課題，限制活動範圍。在如此肅殺環境之下，中國智庫多半脫離了針對社會問題調研求解的目標，轉而成為替官府政策論證解說的粉飾性御用機構。放眼今天中國，那些真正想獨立研究些問題的智庫，根本就沒有生存的空間。如公盟、傳知行、愛知行、立人等等調研機構被一再查禁，主要負責人被以各種理由抓捕入獄或監控軟禁一樣，中國獨立智庫完全陷入絕境。
正是因為有「八九運動」之後中國獨立智庫遭致鎮壓，存續的智庫調研項目受到嚴格限制，許多智庫變異成官府政策的註釋庫而不敢直面中國現實問題的原因，才導致今天中國社會大轉型到來之際，高質量智庫嚴重不足，能提供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有價值的可用方案極度匱乏的困境。
從中國過往幾十年智庫發展的歷史來看，只有解除那些束縛人們思想的條規，取消那些約制人們交流、聚會、碰撞的槓桿，卸掉那些阻隔公民社會成長的藩籬，讓人們從行動到思想充分自由活躍起來，使公民社會得到繁榮與發展，這樣才能為各種興趣愛好者提供平台，才能促進各種獨立自發性研究深入，才能為智庫的成長提供豐腴肥沃的土壤。一個繁榮的智庫時代，才會產生出高質量能影響歷史的大方案，才能勝任歷史發展的需要。而那種恐懼、扼殺公民社會，卻指望能產生出高質量智庫，純粹是緣木求魚。
（據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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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公民社會是智庫成長的沃土
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會議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會上，習近平就智庫建設談到：「隨著形勢發展，智庫建設跟不上、不適應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質量智庫。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可見，中國在社會大轉型之際，產生了對高質量智庫需求的飢渴感。然而，面對千年變局，中國怎麼會沒有及時成長起適應這種歷史需要的智庫呢？
放眼今日存在於世的中國各種智庫，可以大而統之地劃分成兩種類型：其一、權力主導下設立的智庫，屬奉旨建庫，可稱官辦智庫；其二、民間一些志同道合者針對共同關心的一些問題而聚合起來調研求解的智庫，屬民間自發性形成的智庫，可稱民辦智庫。介於這官辦與民辦兩者之間的官民合辦或名民實官型的智庫，本質上都是官庫，只是形式上換了張皮而已，所以理應都劃歸官辦行列而在此就不必單獨探討。
縱觀文革之後，中國確定改革開放而向世界敞開大門以來，至今已近四十年，中國智庫發展以1989年為分界，可分為前期草創繁榮與後期壓制萎縮的兩個不同時期。
文革後至1989年期間，中國智庫由破土草創到迅猛發展，迎來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智庫繁榮期。這時期，中國社會各界在文革結束後痛定思痛，上層統治集團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改革勢力打破了諸多統治禁制，社會以反思為引擎而帶來了一個思想解放的「小陽春」，與之相應的各種智庫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社會蓬勃生長，全國各地各種社團、民刊、研究小組、沙龍風起雲湧，讓人應接不暇。雖然在1979年底出現過一波打壓，取締了全國許多民間社團與刊物，但高校與體制內自發性的社團與調研組織卻得以存續，進而形成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民間智庫與官方智庫的融合互動，產生了對中國歷史具有重大推動作用的高質量的智庫——官府中的「三所一會」（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民間獨立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走向未來叢書》編委等等。
從現在披露的一些材料來看，當年那些官辦或民辦的高質量智庫，都是在整個社會解禁，公民社會極為活躍的背景下，最初多是由幾個志同道合者自發組織開展起來的。如當年參與改革智庫、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王小魯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參加了當時一個自發組織的小組，叫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就是一批年輕人聚集在一起討論，研究農村問題，到農村做調查，寫研究報告。後來獲得了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開始從一個自發組織變成官方認可的組織，設在社科院的農經所下邊。因我當時還在社科雜誌社工作，沒把關係轉過去，但從小組成立開始，我就一直參加發展組的活動，主要是跑農村調查，研究包產到戶等等問題。當時這個小組寫了很多調查報告，對那時的農村改革起了不小的作用。」上世紀八十年代，整個社會思想極為活躍，到處可見「大家或者跑到公園裏找個沒人的地方討論問題，或者找個空閒的辦公室或什麼人家裏，星期天聚到一塊，一次一個專題，討論問題。」高校的社團、沙龍、讀書會等等，似乎每天都有各種講座、討論等活動。正是這種發育旺盛的公民社會的背景，促使了當時社會各種興趣愛好者的聯合，並就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展開專題性調查研究，為中國改革提供出了寶貴的建議，從而湧現出許多有開拓性的高質量的智庫。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這些八十年代為中國改革作出重大貢獻的智庫遭遇全軍覆沒，「三所一會」、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走向未來叢書編委等均被取締，主要負責人或被捕入獄，或者流亡海外，或被邊緣化。從此，中國自發性根據興趣與專長組織起來調查研究問題的智庫遭到嚴格控制，公民社會被統治集團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甚至定為威脅政權統治的「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地防範、壓制、剿滅，進而屢屢發生公民聚餐被拘禁，研討被沖散，調查被禁止等等，嚴重侵犯人權，破壞法制的匪夷所思的極端事件。
八九鎮壓之後，中國當局對公民社會的成長採取「露頭就抓，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方針，社會智庫不僅純民間自發性的完全被扼殺，不給任何生長空間，高校社團與沙龍被禁止，就是官府自辦的智庫也遭到了清理整頓，許多被取締，僥倖得以保全的也被嚴格控制調研課題，限制活動範圍。在如此肅殺環境之下，中國智庫多半脫離了針對社會問題調研求解的目標，轉而成為替官府政策論證解說的粉飾性御用機構。放眼今天中國，那些真正想獨立研究些問題的智庫，根本就沒有生存的空間。如公盟、傳知行、愛知行、立人等等調研機構被一再查禁，主要負責人被以各種理由抓捕入獄或監控軟禁一樣，中國獨立智庫完全陷入絕境。
正是因為有「八九運動」之後中國獨立智庫遭致鎮壓，存續的智庫調研項目受到嚴格限制，許多智庫變異成官府政策的註釋庫而不敢直面中國現實問題的原因，才導致今天中國社會大轉型到來之際，高質量智庫嚴重不足，能提供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有價值的可用方案極度匱乏的困境。
從中國過往幾十年智庫發展的歷史來看，只有解除那些束縛人們思想的條規，取消那些約制人們交流、聚會、碰撞的槓桿，卸掉那些阻隔公民社會成長的藩籬，讓人們從行動到思想充分自由活躍起來，使公民社會得到繁榮與發展，這樣才能為各種興趣愛好者提供平台，才能促進各種獨立自發性研究深入，才能為智庫的成長提供豐腴肥沃的土壤。一個繁榮的智庫時代，才會產生出高質量能影響歷史的大方案，才能勝任歷史發展的需要。而那種恐懼、扼殺公民社會，卻指望能產生出高質量智庫，純粹是緣木求魚。
（據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