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

基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欧洲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不怪”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何光沪(资料图)

　　受访嘉宾：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生，贵阳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真学院特约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神圣的根》、《何光沪自选集》、《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天人之际》和《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等。

       蒋保信，共识网编辑

       基督教对中国有正面作用

　　蒋保信：我在秋风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大概从2003年起，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教。这种转向的原因，除了他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之外，还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其实，杨小凯就写过文章，论证宪政与基督教之间的直接关系。您怎样看待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转向?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吗?

　　何光沪：我没读过秋风这篇文章。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要有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光听您转述的这段话，好像秋风也觉得基督教是有这个作用?

　　蒋保信：在那篇文章里，秋风应该是没表述自己的态度。

　　何光沪：他现在是主张儒学。至于杨小凯的论证，我知道一些，他举了很多国家的例子，还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说明多数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其实韦伯的那部经典，已经在经济方面作了众所周知的论证，即基督新教的伦理，有助于实业性的资本主义，有助于现代理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

　　近来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但程度可能不一样：程度最轻的，只是对基督教有兴趣;程度最重的，就皈依了。说“转向”不合适，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主张，基督教是个人层面的内心信仰;任何人都有这两个层面，二者可以并存。当然，无论是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最终皈依了它，也许又有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朝政府也保护鸦片贸易，为了收税获利。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在当时的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支持下，虽然屡战屡败，仍然坚持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决定。

　　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在我妻子下乡当知青的贵州贫困县威宁，苗族农民都说“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辈子”!一年之中许多时间是靠土豆为生。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几十个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文字，翻译印刷圣经，使得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伴张道惠夫妇(Harry and Anne Parsons)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传教士还兴办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了!

　　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或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忘恩负义(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只是无数例证之一)吗?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

　　其实，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各领域都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是市场制度;政治的理性化，是民主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的正能量。看看基督教对戊戌变法、对辛亥革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相信，现在如果让它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它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肯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蒋保信：说具体一点的话，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光沪：社会转型中复杂的、尖锐的众多矛盾，随时都可能激化，那当然会带来许多痛苦。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镇痛。当然马克思同时还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没有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让人民得到安慰，增加承受痛苦的能力。这不是没道理的。