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出现了耳鸣现象。它已经延续了几天。不见好。我知道我需要休息。
去了一座海边城市出差。事情办完。回京的时候在机场发生了数小时的不愉快。
飞机延误。
机场总会播出一个女声，女声以职业性的声音告诉你，你所乘坐的航班因为什么“原因”延误，而原因一概是不明确的含糊用语，之后这样的女声会抱歉地通知大家，请你们耐心等待。
你总归已经过了安检，你就得坐在那儿异常无聊的等待。因为我的一生在漂泊中度过，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等待。此前我会读书，我可能也是一脸的麻木在读书。但我现在眼睛花了，我想读书得拿出花镜，我现在对如此的等待只能是无聊加之焦虑。
我在无聊中拿出来一本书，我想以最快的时间读完她，她是《哈维尔文集》。李慎之先生写作的序言我几乎能够背过。其中的一段话中如此写道：“……他(哈维尔)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我戴上了花镜，在读书。我刚读了几行，机场候机楼内又一次广播，以同样的声音告诉你，请你耐心等待。你所乘坐的航班没有到达。原因仍是含混和模糊的。女声仍是异常抱歉地通知大家，请你们继续等待。
于是我看到了一群群痴呆的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体痴呆，透出麻木，透出耐性，透出被洗脑后、被社会挤压后、被生活磨练后、被残酷的现实教育后的一张张痴呆的脸。这一片痴呆的脸在我眼前晃动。大家有一个人是在尊严地生活么?没有。
于是我合上了书本，仍是焦虑。后极权主义的社会，特指是在斯大林受到了空前的批判后的极权主义的国家社会。前极权主义的社会特指是斯大林控制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后极权主义的社会指向性明确，是极权主义社会已经摇摇欲坠，走向了崩溃与没落。民主法制社会是全世界任何体制下的国家走向的不可逆转的标志型社会。
我想思考，想静下来，但是我一次一次走向吸烟室，在里面的一片浑浊空气中，吸几口烟赶紧逃出来。但候机楼狭小，我眼前仍是晃动着那一片痴呆的脸……
在三个小时后我听到了又一次同样的广播声音，我开始陡地愤怒，有些抑制不了的激动，我走向了几个公安值班人员，厉声让他们叫出来机场值班领导，我说我要投诉!公安人员让我冷静，说他们不管投诉，他们只管秩序。那我只能走向机场人员，机场人员听到了我的喊叫，仍是让我冷静，让我投诉航空公司。但是航空公司的人员让我投诉前方要到达的站点，即北京机场。说人家没有给我们通知，我们的飞机就飞不了啊!
于是出现了耳鸣。突然的耳鸣。我有些激动，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我的耳鸣就发生了。
这是国情。当你要投诉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立即会发现这些人们下意识的、神经质的、不约而同的、没有任何商量的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相互使用习惯后的用语、相互有些阴谋诡计、但是相互之间的配合默契(也许他们压根没配合只是长年累月习惯后的配合?)是如此的让你愤怒!
这是垄断体制下的无奈。
我很想再吼一声，乘坐同一航班的这批人，少说应该有一百多人至二百多人吧?你们全体听到了我一个人在喊叫，我喊叫的词汇异常清晰，请一个领导出来给大家道歉，而非抱歉。抱歉这样的词汇不清晰，具有不确定性。抱歉是谁也没责任，道歉是有人出来承担了责任。我只要求这样的道歉，这是最低的起码的要求，没人出来道个歉么?没有。我等待了三个多小时之后，没有一个“领导”人出来说一声对不起?而我们买的是机票，是国内各类交通工具中相比较最贵的机票，延误了航班，你得对乘客有所交代吧?最起码的给一瓶矿泉水喝吧?过了餐点，得有快餐供应吧?如果航班不确定起飞时间，得有个休息的地方吧?
全没有。
大家只能如此这般的痴呆地等待。
也许我的要求过分了?是么?
我没有过分的要求，只要求一声对不起，这些机场干部、航空公司干部、公安领导们、前方要到达的北京机场人员……没有人会出现，说一声对不起。
这仍是国情。这仍是我们的国民素质。
而此时北京正在召开四中全会。国家在商量大事情。你们一小群人误机算个什么屁事儿呢?
我急，愤怒，喊叫的嗓子哑了，我买一瓶水喝，三十元一瓶。过了安检了，这里只有一处卖饮料咖啡的小卖部，一瓶水三十元?我没有虚构。我只能掏三十元买了一瓶饮料喝下去，服务员告诉我包括座位费。而座位费是咖啡厅的椅子，比之候机楼的椅子还要简陋还要坐着不舒服。
我喝完了水，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头白发的山东汉子劝我说，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也别生气了。他刚一搭嘴，立即涌出了更多的劝说我的人，有年轻人，有老中青三代人，全说的一模一样的话，全说的是——生气了没用。讲理么，最终的理由让你找空气。原因就是空气恶劣，前方不能降落，你有什么办法?!
我听了，想回答，又不便回答。我心里想说的是：我只要求一声对不起，这么难?是，太难。
遇到了如此状况，谁也不会向你说一声对不起。谁也没有责任!但是我更想回答的是：我们民族的素质如此低劣么?当你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侵犯的时候，大家全体是痴呆的?麻木的?还全有理由，让我冷静?
悲哀!
想想也是。
我活到了六十岁。我经历的如此这般的事情还少?不少。我遭遇到的挫折更不少。明明是对方错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承担相应责任。
除非你撞上了枪口，像落马贪官这一拨;像“薄不行，厚不行，永康更不行……(不便照写，略。)”
我看着我面对的一群人，老中青三代人的脸，我照实说了，我只是要求一个对不起。我没有任何奢望的要求吧?
瞬间便听到了一片回答，回答的让我惊讶及无奈。
——谁给你说对不起?是雾霾?
——空中飞行这事儿，机场是独自管理;航空是独自管理;安检是独自管理;公安是独自管理;配套餐饮是独自管理;汽油供应是独自管理，那你要求谁说一声对不起?
——这说法不对，我们买的是一张机票，我们管它那么多?条条块块的管理是他们的事儿，这位大叔说的对啊?只要求出来一个人说一声对不起，错了?
——错啦!只要有人出来说对不起，立即会有后面的事情出现，供饮料，供餐，得让人在宾馆里休息，这笔钱谁出?
——谁出钱?关你的屁事儿?反正你不会出吧?我们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侵犯，不应该也和这位大叔一样吼一声?
——你傻B呀?没人会搭理你的!
——你才傻B呐，操你妈的，我们在这儿说事儿，你骂人?
——嘿，找揍啊?出去?咱出去单练?
……
我看着这两人要挽袖子缕胳膊的，脸已经涨成了青紫色。我立即起身并不劝说，这两个傻B，包括我也是傻B。我走了，我走向一个人少的地方落座。
我立即听到了身后是一片詈骂和吼叫，要打架。
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而打起来之后，首先失去的是事实和意义。但是他们懂这些么?我很理智，我只是声音大了些，我要求一个对不起。但是乘客自己怎么就要打架了?
我立即发现吼的声音太大，我的耳鸣有些让我心里更烦。我得静下来。
也立即意识流动，想到一次小型沙龙聚会。突然讨论到了一个话题，为国民素质低下。
有数据，据说是联合国统计数字，从精神面貌、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礼仪素养、全民教育、经济条件，身体素质、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等等共计118项指标中体现了国民素质。国民素质是综合概念，包括思想、修养、礼仪、文化、政治、体能、道德、教育等等方面统计出来的数据。
我们的国民素质在全世界排名为倒数第二。是全世界的第167名。
第一名是日本，第二是美国。
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排名和朝鲜、泰国等排列在一起。
我的发言简短，我说这是一类侈谈。为什么要谈论国民素质?当领导我们的前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比流氓更可恨的时候，和恶魔相比拼的时候，谈论国民素质?是侈谈吧?有意义么?
自建国以来，百姓及知识分子的命运便犹如一息尚存的游丝，当上层高层的素质低劣低下、视子民万众如草芥蜉蝣时，我们在谈论国民素质，不是侈谈么?国民素质是举国上下的素质，而非民众吧?
而周永康的“反腐败报告”视频如果今天拿出来放，他说的“多好”?可以夸夸其谈一下说一上午，他念秘书给他准备好的稿子的时候，也可以脱稿演讲的，可以即兴发挥的，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又是惊人的腐败典型。那还谈什么国民素质?而徐才厚是政工干部他提拔上来的政工干部群体，能有几个好鸟?薄熙来在重庆黑打的时候把法西斯手段全用上了，但他却要求万众一心唱红歌?
那我们还要侈谈国民素质?
于是从我落座的地方眼盯过去，仍是一片痴呆的脸。我想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神态一定也是痴呆的……
你还得忍受，还得麻木，还得等待，还得如此面对痴呆生活下去。你和任何一个国民相比，并不特殊。
而那边，已经打了起来，是真打。几个乘客满嘴詈骂并有了肢体冲突，警察有事儿干了，开始行动，秩序是必须要维持的……
那位向着我说话的山东汉子走了过来，咕哝说，打，打，本来咱们是一拨，现在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唉，这个民族要完蛋。
我盯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这位山东汉子一下上升到了民族要完蛋，我们之后相互盯着看，我想我俩的脸全是痴呆麻木的……
终于登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15分。
我本来对于空姐的职业性微笑有好感。此时我觉得这些空姐的笑容没有任何内含，也是痴呆的，职业性的让人不习惯了。
——您好!
——您好!
我陡地吼了一声，我不好!我的耳鸣加重。我听到了我内心的回响，我是不好!情绪受到了影响和刺激。本来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事情办得很快也舒心。但是你摊上了如此的延误，又遭遇了如此的推诿及看到了如此的一片痴呆的脸，当然也包括我。
此时写这篇短文，耳鸣仍如故。我想我再不敢激动了?是么?否。
得呐喊——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这是鲁迅老先生的原话。
2014、10、26、凌晨匆匆写于北京
（據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