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界人權宣言的序文早已把法治與人權掛鈎，各成員國「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
2. 若把形式上的法治與實質正義混淆，甚至只提條文以圖掩蓋正義的重要性，是原則上完全錯誤。現今的文明社會中，法治不再僅僅是依法執行及遵守法律。大律師公會於6月11日回應白皮書的聲明的第4段亦強調這一點：
「尊重法治（根據香港及國際文明社會所理解的「法治」）遠遠超乎事事只求「依法辦事」或「依法施政」那麼簡單，它包括在權力行使上適當地自我制約，好使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得到適當的重視和彰顯。」
3. Lord Bingham（賓咸勳爵）亦解釋如此狹隘的理解是「削奪法治的價值、違反基本價值，因而違背了法治精神」、「法治必須用法律保障該社會認同的基本人權」。（「法治」 (2007) 66(1) 劍橋法律期刊l 67，第76-77段）這也是現今社會中對法治最權威的演繹。
4. 誠然，上世紀最著名法律學者之一Herbert Hart（赫伯特•哈特）指，法律並不只是外在加予的刑罰，還有其「內在」價值。當法律的內在價值被肯定，其正當性亦從而確立。公民抗命，如果我們正確理解的話，正正就是拒絕承認該法律的內在價值。法治精神，就是要求人民不應不論法律的道德基礎而絕對服從法律條文。按此理解，人們對法律的認同必然是有條件的。就正如Ronald Dworkin（朗諾．德沃金教授）在《關於不檢控公民抗命案件》一文（紐約書評，1968年6月6日）闡述：
「當議題觸及基本個人或政治權利，而最高法院的審決亦備受爭議時，人們基於他們的社會權利，應可拒絕接受該決定為最終裁決。」
5. 從法理學來看，公民抗命並沒有損害法治精神，反而使其得以確立，蓋因公民抗命自身就是對法治精神的追求。公民抗命，就是以司法秩序的根本原則之名，拒絕承認不義法律，從而表達對法律的忠誠。儘管公民抗命可能要為負上刑責，但他們為了挑戰違反人權的不義法律時，他們並不逃避這些公義社會下正常的法律責任；他們只是透過徹底的對抗，譴責及推翻該條他們認為必然是錯誤及不正當的法例。
6. 儘管這以真誠撼動人心的抗爭會帶來極大的犧牲，但道德上，公民抗命的勝利就是法治的勝利。公民抗命帶來的並非失序，而是長遠的穩定，達致「阻止及糾正偏離正義的事件」之效。（John Rawls（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定本，1999，哈佛大學出版社，383頁。）
7. 正如大律師公會所言，公民抗命無疑是透過違反法律去喚醒社會對公義之追求。若非政府多年來對大眾民主的訴求充耳不聞，人們也不會走上公民抗命之途。我們深信公民抗命者都懷著崇高理想，亦不見得有任何人認為法庭會就此免除他們的罪責。反而，大律師公會突然質疑與譴責公民抗命者圖以法律辯護逃避刑責，令我們大惑不解。
8. 我們不理解何以大律師公會如此緊張、關注並嚴正斥責「有人」形容討論憲制框架是「花招」。在政制層面，法律理應反映人民對政治體制的期望，而非反過來限制人民的自由，政治問題政治解決。而且我們必須指出，人大落閘之時，他們已經背棄了法律、同樣適用於香港的國際人權公約，甚或人大過往關於香港政改問題的解釋（詳情請看我們之前就人大決定的聯署聲明）。在權力極度不對等的角力中，我們不明白大律師公會為何會在談判前夕一刻，以如此嚴厲語氣呵責學生的一句「花招」。
9. 學生多年來以全無或極少干擾民生的手法表達對民主的渴望，得不到政府回應，才逼不得已重奪廣場、佔領街道。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亦向受影響的市民道歉，希望盡量避免影響民生。同時，我們深信學生無意貶損法治、憲政等。不民主的政制、拒絕給予人民基本人權的政府，才是對生活、法治、憲政最根本、最大的威脅，望市民大眾明察。
港大、中大、城大法律學生政改關注組
2014年10月13日
（据香港獨立媒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