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我在專欄中既寫了吳仁華也寫了陳子明，吳仁華是一位八九民運英雄，陳子明也是。儘管他們在八九民運過程中觀點與方式幾乎完全不同，在我看來他們卻有一樣的價值。
吳仁華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老師，第一批上街，最後一批撤退，89年6月4日凌晨4時半，當頭戴鋼盔、全副武裝軍人逼近紀念碑時。同為政法大學教師的劉蘇里對吳仁華說：「轟轟烈烈跟老共幹了一場，今天兄弟倆就是死在這裏也值了。」吳仁華們是以必死的心留守廣場的，但最終劉曉波等人的談判，使廣場堅守者們基本撤離，吳仁華偷渡流亡後，在美國成為一名八九民運的史料學者。
陳子明呢？1989年5月17日開始正式介入廣場學運，他主持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主題是引導學生們撤離廣場，讓學生運動免受重創，轉而以其它方式爭民主反腐敗。而戴晴、李澤厚等十二位學者，5月14日也曾親自到廣場勸離學生，並與官方保持密切的接觸，但被廣場學生視為官方的說客，甚至有學生罵這些勸說者「滾開」。
陳子明用他的整個生命歷程，證明自己的觀念與立場，也證明自己是一位真心英雄，但如果陳子明當時出現在廣場，勸離學生，陳子明也會被罵得狗血一身。我記得當時吾爾開希曾要求學生離開廣場，但廣場廣播，開除叛徒吾爾開希，廣場由外高聯接管。
像吳仁華們一樣，把一場和平的運動，推動到極致，直到最後撤離，甚至像少數堅守者那樣，不撤離，等待被捕。這是一種選擇，別人無法剝奪。
但，作為一場和平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不需要休場機制？轉場運作？甚至退場機制？一場運動能夠發動起來，萬人靜坐，百萬人示威，千萬人支持，這是何等的壯觀，但在特定的時間，進行休場，或轉場（讓學生運動轉入校園內進行）、轉型（通過其它方式持續和平抗爭），也許難度很大，但對於保護參與者熱情與實力，獲取最終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活動組織者最大的擔憂是，學生與市民運動，更多是基於熱情，所謂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公民運動一旦休場，就給了對手以機會，再想發動，就會非常艱難。
當時的學運或民運，正在高潮迭起中，人們沒有意識到巨大災難真的會來臨，我記得非常清楚，六月三日傍晚我騎車回校時，儘管看到一輛載有軍人的軍車在西單附近被阻，晚上也聽到電視新聞裏義正辭嚴的不允許上街通知，但就是無法想像，他們開動坦克、手持衝鋒槍以屠城的方式開進長安街佔領廣場。
當然，現在香港不同於北京，香港的抗命運動也不會像當年北京民運那樣，直接威脅到政權的穩定與安全，所以中央難以出重拳，或以大規模流血的方式來終結香港抗命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央不會以某種方式介入，大陸官方媒體已開始造勢，認為香港某些區段暴力活動升級，認為有敵對勢力參與香港抗命活動，梁振英表示，外國勢力向來都參與香港政治，「佔中」也不例外。官媒予以呼應：「各種跡象證明，這場『港版顏色革命』始終是有組織的，並且因為有國外政治勢力和金錢的支持，才能在人人喊打的大環境下負隅頑抗。」
甚至官媒還將港獨這樣一個字眼醒目的警示出來，把一場單純的爭普選活動，與一些政治敏感詞聯繫起來，以使抗命活動被泛政治化、污名化。
學聯與港府第一次對話之後，傘花抗命運動是否應該進入第二階段？
香港學生與市民和平的傘花抗命運動，已經歷了第一個博弈期，轉型到第二個博弈期，第一個博弈期，人們已看到香港學生與市民的和平理性抗爭，也看到了香港政府動用警察暴力、釋放催淚彈，甚至動用不明背景的社會力量，暴力威嚇、毆打抗命的學生與市民（通過港人亂港，以尋找暴力鎮壓的機會），抗爭與反抗爭陷入戰略僵持期。中央政府不願意收回人大決議，學生與市民一定要爭取真正的普選權。
香港高等法院20日傍晚六時半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佔領旺角多個路段。法官接受三位申請人的理據，認為目前堵路對公眾造成滋擾，頒下禁制令，禁止佔領人士佔據旺角相關街道。
學聯方面最新回應說，政府在第一次對話中提出的建議空泛，除非客觀環境轉變或政府提出更具體建議，否則不急於進行第二次對話。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表示，即便港府不能立即接納公民提名，也應該制定一個路線圖和時間表，說明如何一步步把公民提名納入政制框架，否則難以說服公眾撤退。
對佔中的學生們來說，現在非常糾結，如果輕易退出，那麼後續的談判籌碼在哪裏？如果不退出佔中，曠日持久的佔領活動，使抗命運動面臨更多的問題與更大的壓力。而這也許是大陸當局故意拖延時間，以期觀察的原因。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休場、轉場與離場，都應該是一個應該考量的問題，或一個選項。如果沒有達到目標，可以適時選擇休場，或發動每周一次大示威，或可以發動百萬人大簽名，通過港府提交中央，還可以直接要求與習近平中央對話，總之持續佔中，並不是唯一選項或最佳選項，如果有相對低成本的路徑可供選擇，為什麼固守一種方式呢。也許最終不能完全改變大陸全國人大的決議案，但可以在開放提名委員會人選方面，獲得突破性進展。
（據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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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祚來：公民運動中的休場與轉場機制
這段時間，我在專欄中既寫了吳仁華也寫了陳子明，吳仁華是一位八九民運英雄，陳子明也是。儘管他們在八九民運過程中觀點與方式幾乎完全不同，在我看來他們卻有一樣的價值。
吳仁華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老師，第一批上街，最後一批撤退，89年6月4日凌晨4時半，當頭戴鋼盔、全副武裝軍人逼近紀念碑時。同為政法大學教師的劉蘇里對吳仁華說：「轟轟烈烈跟老共幹了一場，今天兄弟倆就是死在這裏也值了。」吳仁華們是以必死的心留守廣場的，但最終劉曉波等人的談判，使廣場堅守者們基本撤離，吳仁華偷渡流亡後，在美國成為一名八九民運的史料學者。
陳子明呢？1989年5月17日開始正式介入廣場學運，他主持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主題是引導學生們撤離廣場，讓學生運動免受重創，轉而以其它方式爭民主反腐敗。而戴晴、李澤厚等十二位學者，5月14日也曾親自到廣場勸離學生，並與官方保持密切的接觸，但被廣場學生視為官方的說客，甚至有學生罵這些勸說者「滾開」。
陳子明用他的整個生命歷程，證明自己的觀念與立場，也證明自己是一位真心英雄，但如果陳子明當時出現在廣場，勸離學生，陳子明也會被罵得狗血一身。我記得當時吾爾開希曾要求學生離開廣場，但廣場廣播，開除叛徒吾爾開希，廣場由外高聯接管。
像吳仁華們一樣，把一場和平的運動，推動到極致，直到最後撤離，甚至像少數堅守者那樣，不撤離，等待被捕。這是一種選擇，別人無法剝奪。
但，作為一場和平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不需要休場機制？轉場運作？甚至退場機制？一場運動能夠發動起來，萬人靜坐，百萬人示威，千萬人支持，這是何等的壯觀，但在特定的時間，進行休場，或轉場（讓學生運動轉入校園內進行）、轉型（通過其它方式持續和平抗爭），也許難度很大，但對於保護參與者熱情與實力，獲取最終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活動組織者最大的擔憂是，學生與市民運動，更多是基於熱情，所謂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公民運動一旦休場，就給了對手以機會，再想發動，就會非常艱難。
當時的學運或民運，正在高潮迭起中，人們沒有意識到巨大災難真的會來臨，我記得非常清楚，六月三日傍晚我騎車回校時，儘管看到一輛載有軍人的軍車在西單附近被阻，晚上也聽到電視新聞裏義正辭嚴的不允許上街通知，但就是無法想像，他們開動坦克、手持衝鋒槍以屠城的方式開進長安街佔領廣場。
當然，現在香港不同於北京，香港的抗命運動也不會像當年北京民運那樣，直接威脅到政權的穩定與安全，所以中央難以出重拳，或以大規模流血的方式來終結香港抗命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央不會以某種方式介入，大陸官方媒體已開始造勢，認為香港某些區段暴力活動升級，認為有敵對勢力參與香港抗命活動，梁振英表示，外國勢力向來都參與香港政治，「佔中」也不例外。官媒予以呼應：「各種跡象證明，這場『港版顏色革命』始終是有組織的，並且因為有國外政治勢力和金錢的支持，才能在人人喊打的大環境下負隅頑抗。」
甚至官媒還將港獨這樣一個字眼醒目的警示出來，把一場單純的爭普選活動，與一些政治敏感詞聯繫起來，以使抗命活動被泛政治化、污名化。
學聯與港府第一次對話之後，傘花抗命運動是否應該進入第二階段？
香港學生與市民和平的傘花抗命運動，已經歷了第一個博弈期，轉型到第二個博弈期，第一個博弈期，人們已看到香港學生與市民的和平理性抗爭，也看到了香港政府動用警察暴力、釋放催淚彈，甚至動用不明背景的社會力量，暴力威嚇、毆打抗命的學生與市民（通過港人亂港，以尋找暴力鎮壓的機會），抗爭與反抗爭陷入戰略僵持期。中央政府不願意收回人大決議，學生與市民一定要爭取真正的普選權。
香港高等法院20日傍晚六時半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佔領旺角多個路段。法官接受三位申請人的理據，認為目前堵路對公眾造成滋擾，頒下禁制令，禁止佔領人士佔據旺角相關街道。
學聯方面最新回應說，政府在第一次對話中提出的建議空泛，除非客觀環境轉變或政府提出更具體建議，否則不急於進行第二次對話。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表示，即便港府不能立即接納公民提名，也應該制定一個路線圖和時間表，說明如何一步步把公民提名納入政制框架，否則難以說服公眾撤退。
對佔中的學生們來說，現在非常糾結，如果輕易退出，那麼後續的談判籌碼在哪裏？如果不退出佔中，曠日持久的佔領活動，使抗命運動面臨更多的問題與更大的壓力。而這也許是大陸當局故意拖延時間，以期觀察的原因。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休場、轉場與離場，都應該是一個應該考量的問題，或一個選項。如果沒有達到目標，可以適時選擇休場，或發動每周一次大示威，或可以發動百萬人大簽名，通過港府提交中央，還可以直接要求與習近平中央對話，總之持續佔中，並不是唯一選項或最佳選項，如果有相對低成本的路徑可供選擇，為什麼固守一種方式呢。也許最終不能完全改變大陸全國人大的決議案，但可以在開放提名委員會人選方面，獲得突破性進展。
（據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